內容提要：高青子是活躍于1930年代北平文壇的一位新進女作家，但高青子與沈從文的特殊關系完全籠罩、遮蔽了高青子的生平與創作。高青子作為現代女作家的形象并未確立。以高青子就讀武昌文華圖專圖書講習班為線索，其早年就讀北京崇慈女中并在校刊上發表文學作品的經歷“浮出歷史地表”。在鉤沉高青子《虹霓集》之外的佚作，并對沈從文致高青子唯一留存信件《答辭八》與致胡適信件考證基礎上，確認并關注沈從文與高青子文壇導師與青年作家之關系，更清晰地顯示高青子與沈從文創作上的互文互滲關系。確定高青子不是作為沈從文情感附庸而存在，并將其放到現代女作家序列中進行定位。

關鍵詞：高青子；《虹霓集》；沈從文；生平與創作

高青子在現代文學史上被人所知，乃是因她與沈從文的特殊關系。正因為兩人的關系太受關注，高青子本人的生平與創作極少被人論及。對于高青子，除了與沈從文捕風捉影的關系之外，我們知之甚少。這一方面是為賢者諱，了解二人關系的，如朱自清、吳宓、徐芳、蕭乾等，因事涉個人隱私，皆避而不談，或只在個人日記中偶有涉及；另一方面，學界對于高青子的直接史料掌握不全，無法全面詳細討論。于是，高青子逐漸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或者只是作為沈從文的八卦對象出現。事實上，高青子的創作在1930年代的北平女作家中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其早年經歷與創作歷程都有跡可循，將高青子作為一位現代女作家，而不是沈從文的情感附庸來評價，有其必要性與價值。

一、高青子、沈從文關系之由來

目前，通過金介甫、邵華強、劉洪濤等的研究，學界對高青子的生平與創作已有初步認識。1987年，金介甫的《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七章第76條注釋，金介甫認為《水云》是沈從文寫自己婚外戀情的作品，高青子是其中被證明的一個。1992年全譯本《沈從文傳》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條注釋被保留，現摘錄其關鍵部分如下：

人們都知道，四十年代沈從文在昆明時期有過一位“女友”，即青年詩人高青子（韻秀），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人們以為沈曾把她寫進《看虹錄》。沈夫人張兆和知道這位詩人，曾說起過她。邵華強訪問過與高青子當年同宿舍住過的伙伴，從中了解到三十年代沈在熊希齡別墅里輔導過高怎樣作文。在兩人昆明重逢之前，高對沈一往情深，遠遠不止于一般情誼。所以高的事跡恰恰符合《水云》二七五頁至二七九頁寫的那個偶然。

由此，沈、高故事進入公眾視野。1997年劉洪濤在拜訪張兆和時，曾就此問題向她詢問。2006年，時隔多年后劉洪濤在《沈從文小說新論》一書中對這次訪談有所披露：

1997年筆者訪問張兆和先生時，她對此事耿耿于懷。她承認高青子長得很美，當時與沈從文關系密切。親友們曾居中勸解，而且有人給高青子介紹對象，希望他們的關系就此了結。張兆和說，翻譯家羅念生就是一個“對象”的人選。

劉洪濤不僅在訪談中披露了張兆和對沈、高關系的看法和感受，也借助高青子的小說集《虹霓集》來佐證沈、高關系的細節，這是學界第一次關注高青子的創作。他認為《虹霓集》“其中一些作品表現了一個剛從中學畢業的女子的生活和情感歷程，有明顯的自敘傳色彩。”特別是《紫》從八妹的視角寫哥哥炎在未婚妻珊和紅顏知己璇青之間徘徊不定的三角戀故事，與沈從文當時的處境吻合。小說人物名字也頗具象征意味，八妹讓人想到沈從文的九妹沈岳萌，珊是張兆和小名三三的諧音，璇青是沈從文筆名璇若和高青子的拼接。劉洪濤考證，沈從文與高青子在1930年代就已存在婚外戀情的關系。這一關系的確認，引發了對沈從文《邊城》《八駿圖》《水云》等作品的重新解讀。2012年解志熙在劉洪濤考證的基礎上結合裴春芳發現的佚文《摘星錄·綠的夢》及相關文獻，以“愛欲抒寫”對沈從文1920—1940年代的文學行為進行實存分析，成為近20年來沈從文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2011年臺灣學者蔡登山根據采訪徐芳得到的一手資料，對沈、高來往過程進行整體敘述，披露了徐芳對高青子的印象：高青子是福建人，當時只是高中畢業，但對于文藝頗為喜好，后來她的寫作和沈從文的提攜有極大關系。另一方面引用費慰梅關于1936年初沈從文情感危機的敘述，對沈、高關系做相應補充：

一個例子是，沈從文所愛的年輕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個人暫時留在了北京。一天早晨，他幾乎是哭著趕到梁家，來尋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訴她，他每天都給妻子寫信，把他的感覺、情緒和想法告訴她。接著，他拿出剛剛收到的一封妻子來信給她看，就是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寫給妻子一封長信，坦白地表明了他對北京一位年輕女作家的愛慕和關心，其中一句傷心的話引起了妻子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為自己辯護。

費慰梅從1936年1月29日林徽因寫給她的信中得知此事，1936年2月27日林徽因致沈從文信也可作為重要證據，費慰梅的說法具備可靠性。

綜上，學界早在1980年代就關注到沈、高的特殊關系，但重點主要是為了厘清兩者關系。換言之，高青子是作為沈從文的婚外戀對象進入學界，而非一個獨特的女作家。以往研究也隱隱顯示沈從文對高青子的創作影響較大，在其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忽視沈從文這一角色，就無法真正理解和全面認識沈、高關系。撇開沈從文不談，僅從高青子出發，也有諸多疑問有待解決。為何目前所知只發表過小說的高青子在時人印象中會是一個青年詩人？高青子的本名究竟是高韻琇還是高韻秀？高青子到底創作了多少作品，其價值如何？高青子在與沈從文相遇前的經歷怎樣？關于沈從文和高青子故事的通俗讀物泛濫，兩人關系愈發撲朔迷離，因此考證和梳理這些歷史問題，從高青子的視角來看沈、高關系，就顯得別具只眼。更不論高青子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女作家，亦具有其獨特價值。她的作品《紫》《黑》分別由蕭乾、葉圣陶推薦入選1937年出版的《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后分別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四集小說集二》《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鉤沉》等。高青子的小說頻頻入選現代小說的經典選本，足以證明其自身意義。對于高青子早年經歷，張新穎提及“高韻琇曾于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學習。”就這一線索，按圖索驥，可以逐漸吹散遮在高青子身上的“迷霧”，并由此見到高青子的真容。

二、高青子早年經歷及其創作

高青子曾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學習，在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第8卷第3期《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校聞欄上有一則題為《開辦第三屆講習班》的信息。這則信息公布了第三屆講習班人員名單，并說明了招生情況。文中提及“北平崇慈女中保送高韻琇女士”，1939年高青子曾以高韻琇之名入職西南聯大圖書館，以及高青子早年在北平教會中學就讀的經歷，可以斷定這位高韻琇就是高青子。根據該講習班的一年學制，可以判定1937年6月15日第9卷第2期《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上刊載的“本校本年度講習班畢業生”的照片，就是1936年入學的第三屆講習班的畢業合影，而高青子正在其中，現將這張合影披露如下：

前排左一為高青子（圖片來源：《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第9卷第2期，1937年6月15日）

合影中哪位是高青子？不難猜測。高青子雖沒照片流布，但時人對高青子外貌多有描述，如張兆和承認高青子長得很美，程應镠說她“氣韻不俗”，凌叔華形容她“身材高挑，長得像枝梨花般”，合影中當得起長得很美、氣韻不俗、身材高挑多種特點的，就只有前排左一那位女士，尤其身材高挑這一特征，前排左一最為明顯。結合時人描述與合影中三位女性的形貌，判定照片中前排左一為高青子。這是目前所見高青子唯一流布出來的照片。

由文中“北平崇慈女中保送高韻琇女士”，可知高青子畢業于北平崇慈女中。此前，只知高青子畢業于教會中學，并不知是北平哪所教會中學。崇慈女中發行的刊物有《崇慈女中季刊》《崇慈月刊》《崇慈年刊》，現今所存均有殘缺。但令人驚喜的是，《崇慈月刊》僅存1932年6月第3期，卻刊載有署名“韻琇”的創作《清明》（詩歌）《夢里人》（小說），結合高青子就讀崇慈女中的大體時間，以及此后她在文華圖專圖書講習班學習、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的署名皆為高韻琇，可知此處署名“韻琇”的即為高韻琇，也就是高青子。因此高韻琇就是高青子的原名。《崇慈女中季刊》僅存1934年6月第1期，該期沒有署名韻琇的作品。《崇慈年刊》1936年出版，所載初高中應屆畢業生沒有高韻琇。以此推測，高青子可能在1936年6月前就已畢業。至于是1933年、1934年還是1935年則不太確定。高青子并非由崇慈女中應屆保送，講習班對保送者是否應屆并無硬性規定，只要求有高中畢業程度即可。

韻琇：《夢里人》，《崇慈月刊》1932年6月第3期

令人不解的是，高青子1936年9月前已經發表了《紫》《畢業與就業》《冤家》《榮子》《黃》，已成為北平文壇小有名氣的女作家。《紫》發表當期《國聞周報》“編輯后記”給予頗高評價：

本期文藝欄的《紫》，這篇故事美麗凄艷的得直是一首田園抒情詩。它描述的是男女間一種崇高細膩的情感，作者的筆也正是那么超俗灑脫。在這里，人事的糾纏和花香星辰混為一片，故事的文字也同樣不缺乏那種特殊的芬芳氣息，處處閃耀著機智和光澤。論安排故事，渲染人物，調遣文字，本篇作者在當今異常消沉的女作家群中，無疑地將是一朵罕見的“紫花”。

正是在創作取得一些成績、前景一片大好的時候，高青子為何選擇前往武昌文華圖專進修？對已證實的高青子創作進行統計，便會發現武昌一行成為她創作道路上的分界點。現將高青子的創作制表如下：

高青子創作年表

從上表可知，高青子的創作大約以1937年為界分成前、后兩期。前期以高青子入讀講習班截止，后期以高青子入職西南聯大圖書館開始。這些創作發表的時間節點隱隱顯示高青子的創作與沈從文關系疏離的聯系。事實上，刊載高青子作品的刊物幾乎全與沈從文有關，甚至《虹霓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極可能是沈從文的推薦。正如1941年的一則文壇逸話《沈從文提拔女作家》記述：

記得那時有一個替他抄寫移使的某小姐，原是北京一個教會中學的畢業生，姿色不惡，而且相當聰明。沈從文對之，頗為賞識，于是就勸她習于寫作，并且告訴她說：將來不難與冰心女士并駕齊驅。這位小姐倒也相當采納，練習復練習，加以沈從文予以潤色，這位小姐的文章，在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以及上海的文叢雜志等，就先后發表了，并推許為“華北唯一新進女作家”，不消說，這是沈從文的一手提拔了。這位小姐的筆名，就是“青子”。

被沈從文推許為“華北唯一新進女作家”的高青子，為何決定暫時放棄寫作，離開沈從文，前往武昌就讀講習班？她又是如何在畢業之后得以保送就讀于該講習班？沈從文在她轉業的過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沈從文唯一保留，且公開發表，但一直被忽視的致高青子的信件《答辭八》以及致胡適的一封信或許是問題的關鍵。

三、《答辭八》：沈從文致高青子唯一公開書信

沈從文：《答辭八》，《大公報·文藝》（天津）1936年1月15日第78期

1936年1月15日天津《大公報·文藝》第78期刊載《答辭八》一文，署名沈從文，收信人為“青先生”。“青先生”是誰？《沈從文全集》《沈從文年譜長編》均未標注，也未見各類研究論文、著作提及。《答辭八》和“青先生”沒有得到關注，事出有因。沈從文經常給讀者、投稿者回信，收信人姓名或者隱去，或者用別名代替。因而，這些收信人也就無從查考。但對于署名“青先生”的收信人，稍加留意就能發現，指的就是高青子。《答辭八》是沈從文寫給高青子指導和鼓勵其創作的信件，很可能也是目前唯一一封公開的沈從文寫給高青子的信件。認為“青先生”就是高青子，理由如下：

一、“青先生”的稱呼，如果不是沈從文有意制造虛假的稱謂掩蓋信息，那便是收信人的真實姓名或筆名中包含一個“青”字，所以稱之為“青先生”。此時沈從文的交際圈中，符合此稱呼者，高青子有極大可能。那么，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沈從文故意捏造一個虛假稱謂，以混淆視聽呢？不完全排除，但可能性不大。照沈從文的寫作習慣，他對于需要避諱或不愿讓讀者知道的信息，習慣使用X這一符號替代，而非制造假信息。如其他沈從文公開回復的信件，除了《答辭六》《答辭八》《答辭十》《答辭十三》有收信人的信息，其他如《“誠實的自白”與“精巧的說謊”》《關于“批評”一點討論》《談作家集團組織》等也是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公開信，不過收信人都代之以“XX先生”。也就是說，沈從文如不想透露任何收信人的信息，其稱呼就會以“XX先生”代替，否則就會以收信人稱呼相關聯的字詞來稱先生，如青先生、王超先生、言先生等。

二、根據信件的內容與高青子當時的創作，可以推測收信人就是高青子。信件開頭稱：“文章已送過另外一個地方，不久可以載出，當有一萬人來讀它。”“當有一萬人來讀它”，或為虛指，但也表明“另外一個地方”并非小報小刊，其發行量必定較大。高青子的小說《紫》創作于1935年末，發表于1936年1月21日《國聞周報》，恰好是《答辭八》發表六日后，時間先后正好相符。另外，《國聞周報》發行量極大，1933年胡政之稱“故近年銷數激增，突過兩萬”，在1936年時恐怕也有萬余之數，數量上相符。關鍵在于信中所談小說具體修改意見：“文章末尾的幾頁不用，因為那太像一個通俗小說的結尾了。好的小說在一切儼然如真，不在有頭有尾。就效果言，也用不著那種大團圓或角色死亡的悲慘作結束。”《紫》描寫的三角愛情故事正是通俗小說的常見情節，但《紫》沒有像一般描寫三角戀愛的小說一樣，產生一個悲劇，而是設置玄機，最后一段前加入一串省略號，使故事戛然而止，將故事結局拋給讀者去想象，呈現開放式結尾。《紫》的內容與結尾處理，正如沈從文信中所示，很可能《紫》最初的結尾是大團圓或角色死亡的情節，后經沈從文指點或潤色，就變成了開放式結尾。

三、與《答辭六》《答辭十》等同系列公開信相比，《答辭八》的語氣顯示沈從文與“青先生”在現實生活中認識。信中說“倘若他是個女子呢，就先得學習忘卻了他是女子，”這句話以女性為對象發聲，說明“青先生”很可能是女性。《答辭八》中也表達了沈從文對女性的看法和建議：“一個人，若覺得自己的命運被社會，家庭，以及一般環境安排得不大妥當，很受委屈，他本可以用兩只手重新來安排他個人的命運。第一件事他別怕難，第二件事他別偷懶。倘若他是個女子呢，就先得學習忘卻了他是女子（拋棄了社會對女子的種種優待），同一個男子一樣來在工作上奮斗。”沈從文的建議，與高青子約一個半月后創作的小說《畢業與就業》所表達的主題一致。小說主人公麗尼幼年失怙，從教會中學畢業后做家教謀生，但她并不對生活失望，反而在經受社會考驗后具有了“生活，你要來，你就來，我一點不怕你”的樂觀態度。這不能不讓人產生聯想，高青子正是讀了信中對女性的忠告，才創作了這篇小說。沈從文的建議也從側面反映出“青先生”是一個正擬以創作謀生的青年作家，高青子的情況與此相符。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認定《答辭八》是沈從文寫給高青子的一封信。沈從文對高青子的建議，很容易聯想到沈從文1925至1926年在北京西山慈幼院不愉快的工作經歷。此已是一段公案，一種說法稱沈從文作為“寄生者”，為自尊而決心脫離熊家照拂，開始寫作謀生。再看高青子小說《畢業與就業》中體現的寄人籬下之煩惱，與沈從文當年出走熊家有異曲同工之妙。沈從文欣賞高青子并鼓勵她走上創作道路，似有沈從文深刻的個人經驗內蘊其中。《答辭八》是公開信，不宜有過多私人情感的呈現，沈從文更多的是借這樣一封書信給青年作家們提供引導和建議。

1930年代沈從文作為北方文壇的重量級人物，手握幾個重要文學副刊的編輯權，幫扶了一大批渴望通過寫作謀生、成名的青年作家，既有日后耳熟能詳的王西彥、嚴文井、李長之等，也有在那時頗有名氣，但因種種原因逐漸在文學史中邊緣化甚至消失的劉厚坤（白坤）、王博習（莎寨）等。《答辭八》充分說明高青子也受到沈從文的提攜，從這一視角看沈、高關系，那么兩人情感關系中尚存另一面向，即作為文壇導師的沈從文和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高青子之間的師徒關系。就在《答辭八》發表約兩個半月后，1936年3月31日，沈從文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上次提到那個高先生，給她設法作小事，不知北大是不是要那么一個人服務。不能在北大作事，過別處她也愿意。望您便中回我一信。”信中的“高先生”就是高青子。在沈從文的交際圈中，高青子既姓高，又為女性，且恰好一兩年前于崇慈女中畢業，此前職業為家庭教師，很容易因故改換職業，符合信中所寫情況。凌叔華在回憶中提及：

像沈從文也是一樣，他因寫了長得細高條，像枝梨花般的高青子后，就不敢再與青子見面，因怕妻子張兆和吃醋，只好替我吹噓一番把她往我這兒送，真是好氣也好笑。

這印證了沈從文確曾為高青子的工作勞心費力。為何沈從文在兩個半月前剛通過《答辭八》向高青子表達對她走上創作道路的鼓勵，這時又改變主意，開始替她尋找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時沈從文與高青子之間爆發了情感危機，這種情感危機表現在張兆和回南方娘家及沈從文去林徽因那尋求情感安慰。在此背景下，沈從文替高青子尋找工作的舉動極有可能是為了擺脫與她在現實生活中的交集，以此解決情感危機。高青子1936年9月前往文華圖專圖書講習班進修不僅與沈從文相關，而且很可能是沈從文請托胡適或凌叔華在中間起了作用。

1936年9月高青子去講習班進修后，沈、高暫時分離，但到1939年6月高青子入職西南聯大圖書館，沈、高在昆明再次發生交集，并傳出緋聞。昆明時期，高青子重回文學創作之路，進入第二個創作高峰期。高青子這些創作的發表，可以明顯看到沈從文在背后的推手作用。對于高青子這位在沈從文生命中如流星般劃過的女子，她和沈從文之間復雜曲折的感情，我們該如何理解？下面試圖從他們創作的互文互滲關系中得到更深的認識。

四、高青子、沈從文文學創作的互文互滲

在與沈從文未相遇之前的中學階段，高青子就已在校刊上發表文學作品。目前已知的是兩篇，其中《夢里人》以淞滬會戰為背景，書寫一對戀人顧沖漢和秦可瑛在國難關頭的悲歡離合，表達愛國情懷。《清明》是高青子對已逝母親和兄長的祭奠詩。兩篇作品均十分稚嫩，藝術水準較低。值得重視的是，高青子既然在中學校刊上就有新文學創作，這意味她中學期間就對文藝有較大興趣，閱讀時興文學作品便在情理之中，沈從文作為當時風頭正健的新文學作家，便可能在高青子的閱讀范圍之內。由此，《水云》中沈從文第二次與高青子見面時，高青子作為沈從文忠實崇拜者的形象，不是沈從文的刻意塑造，而是與高青子相遇時，對方在文學上的基礎和興趣給他帶來的深刻印象。沈從文借偶然之口說出：“我看你的小說，覺得很美，當真很美。”所謂小說的美既指高青子對沈從文小說的深刻印象，其實也是她的創作在沈從文影響下具有的最顯著特點。

一方面，在獲得沈從文的指導后，高青子的創作發生了顯著變化，運筆不再稚嫩，能夠恰到好處地調動各種官能來描繪事物，使得小說猶如畫卷一般。下面是小說《榮子》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字：

黃昏的霧氣，浮泛于那離城很遠近乎鄉村的一片平原，一片房子，那霧仿佛一幅輕紗，有點兒發白，又淡淡地煊染著點兒紫色，薄薄的紫色，透明而且溫柔。風在空氣中緩緩地搖動，晚禱的鐘聲也緩緩的在空氣中搖動，禮拜堂頂尖上的十字架上，黑壓壓的棲滿了行將歸巢的烏鴉。

以上文字熟練運用各種官能對景物進行細描，頗具沈從文小說的文字之美。不過，高青子的描寫顯得更為精致、柔美，也稍顯刻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青子作品中時常出現沈從文風格的語句，譬如《榮子》中“世界太寬了，人心與人心恰恰如天上星子，很不容易碰頭。”《冤家》中“機會加人事形成命運。命運將兩個個性趣味完全不同的生命維系到一處……”等，這些文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沈從文的創作，甚至不排除正是沈從文修改了高青子小說的痕跡。無論是對生活的感知，還是文字的運筆，高青子的創作明顯地受到沈從文的影響，這為其作品增色不少。

青子：《榮子》，《武漢日報·現代文藝》1936年7月10日第72期。

另一方面，高青子的創作主題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虹霓集》各篇及《榮子》《詩人》等，這些小說具有鮮明的自敘傳特點，探討青年女性走上社會所面臨的各種選擇與可能；其二是《奶奶，我回來了》《新時代》等幾篇創作于抗戰爆發后的小說，這些小說關注社會上的人事，反映社會的凋敝和民眾的痛苦，體現高青子抗戰后的創作轉向。相較而言，最能代表高青子創作水準的是前者，數量也較多。以《黑》為例，《黑》講述“我”客居上海，鄰居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湖南女孩“喜妹子”。“喜妹子”在湖南時有一個心上人叫“佑佑”，本來已經準備結婚，但“佑佑”在一次出航中，為救另一個人而卷進洄水里，不見了蹤影。后來“喜妹子”的家人也相繼死去，她就隨親戚來上海生活。小說把如翠翠一般的“喜妹子”放置進都市里，安排“我”見證了《邊城》結尾“翠翠”不可預知的未來的一種，匠心獨具。整部小說塑造的氛圍近似于《邊城》，在“喜妹子”身上，我們仍然能看見“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以及作者對此所持的同情、憐憫之心。“喜妹子”這一人物的塑造，簡直就是對《邊城》中翠翠命運的一種可能性續寫。

镠金曾評價高青子“氣韻不俗，很有些才氣”，認為沈從文和高青子“在那些日子發表的一些文字里確實都有對方的影子。”高青子的創作本就學自沈從文，從中不難看到沈從文遣詞造句的風格和他著意追求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抗戰時一則《孤島文化通訊》評價高青子的創作細膩，當代學者丘峰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時讀到高青子的小說，也認為高青子的小說非常美，編選小組的五人都贊不絕口。在當時文壇上諸多模仿沈從文的青年作家中，高青子是特別的一位。

除此之外，高青子與沈從文都試圖把“愛欲”視為小說的重要主題。《紫》《黃》《詩人》等幾篇小說有著她與沈從文感情的投射。譬如《紫》，上文所引《國聞周報》編輯后記的評價用語“田園抒情詩”“男女間一種崇高細膩的情感”等等，容易使人聯想到沈從文的《邊城》。有論者指出《邊城》中的翠翠其實有沈從文個人的心理投射，翠翠在天保和儺送之間兩難的抉擇反映出沈從文現實生活中關于愛情之“不湊巧”的切身體驗。以此出發，剝開《紫》中三角戀愛的外殼，《紫》其實也是在書寫一種“不湊巧”，與《邊城》有一定相似。劉洪濤認為《紫》是沈從文和高青子現實中情感的投射，此說有待商榷。高青子創作《紫》的時候，兩人的情感還處在朦朧期，正是因為《紫》的發表才引發了沈從文1936年初的情感危機。過去常常被忽視的是，《紫》雖然講述三角戀的故事，但璇青的態度似乎并不想插足兩人的戀情，她作為一個第三者有著清醒的認知，但又無法克制自己的情感，面臨著人類恒有的困境。沈從文在《八駿圖》《邊城》等文本中書寫的“不湊巧”或者說愛欲的“排泄與彌補”，未曾被批評家劉西渭察覺，未曾被親近的家人朋友們察覺，卻被高青子以小說《紫》直截了當地把“不湊巧”寫出來。這或許正是沈從文被高青子打動之處。

高青子的創作在“探討青年女性走上社會所面臨的各種選擇與可能”的同時，也始終關注男女之間的人事和命運。《紫》中璇青面對炎訂婚的不湊巧；《黑》中喜妹子愛人“佑佑”的失蹤；《黃》中女詩人和一個矜持男人“藍”微妙的欲說未說的感情；《榮子》中純真善良的“榮子”因富家子弟引誘的墮落等等。對于這些不可捉摸的人事，《虹霓集》通過使用虹霓幻美的色彩作為象征，使得原本不相關聯的幾個文本，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有論者指出《虹霓集》整飭精微的形式對沈從文《七色魘》有啟示作用，《七色魘》以色彩來作為大標題和小標題的構思與《虹霓集》極為相似。考慮到高青子創作中的沈從文因素，這種相似性與其說是單方面的啟示，不如視為兩者創作的互文互滲。

青子：《虹霓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12月

1932年，沈從文在《鳳子》中寫道：“流星太捷，他去的不是正路，虹霓極美，可惜他性命不長！”高青子在《黑》中則寫道：“‘人愿意的天不同意，’這句話真對。美在風光中不能靜止。天上的長虹雖美壽命可不長。”這兩句話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所謂虹霓，代表剎那的美，即如沈從文大力贊揚清晨的“五色露”是“神跡”的代表。在這里，虹霓正如流星、露水一樣都是短暫而又美好的事物。相比于取虹霓作譬喻，不管是《虹霓集》，還是《七色魘》更多強調的則是虹霓幻美的色彩具有的象征意義。正如沈從文在《潛淵（第二節）》中寫道：

——油在水面，就失去了粘膩性質，轉成一片虹彩，美麗悅目。人的意象，有時也可以敷布于時間上，作成彩虹共有七色，且多變化，可以感覺，不易捉摸。

沈從文《七色魘》即循著這樣的思路使用不同色彩象征“從生活中發現社會的分解變化的惡夢”。故而，他后來解釋：“每一章均不相同，文字主題乍一看或有些蒙蒙不易解，總的一看即可知實明明白白。”從這一角度看，《七色魘》的構思是《虹霓集》的延續，沈從文筆下的虹霓意象也逐漸圓全，高青子的創作給予沈從文一定啟發。

需補充的是《黑》中“美在風光中不能靜止”語出徐志摩《云游》一詩，后來則在《文字》《水云》等作品中被沈從文反復化用，成為理解沈從文1940年代“抽象的抒情”之關鍵語句。這些理解沈從文心態與思想的鑰匙，率先出現在高青子小說中。沈、高在文學創作中帶有私密性個人情感的話語互滲，顯示兩人的關系超越了一般的文學導師與文藝青年關系。因此，若要對沈從文《看虹錄》《摘星錄》《水云》等“愛欲抒寫”做更深入的解讀，從高青子的創作中尋找那曾給予沈從文靈感的繆斯，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結 語

一直以來，高青子都是作為沈從文研究中的附庸而存在，其生平與創作隱而不彰。這一方面是因為沈從文的影響輻射力較大，沈、高之間情感關系關注度過高，完全掩蓋了對高青子個人生平與創作的關注。另一方面高青子的創作量不大，而且未能保持延續性，1940年代后漸漸淡出大家的視線，對其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幾近闕如。隨著新史料的發掘及高青子散佚作品的重新“出土”，使得我們可以更清晰、更豐富地描摹高青子的生平與創作。

在沈、高關系中，沈從文因其文名之盛及影響之大，在事后的各類言說中占據主導地位。高青子是沈從文情感經歷中的一抹漣漪，雖泛起一點波瀾，卻很快消失。這似乎對高青子不公平。高青子母兄早逝，無可依靠，對文學有偏好，在人生不知走向何處時，遇到了沈從文，并得其指導，步入文壇。在沈、高的情感關系中，我們知道的只是沈從文的自我言說與他人傳言，而高青子一直處于失語狀態。我們無法從高青子的視角去理解這段關系。先不去談論沈、高情感關系是否“發乎情、止乎禮”，若我們拋開兩人所謂戀情關系，而從文學導師與文學青年的師徒關系來看，那么作為現代女作家高青子的價值就應該受到更多關注，而沈從文在這段關系中的另一面向——高青子的文學導師，也需得到更多肯定。

作為師徒關系的沈從文與高青子，沈從文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關心提攜青年作家的熱情，寫信指導高青子應該如何寫作、如何修改作品，幫助高青子發表文章，并推薦高青子出版書籍。如果不是情感因素的干擾，沈、高的關系也就是沈從文與眾多青年作家指導關系的一種。令人遺憾的是，后來因為個人情感因素的摻入，沈、高師徒關系讓位于戀人關系，并受到自身道德與社會輿論的壓力，最終導致雙方的疏離。高青子也因此淡出文壇，具體去向亦不為所知，中國現代文壇也因此失去了一位極有創作特色的女作家。高青子與沈從文的創作形成了互文互滲的關系，沈從文影響了高青子的創作，但高青子的出現，也滲透進了沈從文的生命與創作之中。隨著更多新史料的發掘，作為現代女作家而不是沈從文附庸的高青子應該受到更多研究，其創作所具有的獨特審美風格，在現代女作家序列中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也應引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