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沈陽故宮的童年奔跑，到北京故宮的職業深耕，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作家祝勇用半生時光，完成了一場跨越地理與心靈的“故宮之旅”。在最新作品《從故宮到故宮》（遼海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中，他將個人記憶與文明傳承熔鑄于一爐，以獨特的文學視角叩問歷史、解讀文物，展現了一位寫作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情守望。

作為“故宮書寫者”的代表人物，祝勇的創作始終貫穿著對歷史敘事現代性的自覺探索。從早期《舊宮殿》對封建皇權的冷峻批判，到《故宮的古物之美》對文明價值的深情挖掘，再到三卷本長篇小說《國寶》對文物南遷壯舉的文學重構，他的筆觸不斷深化——宮殿不再是權力的符號，而是文明生生不息的見證。這種轉變源于他對故宮認識的升華：這座巍峨殿宇及其珍藏，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唯一不斷流的物證。

祝勇的歷史寫作始終在尋找“史料性”與“文學性”的平衡點。他深受史景遷等漢學家啟發，主張“讓歷史寫作接近藝術”，卻不失考據的嚴謹。在《從故宮到故宮》中，他糅合回憶錄、閱讀史、文化評論等多重維度，讓個人記憶成為公共歷史的生動注腳。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作家 祝勇（李強 攝）

《從故宮到故宮：我的閱讀寫作史》，祝勇著，遼海出版社2025年12月第一版

中華讀書報：書中大量篇幅回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潮，從手抄雜志到徹夜讀書，也在書中詳解《詩經》《莊子》等經典的閱讀心得，這些經典為您后來的創作以及解讀故宮的歷史、建筑與文物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祝勇：最直接的影響是愛上了閱讀，也愛上了寫作，從而奠定了我一生的事業。無法想象，我這一生如果不寫作該會怎樣度過。在我看來，不寫作的我，這一生毫無意義。至于后來要寫故宮，解讀故宮的歷史、文物，當時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寫作是一個漫長的旅程，途中看到什么樣的風景，遭遇什么樣的坎坷，不太可能提前預判，但是出發是前提，只有出發，才會有一段壯美的旅程等著你，沒有出發，就什么都沒有。少年時代的閱讀，給了我出發的沖動，盡管那時對書籍的理解非常粗淺，寫下的文字非常幼稚，但它們給我提供了一個起點，從那時開始，我就朝著自己目標前進了。

中華讀書報：您提到“新散文”要“突破文體界限”，《從故宮到故宮》融合了回憶錄、閱讀史、文化評論等多重維度，是否也是文體的突破？

祝勇：這個我不敢說。我給《從故宮到故宮》寫了一篇自序，叫《記憶來找我》。我不是在刻意回憶，到了這個年齡，回憶會自動找上門來，有時候零零星星，有時候成群結隊，有時候悄然無聲，有時候還采取突襲。總之，會突然間被往事觸動，然后一個細節又牽扯出更多的細節，沒完沒了。我就是在記憶的觸動下寫了這本書，想通過文字把那些記憶的碎片記錄下來，否則它們就會隨時間而流逝。開始的時候，覺得這些記憶片段只對我個人有意義，對別人沒什么意義，后來給遼海出版社的柳青松社長還有其他朋友講過一些，大家都覺得有意義，記錄了我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對于同代人來說，會產生心靈共鳴，年輕一代沒經歷過這樣的時代，也覺得新鮮，這些記憶碎片就有了“考古學”的意義，權且稱之為一種精神考古吧。至于寫法，我沒太在意，只要能表達我的感情就可以，您這么一說，我才意識到的確運用了多種方式，是散文，是閱讀史，也包含了許多文化評論。總之，一切有益于表達主題的，皆為我所用，這也與我一貫的寫作方式相吻合。體裁不應該成為寫作的障礙，只應該給寫作提供便利。

中華讀書報：作家劉心武評價你“蹚出了散文新路”，書中既有歷史考據的嚴謹，又有文學表達的靈動，您是如何平衡“史料性”與“文學性”？

祝勇：我是把它當作散文寫的，但是它涉及閱讀史，就離不開文學史，甚至離不開社會史、思想史。當然，這個文學史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是我以讀者身份目睹的文學史。為了避免一些基本資料不準確，我還要回過頭來查閱大量資料，以免記憶出現錯誤、偏差，有些當年讀的作品甚至進行了重讀。這又有點“知識考古”的意思。但它又畢竟不是一部史論，而是與個人生命緊緊相扣的，要寫得鮮活，回到我曾經的生活現場，去還原我閱讀、寫作走過的路。因此，它是一部原創性的作品，與個人的生命體驗相結合，而不僅僅是一部純客觀的、史料性的著作。

中華讀書報：書中記錄了與沈從文、劉心武、梁曉聲等前輩的交往，他們的治學態度或人生選擇，對您有影響嗎？

祝勇：我沒有見過沈從文先生，這是我最大的遺憾。但自2001年起，先后五次去過沈從文故鄉鳳凰，那時候鳳凰還沒有今天的旅游熱度，甚至知道鳳凰的人都很少，我是在沈從文先生作品的召引下去的，他的小說《邊城》給我極大震撼，那種根植于中國鄉土的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令我陶醉。另外，我認識他的表侄黃永玉、黃永厚、黃永前幾位兄弟，這幾位前輩給了我許多幫助和照顧，我也從他們口中得知了沈從文先生的許多故事。沈從文先生是對我寫作影響很大的一位作家，不論是他的小說、散文，還是他后來的文物研究。我到故宮博物院工作，離他來故宮工作時的辦公地點并不遠，這也是一種神奇的緣分。

我很幸運，在開始寫作的上世紀90年代，北京活躍著一大批文化老人，我認識的，有周有光、張開濟、蕭乾、陳敬容、張仃、黃永玉、黃永厚、黃苗子、郁風、王世襄、馮亦代、黃宗英、黃宗江、董樂山、丁聰、牧惠、方成、高莽、牛漢、綠原、林斤瀾、舒蕪、文潔若、傅璇琮、邵燕祥等，那時候大多七十歲到九十歲左右，給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他們的學問和成就，而是他們待人處事的態度。他們經歷了近百年的風雨，卻那么淡定、寬容、隨和、幽默，這是他們歷盡滄桑之后的通透。因此，對我影響最深刻的是他們身上的人格力量。我覺得他們是20世紀歷史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財富。如今，他們已經一個個離開了我們，我非常痛心，非常懷念他們，也由衷希望今天的讀者多讀他們的書，不要忘了他們。

我還有幸結識了劉紹棠、張潔、劉心武、馮驥才、梁曉聲這些作家，那時他們人到中年，比我現在還年輕。除了劉紹棠先生英年早逝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來，他們一直關心和幫助我。我的成長，離不開這些前輩的厚愛與支持。我最近寫了一本關于這些先生、前輩的書，已經交給譯林出版社，期待早日出版。

中華讀書報：最開始您的寫作生涯并不順利，甚至也經歷過很多退稿，是什么支撐您堅持下來？

祝勇：人生在大目標里面，包含了許多小目標。在最初階段，能賺一百塊，就是成功——其實在我開始寫作的時代，十塊錢已是巨款。那時的十塊錢叫“大團結”，只有父母發工資的時候才能見到。

我那時的寫作非常幼稚，退稿是必然。我的小目標，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在報紙、刊物上發表出來，哪怕是一個千字文，也是一個小小的成功。我不知道自己的寫作之路會不會成功，也沒想那么多，只是被一個個的小目標誘惑著，才一步步走過來。我要感謝那些刊登了我的習作的報紙、刊物，開始是《沈陽日報》，后來是《青年文學》，再后來是《人民文學》《十月》《當代》《收獲》。張仃先生說過，大器晚成是藝術創作的規律。因為一個成熟的藝術家需要不斷的積累，在充分的量變的基礎上才可能達到質變——后面這句話是我加的。在不同的階段達成不同的目標，是鼓勵我一路走下來的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最初發表不出來的日子，我也被那些小目標蠱惑著，從來不曾放棄。

中華讀書報：書中提到“記憶是生命最大的財富”，在這部作品中您是如何處理個人記憶與公共歷史的關系的？

祝勇：個人記憶勾聯著公共歷史，我在寫《從故宮到故宮》的時候，對此有隱約的意識，但還不那么明確，寫著寫著就清晰起來了，因為20世紀中國人的成長，有著鮮明的代際烙印，而且代與代之間的間距很小，差不多十年就是一代，所以今天我們分了60后、70后、80后、90后。每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都大有不同，這使每一代人經歷的都有不可重復性。正是因為這種不可重復，使得哪怕是平平常常、司空見慣的經歷，對隔代人而言都極具陌生感、傳奇性。拿我來說吧，我生于1968年，80年代上中學時開始投稿。那時寫完稿子要謄抄一份，自己留一份底稿，再寄出去一份。寄出的稿子要裝在信封里，貼上郵票，扔到郵筒里，或者拿到郵局去寄。那時的郵資，市內信件用4分錢的郵票，寄往外地的信件用8分錢的郵票，但是不能超重，超重要加貼郵票。那時我還小，不懂這些，而且是背著父母偷偷摸摸去投稿，丟到郵筒里的信封，第二天就退回來了，因為稿子厚，超重了，4分錢不夠，信封上有個紅章，上寫四個字：郵資不足，只好乖乖去郵局稱重，補貼郵票，才能寄出。那時不用的稿子一般都能退回來，有時還附有編輯親筆寫的退稿信，提出稿子有哪些不足，希望繼續努力，等等。看到編輯在印有報社、雜志社名頭的信箋上寫信，我都挺激動的，好像跟這家報紙或雜志社已然發生了密切的關系。這樣的經歷，今天的文學青年恐怕不會再有了。這是我的個人記憶，也是我們這代人共有的記憶，它們有著超出個人言說的價值，帶有公共性。因此，這本《從故宮到故宮》，是我的閱讀和寫作史，也收納著我們這代人共同的閱讀和寫作史。

中華讀書報：從沈陽故宮的童年奔跑，到北京故宮的職業深耕，兩座“故宮”在您生命中分別承載著怎樣的情感重量？

祝勇：回想起來，的確有點神奇。之前沒有想到會有這種連結。這有偶然性，或許也有些必然性。所謂必然性，就是我熱愛寫作，我的寫作又自然轉向了歷史，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相遇是或遲或早的事。承蒙北京故宮的領導和同仁們不棄，接納我，包容我，滋養我。至于沈陽故宮，我從小是在里面跑大的，我沒上學的時候，我媽經常帶著我坐上公交車，去中街，去沈陽故宮。在《從故宮到故宮》這本書里，前面一個故宮是沈陽故宮，后面一個故宮是北京故宮。沈陽故宮是起點，其實不只是指沈陽故宮這一個點，而是代表我那個有著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故鄉，那里是我生命和寫作事業起步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老師，還有扶持過我的編輯們，有的編輯，已經成為終生的朋友；北京故宮不是終點，但起碼是一個階段性的結點，它代表的是中華文明的浩大與淵深，值得我把自己的寫作生命奉獻給它。

中華讀書報：故宮作為您的“文學故鄉”，與沈陽這座物理故鄉相比，在寫作素材、情感寄托上有何區別？這種 “從故宮到故宮”的地理與心靈跨越，是否早為寫作埋下伏筆？

祝勇：在書里說過，我很仰慕的一些作家，都有他們的“文學故鄉”，比如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有紹興，沈從文有邊城鳳凰，蕭紅有呼蘭河，老舍有北平，當代文學史上，莫言有高密東北鄉，賈平凹有商州、秦嶺，陳忠實有白鹿原，遲子建有北極村，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文學故鄉”為他們的寫作提供了強大的寫作動能，甚至支撐了他們畢生的寫作。而我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始終找不到一個焦點，一個能量場。我的故鄉是沈陽，有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可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對這些了解不夠深刻，甚至于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查閱大量歷史資料，才重啟了對故鄉的認識，才知道我無數次走過的洋房，無數次目睹過的街景，許多都發生過曠世的傳奇，只可惜為時已晚。沈陽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情感上的故鄉，與我的生命血肉相連，但我對它的理性認知一直不夠深刻，它也一直沒能成為我作品表現的對象——像前面提到的作家那樣。而對于北京的故宮，我是有心靈呼應的，因為我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時，已經有過一段時間的寫作經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有了一定的積累，所以一下子發現它是一個寶藏，是我的寫作根據地，可以為我提供源源不斷的寫作能量。有人說我寫得太多了，其實我心里還有許多想法沒來得及寫出來，是內心的沖動牽著我的筆在走。

中華讀書報：從《舊宮殿》到《國寶》，您的故宮書寫跨越數十年，您認為自己的創作重心有何變化？從“宮殿本身”轉向“文明傳承”，這種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祝勇：從寫作《舊宮殿》到《國寶》三卷本的出版，中間跨越了二十多年。《舊宮殿》的寫作具有批判性，就是批判這座舊宮殿所代表的封建皇權。對于封建皇權我們是必須批判的，像有些小說、影視劇那樣對封建帝皇歌功頌德是不對的。我寫作《舊宮殿》的時候，正是帝王的頌歌唱得最嘹亮的時候，我對此懷有疑義。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兩場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今天的世界早也不是從前的世界了，有些人腦袋后面的辮子還沒有割掉，這是有問題的。因此，我自認為我對故宮的書寫是具有現代性的。當然封建帝王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維持了大一統，有些帝王還開疆拓土，創造了高度的文化，這也是要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但不能把他們過于美化，把自己等同于對他們三拜九叩、山呼萬歲的臣民，那是歷史的倒退。我們要維護革命的成果，否則那些仁人志士的鮮血就白流了，這是我寫作《舊宮殿》的思想背景。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還出版了長篇小說《血朝廷》，也收入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十三卷本的“祝勇故宮作品集”。這部小說是寫清朝的最后50年，一直寫到皇帝退位，思想背景也是一脈相承。盡管我寫故宮，但是與許多以明宮、清宮為主題的小說的立足點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后來的寫作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等。這是因為我對故宮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認識到，故宮雖然是帝王的宮殿，但它的美是由全體勞動人員創造的，故宮的建筑和它內部收藏的文物，代表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最高水準，令我們引以為傲，我更多從正面意義上書寫故宮，盡可能通過獨特的視角，去發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斷流的古文明，何以為證？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就是證明。為什么不斷流？因為我們中國人祖祖輩輩都重視傳統文化，從來不曾中斷過文化的傳承，因此中華文明的血脈，才能一直貫注到今天。在這個過程中，抗戰時期的故宮文物南遷是一個最有力的例證，這就有了三卷本長篇小說《國寶》。

中華讀書報：故宮文物南遷是您反復書寫的主題，在《國寶》與本書中，您既寫歷史真實，又加入虛構敘事，這種“虛實結合”的創作方式，如何幫助讀者更深刻地理解這段歷史？

祝勇：故宮文物南遷是人類文明史上規模最大、也最成功的在戰爭時期保護文物的行動，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壯舉。在那個艱困的歲月里，我們的前輩能夠完成如此偉業，這本身就可以給我們帶來強大的文化自信。關于故宮文物南遷，我先寫了一部紀實性的歷史專著，名字就叫《故宮文物南遷》，先通過大量的文獻資料、田野調查和采訪口述，搭建起歷史的脈絡，重建那個歷史時空。在這之上，我才動筆寫《國寶》。《國寶》是小說，必須塑造人物，強調人物的命運，講述人的命運與歷史命運之間的關系，要更鮮活，也更有生命感，這與以史料文獻為主的《故宮文物南遷》是不同的。因此它們雖然是同一題材，寫法完全不同，閱讀感受也全然不同，完全是兩本書。

《國寶》的寫作非常有難度，因為它是真事，要處理好虛實關系，否則史料就成了一根繩子，束縛住了小說的手腳。梁曉聲老師也向我提醒過這個問題，可見他對小說的寫作有著非同尋常的敏銳。這個尺度的確很難拿捏，如果偏向史料，就像紀實文學了，作品飛不起來，如果偏向虛構，又像胡編亂造。真實的歷史與虛構的情節，真實的歷史人物（如書中出現蔣鼎文、宋子文等）與虛構人物（如那文松、梅遇影）之間不能違和，而是要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甚至產生互相推動的關系。易東籬、馬衡嶺等人則是處于虛實之間的人物，有真實的影子，又加了許多虛構的成分，更要拿捏得當。

初寫《國寶》，我的確走過一段彎路，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試錯，才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史料是有價值的，提供了真實的素材，但也只是素材。史料只能提供一個粗略的行動線索，沒有那么多生動的細節，更沒有立體、飽滿的人物，這些都需要借助文學的手段（也就是虛構）才能實現。以一個家庭為主要線索貫穿全書，以他們的悲歡離合帶動整個歷史進程，講述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故事脈絡，有沖突，有起伏，有高潮，有結局，這是以史料文獻為主的《故宮文物南遷》不可能完成的。

中華讀書報：在伯克利訪學時，您與史景遷等漢學家相遇，你如何評價史景遷的研究方法？西方視角對你看待、書寫故宮與中國歷史的視角是否有所影響？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祝勇：史景遷被稱為“歷史學界的小說家”。這批西方漢學家非常注重切入歷史的角度，注重講述方法，他們不寫學術八股文，而是讓歷史寫作接近藝術。他們的學術著作是可以當成小說看的。比如他的《王氏之死》，通過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中國農村婦女的死亡,鉤沉出地方社會的生活圖景,如偵探一般層層剝筍,如小說一般絲絲入扣。還有《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明明是一部學術著作，卻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寫成了康熙的自述，而不是別人給他寫的評傳。當然這些自述不是虛構的，而是用他的諭旨、信件、遺詔連接起來的，重構康熙帝的執政軌跡與內心世界。這就是獨創性，對我的寫作非常有啟發。

中華讀書報：“故宮到處是門，向整個世界敞開——書寫故宮，就是書寫整個世界”，從故宮的文物、建筑到人物，您如何通過書寫打破大眾對故宮的一些固有印象？

祝勇：大眾對故宮的印象可能受宮斗劇影響較多，對后宮八卦比較感興趣，而忽略了故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視野太過狹窄，可以說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概念大而泛，大眾可能一下子抓不住，而且受專業限制，一時很難進入。通過我的寫作把它落實在具體的事物中，就是具體的文物、建筑、歷史細節中，既從宏觀上說，又從微觀上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為我出版了一個《祝勇微觀故宮系列》，就是用一本書的篇幅講某一件具體文物。比如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許多觀眾排隊看《清明上河圖》，但對《清明上河圖》不一定真的了解。我寫《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不僅對《清明上河圖》研究進行學術史的回顧，更重要的是，對學者們的爭議點，畫卷中的矛盾點，做出我自己的解答。這個過程非常有懸念，剖析起來絲絲入扣，非常引人入勝。書中還有許多插圖，把《清明上河圖》的細節放大給讀者看，等于從一個超近距離觀看《清明上河圖》，從而了解它的來龍去脈、它的學術價值、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總之，作為一個故宮文化的傳播者，我覺得應當給讀者提供正確的歷史觀，以獨特的審美視角和敘述策略，彌合普通大眾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