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一直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尤其側重于洋務運動。而談到洋務運動，就繞不開一個關鍵人物——李鴻章。今天，我給大家講述的就是關于李鴻章“西游記”的這段歷史，希望它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訪問8個歐美國家行程9萬里

李鴻章的身份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晚清很多內外大事都由他參與處理。

為什么外交事務會落在他身上呢？因為在中國人的傳統認知中，華夏是文明的中心，周邊往往被視為未開化之地。因此，中國長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外交觀念，也不專門設立外交部，一部分外交職能就交給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長期擔任這一職務，所以很多對外事務都由他出面處理。

甲午戰爭后，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這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他也因此被舉國上下痛罵為“賣國賊”。清政府將戰敗責任推到他身上，此后一段時間，李鴻章被投閑置散，也就是免去了實權職務。

就在這時，一件事又把他推到了前臺：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要舉行加冕典禮，邀請中國派遣高級官員參加。清政府斟酌再三，認為既要威望足夠，眼下又無實權、無事可做的高級官員，最適合的就是李鴻章。而歐美其他國家聽說李鴻章要訪俄，也紛紛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順道來訪。

于是，從1896年3月到10月，李鴻章在7個月時間里，先后訪問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這8個歐美國家，行程長達9萬里。

除了《馬關條約》的談判外，這是李鴻章的第一次正式出國訪問。一位長期負責帝國外交事務的大臣，竟很少走出國門，這頗讓人匪夷所思。

說到這一點，不妨把中國和日本做個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后，明治政府幾乎派出了整個統治集團的高官前往歐美考察——除了留兩位官員在東京看守政府，其余全部出訪。從1871年到1873年底，他們用近3年時間遍訪歐美，深入了解了歐洲和美國不同的發展模式，才最終確定了日本的發展道路。而清政府卻遲遲不愿派遣高級官員出國考察。因此，李鴻章的這次出行，在晚清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的一個鮮明特點：凡事都要追問

李鴻章在俄國參加完沙皇加冕禮后，接著訪問了德國、法國等國，之后到了英國。

一到英國，他就向英方提出：盡可能少安排宴會和應酬，多讓他參觀工廠。由于他是清政府首位到訪的高級別官員，英方非常重視，安排他入住最豪華的酒店。在歐洲，這類豪華酒店通常都會陳列各種珍貴的藝術品原件，但陪同人員很快發現，李鴻章對這些藝術品毫無興趣。他每天在酒店里最感興趣的，反而是電梯——反復觀察其運行機制與上下方式。酒店里還有人工湖和噴泉，靠水泵驅動，李鴻章也看得津津有味，他關注的都是這類機械裝置。

在英國，他參觀了許多工廠，特別是軍工廠和造船廠。我們知道，北洋水師的軍艦多購自英國與德國。因此，他對英國的造船和軍械制造表現出極大興趣。根據當時英文報道的記載，可以看出他非常內行，也問得極其細致。比如，對于新式槍械，他會仔細詢問射速、轉盤結構等性能參數；對于火炮，他會親自登上炮臺體驗威力，并提出很多專業問題。

讀到這些記錄時，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這樣一個細節：在參觀一艘英國兩萬噸級的軍艦時，他詳細察看后問道：“你們用的鋼板是哈維鋼板嗎？”英方回答是的。這里解釋一下，哈維鋼板是1893年左右由一位美國鋼鐵工程師發明的特種鋼板，通過添加特定元素合成，硬度極高。李鴻章在1896年出訪時，竟然已經知道這個概念，可見他對軍工技術的熟悉程度，說明他做足了功課，心思完全放在這些實務上。

此外，在倫敦——當時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他參觀了多家銀行與金融機構，反復詢問一個問題：如何從銀銅雙本位制轉向單一本位制？中國長期以來同時以銀和銅為貨幣本位，造成很多混亂，李鴻章深知其弊。因此，他不斷追問技術上轉換的方法，顯示出對金融改革的強烈關注。事實上，清政府直到1910年才決定改用單一的銀本位制，未能來得及推行，清朝便在1911年滅亡。中國的單一本位制最終是在民國時期建立的。從這里也能看出，李鴻章對這類現代技術與管理問題抱有濃厚興趣，并且事先做了充分了解。

在英國期間，英方十分重視他的安全，派出大量警察隨行保護。中國當時還沒有警察制度，李鴻章因此對警察體系產生了強烈興趣，詳細詢問了警察的職能、管理機制以及基層運作方式，并認為中國未來也應建立警察制度。實際上，在他去世的1901年，晚清才在天津北洋地區創建了地方性警察制度；到1905年新政時期，清政府設立巡警部，全國性的警察制度才逐步建立。可以說，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引入，與李鴻章此次出訪有著密切關聯。

李鴻章在英國訪問期間接受了大量媒體采訪。令他頗感意外的是，采訪者中有不少女記者——這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那個年代的中國幾乎沒有職業女性，女性大多纏足居家。因此，他對女記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些女記者有時提問相當尖銳，而李鴻章也會反過來發問。由于對西方社交禮儀還不熟悉，他常會問女記者：“你今年多大？結婚了嗎？”當時許多職業女性還沒有結婚。而李鴻章則會說：“你們很聰明、很能干，但女人終究還是要結婚的，不能一直單身。”后來，英方安排他觀看芭蕾舞。他對藝術本身興趣不大，但他好奇的是：女演員的腳怎么這么大？怎么能單靠腳尖支撐旋轉？

這段經歷也引發了他的思考。一方面，他仍抱有“中國什么都好”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又隱約覺得中國或許存在某些問題。尤其讓他想不通的是：其中一位女記者是德國姑娘，居然能遠赴英國獨立從事職業。從自身認知出發，他努力想弄明白：難道西方女性天生比中國女性聰明嗎？他猜想，是不是因為她們沒有裹腳？中國女性的小腳是否限制了她們的才智與發展？這說明他尚未意識到，社會對女性的長期壓制——讓女性足不出戶、無法參與社會工作——導致中國女性難以像當時的西方女性那樣展現能力與見識。

可以說，李鴻章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凡事都要追問。英國人也發現他特別喜歡提問，這成了他此行的一大風格。

他預言中國將遍布鐵路網

結束英國行程后，李鴻章啟程前往美國。要理解他訪美時的言行，我們需要先回顧他此前與美國的關系以及他對中國未來的遠瞻。

早前，美國前總統格蘭特退休后曾訪問中國，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待了他。那雖是一次私人會面，但李鴻章重點談到了當時美國正在制定的《排華法案》。大量華工在美國吃苦耐勞，薪資低、待遇差，這與美國本土部分底層勞動者——尤其是同樣從事低收入工作的愛爾蘭裔——產生了沖突。愛爾蘭人通曉英語，于是積極推動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從各方面限制華工。

1879年格蘭特到訪時，李鴻章就反復向他強調：美國不應當排華。華工薪資低，提供的服務和生活用品價格低廉，實際上提升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有什么理由要限制華人呢？

此后，不斷有美國記者就這一問題采訪李鴻章，因此美國媒體對他并不陌生。李鴻章深知美國輿論的影響力，不斷通過記者呼吁美國公眾與政府應當改變觀念。他強調華工有益于美國社會，甚至提出應建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他認為只有通過勞動力競爭，物價才能降低，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今天看來這很平常，但在當時，清廷高官中沒有幾人具備這樣的認知——懂得競爭、勞動力自由市場和自由流動的意義。

因此，李鴻章一再主張反對《排華法案》，停止歧視華人、禁止華人赴美的政策。他還指出，如果沒有華工，美國物價將迅速上漲，整體生活水平也會下降。盡管如此，美國仍在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而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李鴻章始終關注著這一議題。

他還進一步思考：中國未來能否強大起來？他相信中國一定會發展起來，并預言中國將遍布鐵路網，而中國人聰明、勞動力成本低，隨著大型機械的引進與工業化的起步，“中國制造”將遍布全世界——中國將成為“世界的工廠”。在那個年代能提出這樣的預見，足見他的遠見和智慧。

1889年1月，有美國媒體采訪李鴻章，問及中國今后會如何發展建設。他當時就明確說：中國一定會鋪設鐵路，鐵路網將遍布全國。而就在半個多月后——1889年2月，慈禧太后便下令準許修造鐵路。

事實上，早在1872年，李鴻章就上奏朝廷要修建鐵路，結果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對，慈禧太后也明確表示不贊成。此后數年，他屢次提議，每次都被駁回。反對派認定，修鐵路不是為國謀利，而是為敵國謀利。

盡管屢遭否決，李鴻章始終不甘心，堅信中國必須修建鐵路。當時，由于列強軍艦從海上頻頻來犯，清政府意識到必須建立現代化水師，于是從英國和德國購買軍艦，組建北洋水師。現代軍艦需要鍋爐燒煤，因此必須開發現代煤礦。于是朝廷又從英國引進采礦設備，在河北唐山著手開采煤礦。

在上奏采礦進展時，李鴻章用了一點策略。他在報告中不提修鐵路運煤，而是說：從礦口到運河碼頭還有一段距離，且地勢較高，水路無法直達，要修一條“新馬路”來轉運煤炭。朝廷對此并未反對。

就這樣，他在這段9.8公里的路上修建了一條鐵路。但是，當蒸汽機車拖著幾節滿載煤炭的車廂轟鳴行駛時，當地百姓和士紳嚇壞了：這“怪物”何以有如此大力？定是妖鬼作祟！于是，彈劾奏章迅速送到朝廷，李鴻章不得不停用了這段鐵路。

1884年，中法戰爭失敗，福建水師整支現代化的艦隊被法國海軍全殲。清廷這才意識到：中國必須建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構，也就是海軍衙門。于是，醇親王奕譞被任命為海軍衙門主管。

原本，醇親王是修建鐵路的堅決反對者。但是，醇親王在與李鴻章、李蓮英一起巡視北洋水師防區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沒有鐵路保障煤炭供應，這些現代化軍艦無異于一堆廢鐵。他當場轉變立場，從鐵路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

返京后，李蓮英和醇親王便在慈禧面前不斷陳說鐵路之利，慈禧的態度開始有所松動，最終于1889年2月下旨準許在全國修建鐵路。

讀通《國富論》預言美國大選

再回過頭來說李鴻章訪美的事。

來到美國后，李鴻章所有的談話、演講幾乎都圍繞一個核心任務展開，那就是反對《排華法案》。當時美國除了原有的《排華法案》，又陸續出臺了一些歧視與排斥華人的法律。李鴻章利用每一次見面、每一場演講，反復呼吁美方廢除這些法案。

他是怎么論證的呢？他提出：財富是由土地、勞動和貨幣三者結合而產生的。華工提供了大量優質勞動力，這對美國創造財富是有利的。聽到這套論述時，我也很驚訝——他怎么會懂這個？我們知道，早期經濟學家威廉·佩蒂曾提出，財富源于土地與勞動的結合；而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進一步將貨幣納入生產要素，形成了經典的“生產三要素”理論。李鴻章在1896年就已運用這套當時最前沿的經濟學理論來展開論述。

這里有一個細節，《國富論》的中譯本直到1901年才在中國陸續出版，那么李鴻章在1896年是怎么知道這些理論的？我在研究中發現，他身邊有一位英文極好的幕僚，名叫羅豐祿。羅豐祿是福建人，和嚴復一樣畢業于福建水師學堂，之后一同被派往英國留學。回國后，嚴復留在水師學堂任教，羅豐祿則成了李鴻章的幕僚。看來他也和嚴復一樣，在英國期間不僅學習航海，還廣泛涉獵社會科學著作。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極可能是通過羅豐祿傳遞給李鴻章的。而李鴻章思想比較開明，很快就接受了這套理論。

在美國期間，李鴻章感興趣的依然是工程技術、科技和武器裝備。他參觀了當時剛落成不久、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紐約布魯克林大橋——這是世界上第一座鋼索懸索橋。訪問行程中專門安排乘船從橋下經過，船漸行漸近時，李鴻章當然也很贊嘆，但他反復詢問的是：這座橋用了多少鋼索？建造成本是多少？連大橋的高度、長度、結構細節、電纜系統和人行道設計，他都問得極其仔細。聽說大橋造價高達2500多萬美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他便不斷追問：如何回收成本？用什么方式回收？這讓美國人深感意外，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管理者。

在李鴻章結束訪問、即將離開美國時，正值10月，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臨近。有記者采訪李鴻章，問了他不少問題，而他照例反問記者：“你準備把票投給誰？”記者說自己是民主黨人，會投給現任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李鴻章卻十分肯定地說：“你肯定投錯了。他當選不了，這次贏的會是那位共和黨候選人。”一個多月后，大選結果公布，李鴻章的判斷完全正確。遺憾的是，我查了很多資料，都沒有找到他究竟是基于什么做出了這個判斷。

歷經9萬里行程后，李鴻章回到了中國。雖然向朝廷匯報了出訪見聞，但朝廷并未重視，他的諸多見解并沒有轉化為國家政策，僅僅成為他個人的觀感。對慈禧來說，他不過是完成了一項外交任務而已，并未真正重視這次出訪帶來的啟示。

而回過頭看李鴻章的這段“西游記”，他在出訪中面對的諸多問題——如中美在勞動力、職業市場等方面的矛盾以及《排華法案》——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仍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李鴻章能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濟學理論展開論辯，這一點提醒我們：在當今的國際交往與博弈中，我們同樣需要掌握前沿的社會科學理論，在此基礎上清晰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