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羅偉章的新作《紅磚樓》在《收獲》第4期隆重推出，這是羅偉章繼“塵世三部曲”與《誰在敲門》之后的另一部長篇力作。小說以20世紀90年代的川東小城“東軒”為背景，講述了一群知識分子在一棟作家居住的紅磚樓內外發生的曲折故事。這對以往以底層寫作、教育書寫、鄉土敘事為文壇矚目的羅偉章而言，無疑是一次新的藝術嘗試。對此，羅偉章坦言， “《紅磚樓》是一個寓言”，雖是“寫一群作家的故事”，但“又不只是作家的故事”。他試圖在小說中超越個體，擁抱“共同的人性”，尋找“人生的意義”。[1]因而，《紅磚樓》的看點不在于題材的切換而在于表達的力度，即意蘊的深廣。換言之，《紅磚樓》不同于以往中國文學史上諷刺世道人心、揭露黑幕的“文壇現形記”或“新儒林小說”，亦不同于羅偉章以往挖掘人心隱秘、隱痛、隱憂的精神分析小說[2]，其真正的超拔之處在于穿透性的思想內蘊。也就是說，《紅磚樓》是一部集中叩問現代人的普遍生存境遇、尋找人生自由出路、富有哲理性的存在主義小說。

一、在現實批判與文化反思之上：《紅磚樓》的存在主義意蘊

在《紅磚樓》中，羅偉章圍繞“紅磚樓”這一空間場景，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文藝青年“我”——盛華最初渴望進入紅磚樓，而后在紅磚樓這一作家圈中卷入派系斗爭與權力角逐，于是陷入精神內耗，經過幾番掙扎終而決定逃離的故事。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說標題、這一知識分子群像的小說題材以及“走入—走出”的敘事結構，都不禁使人聯想起錢鍾書的《圍城》。

溫儒敏曾總結《圍城》有三層意蘊：一是作為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反映了戰時知識界腐朽的社會現實；二是作為文化反思小說，通過刻畫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來反思民族文化；三是作為哲理小說，包含作者“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考”。[3]同樣的，《紅磚樓》也有三層意蘊：一是在批判現實主義層面上，借對與官媒合謀、操縱東軒文壇的“文閥”冉強，以及棄文從商從政、墜入金錢美色的幾位墮落文人的描寫，揭露商品經濟沖擊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處境與價值危機；二是在文化反思層面上，通過“我”在曲與直、善與惡、理想與現實之間自我纏斗、自我解剖的精神敘事，反思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人格痼疾，呼喚知識分子的品德重建；三是在存在主義哲學的意蘊層面，通過“我”走入紅磚樓又出走紅磚樓的故事，思索面對變幻莫測的世界，孤獨迷茫的個體“我”將要何在何為、何去何從的問題。小說的存在主義意蘊也在人物塑造、藝術技巧與語言風格三個方面立體交織地呈現出來。

首先，循著盛華這一人物的行動思想軌跡，作者依次叩問了“死亡”“孤獨”“虛無”“自由”四種人生處境，揭示出“海德格爾式”“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哲學本質，即人生而孤獨，又擺脫不掉“一個有組織的處境中”的限制，難免墜入虛無，盲目自欺而被動，但“人是自由的”，可以通過積極選擇、承擔責任，重新找回本真，“體現自己真正是人”。[4]在小說開篇，“我”直面死亡：“夢見自己死了”，并坦言“長久以來，我就處于死的狀態”。[5]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死亡意識教人“分辨出了綿羊和山羊、本真和非本真”，使人意識到自身存在處境及諸種可能，并“借助意識，在它們中間作出抉擇”。[6]于是，在對死亡的叩問中，“我”開啟了向死而生、去蔽存真、自決自為的人生通途。在小說第三、四章里，“我”因孤獨而墜入他者掌控：誤入紅磚樓的“我”掉進冉強的圈套，他無孔不入的精神操控欲讓我深感“惶惑”“暗恐”“累和怕”與“死的狀態”，一旦“我”“說話不中聽”，“破壞了生活里的甜”，即換來他的打擊報復，遭到他“你不過是亂墳崗上的一匹死狼”“狗改不了吃屎”的語言暴力和人格羞辱。其實，冉強和“我”都是孤獨的個體，冉強害怕孤獨，所以需要操控他者、尋求“我”的認同；“我”也害怕孤獨，所以需要冉強的收容、屈從于他的掌控，小說對冉強與“我”之間的糾纏關系描寫，生動再現了薩特“他人即地獄”的人生預判。在小說第十六至第二十一章里，“我”因逃避選擇而陷入自欺的虛無境地：“我完全附和冉強”，一面表達對他平庸之作的崇拜和喜愛，“一面惡心自己”，直至淪喪了主體性——“你的頭長在你肩膀上面，但那不是你的，你用自己的工資供養著它，它卻不為你想事；別人牽過來一匹鹿，說，這是馬，你的頭接到指令，傳達給你，于是你信心滿滿，高聲說，這是馬！”在小說尾聲里，“我”終于做出選擇、承擔責任、重拾自我：正如薩特所言，面對世界的虛無荒誕，“人可以作任何選擇，但只是在自由承擔責任的高水準上”[7]。“我”在沉淪之際，從任敏、申響、洪運興教授等自由的邊緣人身上發現了選擇的重要與擺脫人生虛無的可能，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目標——反抗冉強并逃離其控制領域，“走得越遠越好”。盡管這意味著“我”必須承擔前功盡棄、前途幾毀的代價，但“我”在所不惜，因為“我”終于拾回本真，將作為人的尊嚴立了起來。羅偉章曾表示：“寫作是從個人通向人人”，“不滿足于探討人可能怎樣，還要探討人應該怎樣”，進而“為人的心靈找到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徑”。[8]可以說，“我”是羅偉章用以生動闡釋人的存在先于本質、揭示人的虛無處境、強調人生自決自為的中心人物，這使得“我”不再是某時某地的某個知識分子鏡像，而成為一個跨越時空、高度概況人生處境的現代人、世界人或人類。

其次，賦予“紅磚樓”豐富多元的象征意義，借以表達小說家對世界、對人生存處境的思考，進而從藝術技法上擴充了小說的哲理內涵。“紅磚樓”既是小說標題，又是小說聚焦的空間場景。羅偉章表示《紅磚樓》的內蘊“是流動的，變化的，也是隱秘的”[9]，對紅磚樓象征意義的解密，正是理解小說深層意蘊的關鍵所在。在筆者看來，首先，“紅磚樓”是人類社會龐大的權力宰制機器、規則或體制建制的象征：小說中的紅磚樓是專為作家、藝術家修建的居住樓，因為東軒“作家和藝術家享受著很高待遇”，紅磚樓建立之初即為特權標志，它被粉飾成“世間最美好的樣子”誘使“我”靠近，但代價卻是權力規訓與異化。這一空間里處處充滿權力宰制：“我們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精神機制，這種機制是一道山門，同類的，請進來，異心的，請走開”“我們東軒的文學圈……應該修剪一下了，樹要修剪才長得高，人要修剪才長得正”，“未來不是時間，是空間，這個空間就是陣地，這個陣地你不去占領，別人就要占領”。在紅磚樓這一山門、陣地的馴化下，“我”任人擺布不得自主，只能充當權力機制黨同伐異的匕首。在小說第五十二章里，作家孫云橋的一番話直接挑破了紅磚樓這一集權象征之惡：“人就是人，不是螺絲釘，即使要加入某個集體，那個集體也不是機器，而是交響樂團……如果我的鋼琴彈得松風皓月、興云致雨，退出集體后卻啥也不是，證明那個集體是邪惡的、令人恐怖的。”其次，“紅磚樓”也是人心欲望的象征，欲望存在，則“紅磚樓”永在：如“人生處處是圍城”一般，人生也處處充滿了紅磚樓、白磚樓或黑磚樓。在小說中，多數人皆為過盛的欲望所驅使，走入紅磚樓即走入欲望的深淵。因而，追逐名利的人往紅磚樓里沖，厭倦的人則往紅磚樓外逃，永遠動態平衡。但只要世上有“樓”或說欲望的存在，人就永遠免不了被囚困、被異化的存在危機——于是，作家孫云橋離開紅磚樓，卻又被困在北京九十多平米的小區樓盤里；孫云橋之妻錦玉離開紅磚樓，卻被封鎖在成都的別墅里衰朽；“我”逃出冉強控制的紅磚樓，卻又困在報社的辦公樓里，孱弱地接受另一個人的操控。最后，“紅磚樓”本身即包含了“自由悖論”的人生寓言：人往往會被他親手締造出來的東西反噬。在小說中，東軒市建造紅磚樓本是為了維護作家的創作自由，但紅磚樓本身就是人的權力欲望的投射，磚樓建成之際，就是人心欲望膨脹之時，它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造成權力對場域中人的操縱，最終，人被自己創造出的東西毀滅，紅磚樓淪為異化人心的囚籠，走向了自由的對立面。總之，羅偉章在《紅磚樓》中不只是想要造一座屬于地方、屬于回憶、屬于自己的小樓，而是想借紅磚樓來諷喻變幻莫測、充滿荒誕的外部世界，借以揭示并思考孤獨個體面對世界普遍遭遇的存在危機。

最后，作者以充滿哲理玄思的小說語言，開門見山地探討現代人的存在困境與人生出路。在創作談中，羅偉章直言《紅磚樓》“需要醒目，需要夸張，需要指向的銳利，需要目標的明確——哪怕是錯誤的目標。因此，在寫法上、敘事上，包括語言的運用上，都不一樣”[10]。過去，受底層、鄉土、現實題材限制，羅偉章的小說語言風格平淡而近自然，十分貼近口語。而在《紅磚樓》中，由于知識分子題材的切換與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運用，羅偉章選擇了頗有知識分子腔調的語言。小說中的“我”像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一般，隨時隨地感慨人生、探索存在，這使小說之中富有哲理玄思的語句俯拾即是：在小說開篇，從死亡夢境中醒來的“我”開始思索形而上的人生問題——“黑暗不是死，是生”；“悲傷代表著了結，遺憾卻是未完成時，是對死者情感的延續和價值的認可，且寄希望于他死后的生命”，“然而，那種希望分明又是不可救藥的絕望”。這些關于生與死、希望與絕望的玄思充滿辯證智慧，既揭示“我”墜入虛無的生存處境，又牽引“我”絕處逢生。在第十六章里，“我”從冉強“人活一世，就是站隊”的論斷中驚覺人活于世不得自由、處處受限的荒誕處境：“我原以為，只有在學校做操、升國旗時才站隊……人無時無刻不站隊，連獨自發呆、摳癢癢、打噴嚏、上廁所，都在站隊。甚至包括睡覺的時候，做夢的時候，也包括死去之后，比如進太平間，進往生室，等著告別，等著火化……都得站隊。”在第二十一章，關乎整部小說主旨立意的話則由“我”開門見山地點了出來：

每個人都不完整，都只是自己的一半或若干分之一，因此要在路上，要去尋找。

隨身的行李只有兩件，一件是歡樂，一件是痛苦。

人人都帶著這兩件行李，概莫能外。

可有的人，痛苦不自由，歡樂也不自由；另一些人則相反，歡樂能自由，痛苦也能自由……

有底線能自由，有使命更能自由。

該段話直截了當地表明全書的主旨思想：人的存在原是一種欠缺，應認清欠缺并在自身之外尋求一個超越的目標，才不致沉陷盲目痛苦或快樂的虛無泥沼；并且，只有主動選擇承擔為人的“底線”與“使命”，才能不斷接近自由，創造人生的獨特可能。

在過去，羅偉章有關形而上的人生問題思考，往往只作為一種“思考歷史的真相，追問這個時代存在的問題”[11]之外的、次要的隱喻結構，深埋在小說的日常生活敘事之中。而在《紅磚樓》中，對現代人類社會、對存在、對生死、對自由等終極問題的追問則徹底明確地浮出了羅偉章的小說地表，并從人物塑造、藝術技巧與語言風格三個層面鮮明立體地展現出來，標志著羅偉章小說藝術的新突破。

二、“大文學”觀、閱讀經驗與生命體驗：羅偉章與存在主義的遇合方式

作為一部超越現實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存在主義哲理小說，《紅磚樓》與羅偉章以往的小說在人物塑造、藝術技巧與語言風格上都表現出明顯不同。那么，羅偉章何以擱置其過往深耕的小說題材領域，緊扣時代脈搏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別開生面地創作出這樣一部哲理氣息濃厚的存在主義小說呢？在筆者看來，這主要緣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緣于羅偉章長期以來主張的“大文學”觀。本文所謂的“大文學”觀，特指羅偉章試圖超越題材、地方、個人等相對“小格局”，直接朝向人、人性、人生等整體、永恒、普遍的“大問題”展開思索的文學觀念。在他看來，小說“題材只是載體，題材所呈現的人生含量，才是一個寫作者的追求”，“超越了某種題材的局限，表現了廣大的人生”才是其文學抱負。[12]在對廣大人生的思考中，羅偉章不滿足于對人性的描寫，更“挖掘與時代同步甚至穿透時代的精神和思想”[13]。在看待文學的眼光和格局上，羅偉章更是面向世界，他稱“文學既不是小我的，也絕不是抽象的，文學要描述人類的共同困境”[14]。這一表現人生、穿透時代、面向世界的“大文學”觀，無疑促使羅偉章不斷地突破作家身份邊界，向著哲學家的精神境界邁進，也使得其在文學精神上與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等“把人置于其哲學思考的中心，把人的存在，人生的意義視為哲學的根本問題”[15]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有著天然的契合。因而，在訪談中，羅偉章總結《紅磚樓》“不僅要承擔自己的命運，也必然要分擔整體的命運”[16]，最終目標是“把生活與生命打通，使其抵達本質，煥發光彩，成就生機勃勃且經過審視的人生。哲學也干這事，但哲學可以只用腦、不用心，小說則須二者兼備”[17]。因而，《紅磚樓》是羅偉章長期以來“大文學”觀的集中呈現，是一部像哲學一樣用腦且用心，認真審視生活本質、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主義小說。

二是緣于羅偉章對現代主義小說及哲學著述的閱讀經驗。當面對記者提出《紅磚樓》有無汲取中外文學經典的疑問時，羅偉章表示：“寫作者的天然身份是閱讀者，閱讀過了，就可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18]羅偉章在散文隨筆中曾詳細記錄下其對古今中外經典著作的閱讀感悟，卡夫卡、紀德、福克納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家的作品都在其閱讀范圍之內，其中他尤為推崇卡夫卡。他自言：“現代主義的《變形記》”屬于“偉大的小說”[19]；“卡夫卡也是，他的《變形記》……是對‘黑暗’的書寫。對黑暗的書寫也是對黑暗的抵抗”[20]；“所謂象征，就是極致化……卡夫卡聰明地先把你吊起來……把你的焦慮、孤獨和無助，展示給你看，也給別人看。卡夫卡才真正做到了極致化”[21]。雖然羅偉章并未表明其與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思想關聯，但肯定的是，他受到了以卡夫卡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影響。他們關注現代人的生存境況與精神危機，對“人的異化現象，人的孤獨感，焦慮，人的荒誕的存在處境”[22]的書寫，都作為“觸媒”，啟發了羅偉章的存在主義思想，影響了《紅磚樓》的創作。因而，我們可以在《紅磚樓》中若隱若現地看出卡夫卡的痕跡：《紅磚樓》中的“磚樓”同《城堡》中的“城堡”一樣富有象征與寓言性，都揭示著現代人與外部世界的緊張對立關系；《紅磚樓》中的“我”面對權威偶像冉強就如同《審判》中的K面對社會這張無形操控人的法網一般，他們讓主人公陷入虛無深淵；《紅磚樓》中的“我”同《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一樣，忍受著孤獨，經歷著“非人”的思想形變。除現代主義小說這一思想“觸媒”外，哲學著述的閱讀也促成羅偉章對人的存在處境、前途命運的思考。羅偉章透露最近在“讀哲學，讀幾千頁的大書”[23]，在過去，他更是廣博地閱讀、吸收世界哲人的思想，對其觀點如數家珍：

赫拉克利特認為人如果要想滿足某種難以對抗的欲望，就必須以犧牲靈魂來換取。所以人不能什么都得到，人只能做出選擇。[24]

呂齊馬斯告訴我們：不要貪圖那種使你精神恍惚的快樂。我們活在世間，不幸地成為了各種欲望的奴隸……擁有得越多，離真正的“自由人”就越遠。[25]

有限定的自由才是真自由。這限定就是責任，對他者的責任。“人只有承擔責任才是自由的”，這是卡夫卡的話……[26]

這些對“自由”“選擇”“責任”的思考非常接近存在主義哲學中的自由選擇論，也顯示出羅偉章在人生觀上儼然一位存在主義者，而這些思想也悉數在《紅磚樓》的“我”身上得到生動演繹。

三是緣于羅偉章深切的個人生命體驗。如同存在主義哲學的誕生有其社會根源一般，《紅磚樓》中所體現的存在主義思想也緣于羅偉章的現實人生體驗。小說中的“我”在川東小城生活、在報社工作的經歷顯然有羅偉章在達州生活時的自傳色彩，甚至小說中的“東軒作家群”和洪運興教授也有其現實原型。[27]在羅偉章的回憶里，達州時期的他曾陷入了深深的“存在危機”：

我覺得自己過得很墮落。畢業后，我極少寫作，去了報社，更是沒有寫過自己想寫的。忙只是借口，周末休息時，我常找人玩撲克，一玩就到后半夜……我在荒廢，在迷茫中沉淪。[28]

我已經不喜歡達州那座城市了，地方小，又在報社工作，很快就有了許多熟人，常常被動地參與飯局、茶局、閑聊局，而且賭博成風。我自己本就頹廢，又無法從周邊發現精神的力量。我要把自己藏起來。[29]

而我，如果繼續在那里待下去，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人的退化是可怕的，人入狼谷，數年后就會如狼一般四肢行走，尖聲嗥叫，并從本質上變成狼，——有誰聽說狼入人窩，數年后就變成了人的？我必須離開……[30]

在上述經歷中，羅偉章陷入逃避寫作、沉迷玩樂的自欺狀態，在頹廢與沉淪中喪失人生的精神遠景、墜入生命的虛無與荒誕，在人與人交接的場合中體會到異己的集體力量對個體的異化。但也正是在這種極端厭世厭己、痛苦糾結的精神狀態之中，他突然也看清了自己本然的存在處境，意識到了自由的重要，于是不再逃避選擇，以“必須離開”的方式為沉淪的人生尋找救贖與可能。可以說，羅偉章的這段個人生命體驗史，就是其存在主義思想的生成史。在今天，羅偉章更是深感當下人生活的真實感與意義感的欠缺，于是他順理成章地從自我的生命細節與個人立場出發，在把握存在本身的同時匯聚了歷史、當下與未來，把對人生的經驗與思索熔鑄成了《紅磚樓》，完成對其存在主義的思想賦值。

正是在“大文學”觀的引領下，在現代主義文學與哲學著述的閱讀經驗中，以及在個人生命體驗的化合作用下，羅偉章實現了與存在主義的精神遇合，并將其對人的存在、人生意義的問題思考在《紅磚樓》中做出了具體生動的闡釋。

三、《圍城》的承續與知識分子小說的新拓：《紅磚樓》的意義

從羅偉章過往的創作歷程來看，這部聚焦知識分子群體、具有存在主義思想意蘊的長篇小說《紅磚樓》無疑是別致的，那么放眼文學史與當下，將《紅磚樓》置于中國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譜系之中，《紅磚樓》又有何獨特意義呢？

意義之一是承續了《圍城》中的存在主義思想，并在揭示現代人生危機之外，賦予小說理想主義的思想光芒。若對錢鍾書的《圍城》與羅偉章的《紅磚樓》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兩部小說都從存在主義的思想角度立意，都“不再囿于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弊端、知識分子的薄行惡習以及愛情婚姻等倫理情感問題”[31]的描寫，都揭示了現代人盲目、自欺、荒誕、虛無等生存危機。盡管角度相同，但二者在對存在主義思想的具體表達上，又體現出“同途殊歸”的巨大差異。在《圍城》中，方鴻漸是一個性格缺乏張力與成長性的主人公，他始終在學業、事業、愛情等人生圍城中盲目沖撞、消極認命、逃避選擇，最終沒能找到精神歸宿，只得處在進退兩難的人生絕境里，蠶食荒誕與虛無，而其周圍的知識分子，亦墜落在“主體性的黃昏”中，沉睡在一個毫無理想的黑暗世界里。而在《紅磚樓》中，主人公盛華卻是一個成長型人物，他最開始的經歷如方鴻漸一般，在事業面前得過且過，在愛情選擇上扭扭捏捏，在人際交往中自欺欺人，很快陷入人生虛無與世界荒誕的圈套。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羅偉章選擇在小說中注入了幾位理想型人物——帶著信仰支援邊地、自主創造人生價值的任敏，守住人格底線、在教育崗位發光發熱的洪運興教授，以及遠離紅磚樓庸俗勢力的大合唱、獨立開展寫作事業的申響。他們是照進盛華破碎精神世界里的一束束理想光輝，讓其漸悟：世界難免是荒誕的，人生常常墜入自欺與虛無，但人始終手握選擇的自由，唯以自我改變的勇氣，挺身反抗虛無，才能實現自我拯救。最終，盛華鼓起勇氣挑戰冉強制定的規則，選擇走上異路、逃往異地，尋求別樣的人生可能。或許他未來難免再度墜入虛無，可這至少證明他從一個認命的懦夫成長為反抗虛無的英雄，從被他者支配的“諾諾之人”轉變為獨立自主的“諤諤之士”，完成了主體性的重塑。錢鍾書在《圍城》中塑造人物時未留有光明的余地而略顯刻薄，而羅偉章則主張文學應有“抵達心靈又照亮遠方的情懷和理想主義”[32]。因而，相較于絕望氣息濃厚的《圍城》而言，我們在《紅磚樓》中領略到的，是一種具有理想主義情懷觀照的存在主義思想——認清虛無并超克虛無，在自由選擇中完成自我重塑，在黑暗中尋求奠基人性的光輝。可以說，《紅磚樓》是一部具有理想與情懷的存在主義小說，它在對《圍城》的存在主義思想承續中完成了自己的創化，堪稱當代理想主義版的《圍城》。

意義之二是突破當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創作的“新儒林模式”，深化了該題材小說的思想內蘊，為當代知識分子小說提供了別樣的講法。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魯迅、沈從文、錢鍾書、張恨水等現代名家在不同時段創作過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他們或反映知識分子的啟蒙之路與彷徨無措的現實處境（魯迅《狂人日記》《孤獨者》《在酒樓上》），或暴露其體面身份之下的變態與庸俗（沈從文《八駿圖》），或批判他們國難當頭下的失節與投機（張恨水《八十一夢》），或揭示他們無力改變現實的軟弱和頹廢（錢鍾書《圍城》）。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家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書寫整體上呈現出負面化趨勢，暴露、批判、諷刺逐漸成為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創作的主要情感面向，尤其《圍城》更被稱為“新儒林外史”，對當代知識分子小說創作有潛在的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市場經濟的沖擊、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失落，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入精神危機，在此背景之下，涌現出一批“新儒林小說”：劉心武在《風過耳》中極力渲染“中國文化人良知架構的扭曲和毀滅”與“他們的卑微、卑怯、卑瑣、卑劣、卑鄙”[33]；徐坤在《白話》《先鋒》《鳥類》等小說中以戲謔姿態解構知識分子的精英形象，揭露其滑稽與庸俗的原本面目；賈平凹在《廢都》中通過塑造莊之蝶這一人物形象來批判當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滑坡與精神萎縮；李洱長期鐘情于知識分子日常生活題材的小說創作，從《導師死了》《午后的詩學》到近年的《應物兄》里，他都不斷地記錄這一群體的歷史與現實困境，力圖描繪當代知識分子群像。這些“新儒林小說”從整體上看，大都遵循著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間雜以反諷、冷嘲、夸張的筆調，其主旨思想也不約而同地指向批判暴露知識分子階層的墮落現實或呼吁其文化人格的反思重建，形成了較為穩定的 “新儒林模式”。有這些知識分子小說的珠玉在前，羅偉章自然不愿將《紅磚樓》的創作重心放在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祛魅層面，更不愿陷入部分“新儒林小說”從批判滑向戲謔、從揭丑墮入審丑的寫作窠臼之中去。因而，在《紅磚樓》中，羅偉章雖從知識分子題材出發，但首先，其創作旨歸乃是面向普遍的現代人生，進而打破“新儒林小說”就知識分子而言知識分子的現實題材表現局限；其次，《紅磚樓》在批判現實與文化反思之上呈現出豐富的存在主義思想意蘊，進而深化了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思想表現力度；最后，《紅磚樓》在情感姿態上不失莊重、富于悲憫，“愿意把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和最博大的善意傳遞給別人”[34]，一改“新儒林小說”流于冷嘲頹廢、陷于把玩心態的創作流弊，進而深化了小說的情感表達，從而為當代知識分子小說提供了新的講法。

結語

正如羅偉章所言，“文學的使命之一，就是探討生活的合理性，發現和挖掘人們共同的局限、困境、渴望和夢想，尋找通向理解的途徑”[35]。羅偉章的長篇小說《紅磚樓》就是這樣一部直面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主張反抗虛無并尋找人生可能途徑的存在主義小說。它通過主人公盛華的精神軌跡叩問生死、孤獨、虛無等人生命題，以“紅磚樓”的多元象征揭示人充滿荒誕與悖論的在世處境，再以哲理化的語言追索人的自由出路。從思想淵源上看，這部小說呈現了羅偉章超越題材、直抵人生的“大文學”觀，包含其對現代派小說家與哲學家的思想吸納，更融入其深切的個人生命體驗。放眼文學史，知識分子題材的《紅磚樓》在對《圍城》的存在主義思想的承續中完成了自己的創化，賦予其理想主義的思想光芒；同時，也以面向普遍人生的創作旨歸、超越現實批判與文化反思的存在主義思想立意及溫柔敦厚的情感姿態，為當代知識分子小說的創作，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1]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2]張光芒：《隱秘·隱痛·隱憂——羅偉章〈隱秘史〉的人心敘事及其文化意蘊》，陳思廣主編，《阿來研究》（第18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頁。

[3]溫儒敏：《〈圍城〉的三層意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

[4]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1、31頁。

[5]羅偉章：《紅磚樓》，《收獲》2024年第4期。小說原文引用皆出自該文獻，不再一一注釋。

[6]邁克爾·英伍德：《海德格爾》，劉華文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80頁。

[7]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8]羅偉章：《路邊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281、284頁。

[9]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10]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11]曾憲文：《歷史眼光·時代之問·現代隱喻——論羅偉章的小說創作》，陳思廣主編，《阿來研究》（第18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60頁。

[12]羅偉章：《路邊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300頁。

[13]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頁。

[14]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

[15]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16]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17]羅偉章：《累人的小說》，“中國作家網”微信公眾號，2024年8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GgDd499e4IRK8mExPBxn9w.

[18]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19]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頁。

[20]羅偉章：《路邊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頁。

[21]羅偉章：《路邊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頁。

[22]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23]肖姍姍：《造一座“樓”，做一個“夢”》，《四川日報》2024年8月30日。

[24]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

[25]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頁。

[26]羅偉章：《路邊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頁。

[27]羅偉章曾回憶：“說說辭職前的事。我教了四年書，調到市里一家報社”，“雍老師是達師專教授，‘巴山作家群’的幾員干將，都是他的學生，我1992年跟他相識后，成為忘年交。”見羅偉章：《白云青草間的痛》，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6頁。

[28]羅偉章：《白云青草間的痛》，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29]羅偉章：《白云青草間的痛》，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

[30]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31]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

[32]白浩：《“寫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潛的能力”——訪作家羅偉章》，《文藝報》2024年8月2日。

[33]北京日報“京華周末”編輯部：《劉心武和〈風過耳〉》，《京華周末992精萃》，同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34]羅偉章：《把時光揭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頁。

[35]張瑾華：《郁獎得主專訪 | 羅偉章：像陳永安一樣，人人都有做夢的權利》，潮新聞網，2023年4月18日，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2447846&sourc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