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魯平的《江上誰家少年》以抗戰時期荊江流域的湖鄉平原為敘事背景，將少年成長歷程與地域文化、戰爭記憶深度交融。作品以細膩筆觸鋪展楚地文脈與長江風情的文化長卷，通過塑造烽火歲月中的少年群像，完成對“成長”主題的深刻詮釋；更以超越具象善惡對立的戰爭書寫，為兒童文學的歷史敘事提供了獨特范式。在江漢平原的水網、棉田與蘆葦蕩間，文化基因、成長力量與戰爭反思相互激蕩，構筑出一部兼具歷史厚度與人文溫度的抗戰題材兒童文學佳作。

時空交錯，鋪陳少年成長的精神底色

《江上誰家少年》的文化敘事呈現“縱貫歷史、橫鋪空間”的雙重維度。時間維度上，楚文化的精神基因跨越千年，成為少年成長的精神底色；空間維度上，長江水系的地理脈絡與民俗風情，構建起鮮活可感的文化場域，二者交織共生，共同構成了本書文化敘事的核心骨架。

楚文化的精神內核，以歷史傳承與民間記憶為紐帶，如江河流水般貫穿于少年們的言行抉擇之中，成為他們直面戰爭苦難的精神滋養。這種傳承并非刻意的說教，而是自然融入具體的文化符號與生活場景：屈原《哀郢》中“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的悲愴家國情懷，被落蓬山書院的張先生反復吟誦。這不僅讓大墳山從一處普通磯頭，變成承載歷史痛感與家國記憶的文化地標，更在小黃鱔、鄭團子等少年心中，悄然種下“守土有責”的種子——鄭團子阻止棉花落入日軍之手時的堅定決絕，小黃鱔冒險營救張先生時的執著無畏，皆可見這種“哀州土、憂家國”的楚地情懷在少年身上的延續與傳承。洞庭君（柳毅）的傳說，為少年們注入了“誠信守諾”的道德準則。小黃鱔對“洞庭君夫人化重陽樹”這一地域傳說的篤信，不僅是對本土神話的認同與敬畏，更暗含著對“堅守”與“責任”的樸素認知：他承諾送吳振江過江，即便遭遇日軍嚴密封鎖，仍執著嘗試、不曾放棄；答應給李家灣的鄭老漢送蘆席，即便得知對方已然離世，仍將蘆席轉贈其鄰人楊苗苗，不負當初之約。這種“一諾千金”的純粹品性，正是楚地“重然諾、輕生死”文化傳統在少年身上的生動延續與鮮活體現。

以長江支流荊江為核心，由蘆嶺河、洞庭湖、洪湖等水系串聯而成的地理空間，不僅是小說情節展開的敘事場景，更是長江文化“包容、靈動、堅韌”特質的具象載體。這種空間文化特質，主要通過三個層面得以呈現：一是水系交織的“流動文化”。蘆嶺河作為敘事核心紐帶，串聯起黃家墩、觀音洲、集成島、曬網洲等關鍵場景，少年們的行動始終與“水”相伴相隨：小黃鱔劃船護送吳振江、在蘆葦叢中隱蔽傷員、巧用滾鉤阻截日軍運棉船……水的靈動既賦予敘事張弛有度的節奏，也淬煉出少年們的生存智慧。他們借洄水之勢救人、憑暗礁地形設伏、靠蘆葦蕩隱蔽行蹤，將長江“順勢而為、逆勢抗爭”的精神特質，融入一次次抗爭實踐之中。二是民俗與生活的“煙火文化”。作品中的民俗細節既是地域文化的鮮活注腳，也讓文化敘事充滿人間溫度：爺爺編織蘆篾漁具的技藝（觀音洲蘆葦的堅韌與水竹的挺拔，暗合水鄉百姓的品性）、楊泗廟會的祭祀儀式（“我志揚邁，水起風生”的念詞，承載著船民的信仰與勇氣）、端午龍舟競渡的傳統（最終化作營救彭先生的巧妙掩護，讓民俗活動凝聚成抗爭力量），以及炸藕丸子、腌咸鴨蛋的日常煙火——即便身處戰火紛飛之中，人們依然堅守著有尊嚴、有滋味的生活。這些細節讓長江文化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為可觸可感、鮮活生動的生活方式。三是商貿與遷徙的“包容文化”。荊江地處三江交匯，歷來是湘鄂文化交融互通的樞紐：湖南安化的挑花人不遠千里前來販運棉花，楊泗港聚集著安化船民議事，鄭團子的祖父從漢陽來到蘆嶺河經營棉行……這種跨地域的人員流動與商貿往來，不僅展現出長江文化開放包容的氣度，更暗含著戰爭背景下民眾“命運與共”的主題。來自湖南的吳振江與湖北少年小黃鱔、鄭團子相遇攜手，正是長江流域兒女同心御侮、共抗外敵的生動縮影。

成長書寫：烽火淬煉下的少年群像

以小黃鱔為核心的少年群體，其形象塑造與成長軌跡始終與荊江的水脈及楚文化的基因緊密相連。水，不僅是他們生存的地理背景，更是塑造其性格與智慧的精神母體；楚文化中屈原式的家國情懷、重義輕生的品格，則構成了他們精神成長的底色。

小黃鱔的成長是“從水鄉頑童到少年脊梁”的蛻變。最初，他是僅懂捕魚摸蝦的孩童：見日軍飛機轟炸時抱緊樹干顫抖，對“棉花與戰爭”的關聯一無所知；但隨著經歷的疊加——救吳振江、偷聽鄭團子與朱耳朵的棉花計劃、用滾鉤阻截日軍運棉船、轉移游擊隊傷員、參與龍舟賽營救彭先生，他逐漸理解“有水必有渡”不僅是行船的智慧，更是“絕境有希望”的信念。最終，他能冷靜策劃傷員轉移，能在龍舟賽中精準掌舵，甚至能直面吳振江的犧牲而不再崩潰——這種真實可信的蛻變，是水鄉少年在戰火中“接地氣”的成長。他用蘆葦筏藏人、借洪水阻敵的智慧仍帶著水的靈動。他的擔當讓他成為伙伴們信賴的主心骨。

其他少年的成長則構成小黃鱔的“鏡像互補”：吳振江成長為游擊戰士，他帶著雪峰山人的勇毅，從最初船毀人傷的無助，到主動參與燒棉阻敵，最終為掩護隊友犧牲，用生命踐行“對老鄉負責”的承諾；鄭團子蛻變為抗爭組織者，放棄省城學業回鄉抗日，從最初“棉花送前線”的樸素想法，到策劃燒曬網洲棉花、組織傷員轉移，家國情懷從“背誦的詩句”變為行動的動力；朱耳朵以“文化為戰”，做小小宣傳戰士，用《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喚醒民眾，讓“筆桿子”成為抗敵的“槍桿子”；王小牛沒有被父親王犍牛的妥協影響，主動冒險傳遞情報，悄悄跟著掩埋犧牲隊員，每一步的選擇都是自己的清醒的權衡；楊苗苗主動幫鄭團子打三棒鼓探消息，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與抗爭的雙重責任。

這群少年的成長有一個共同特質：他們從未被戰爭磨平人性的溫度。許多溫情的細節，讓成長不再是苦大仇深的單向敘事，而是在“苦難中守住善良，恐懼中選擇勇敢”的立體過程。正如曬網洲的棉花被燒后，蘆葦仍會發芽；江水淹沒機場后，荷花仍會綻放，少年們的成長，恰是戰爭陰霾中最動人的希望。

兒童文學戰爭書寫的策略

作為面向兒童讀者的抗戰題材作品，《江上誰家少年》沒有將兒童塑造成符號化的宣傳工具，少年形象不是“天生的小英雄”，而是帶著真實的恐懼、迷茫與成長軌跡。這種“去工具化”的書寫，讓少年們的成長有血有肉，既保留了兒童的本真，也讓抗爭的意義更顯真切動人。

首先，作品通過日常的斷裂展現戰爭的破壞性。日軍飛機轟炸過后，蘆嶺河集市的廢墟、朱家布店的殘破、鄭老漢的犧牲、吳振江的殞命——這些日常生活的崩塌，比血腥和暴力的場景更能讓兒童讀者理解：戰爭最大的惡，是剝奪人“好好生活”的基本權利。其次，作品不將“惡”歸因于個體，而是指向戰爭對群體的異化，這種處理避免了“仇恨傳遞”，進而引導讀者思考：戰爭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讓普通人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最后，這種書寫策略始終緊扣兒童文學的希望內核。作品不渲染絕望，而是在戰爭的裂縫中種下希望的種子：少年們搶棉花是為守護生計，救張先生是為守護知識，轉移傷員是為守護力量，龍舟賽營救是為守護正義——這些行動證明，即便在戰爭機器的碾壓下，人性的光輝仍不會熄滅。正如小黃鱔相信“有水必有渡”，作品傳遞的核心信念是：戰爭終將過去，而少年們在苦難中習得的“勇敢、誠信、堅韌”，將成為重建生活的力量。這種反思不是“反戰”的空泛口號，而是珍視和平的具體引導。讓兒童讀者明白和平的珍貴、生命的珍貴在于它能讓人好好捕魚、好好讀書、好好編織蘆席，好好過一個有藕丸子的年。

《江上誰家少年》讓長江的風情在文字中流淌，讓戰爭反思超越了簡單的善惡對立。作家告訴我們，真正的成長是在苦難中守住人性的溫度，真正的文化傳承是讓地域的精神成為抗爭的力量，真正的和平是讓每一個“小黃鱔”都能在荊江邊，自由地摸魚、看云、聽屈原的詩句。

（作者系湖北省作協兼職副主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