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文學》第十二期刊發了王彬的短篇小說《蓮花坡》。

《蓮花坡》雖然篇幅不長，內容卻十分豐富而饒有意思。小說從一次塞車寫起：

李縣長趕去參加關于道路擁堵問題的會議，車在蓮花坡路口堵住了，原來是一位老婆婆被一輛SUV撞倒，肇事者逃逸，現場車輛不敢挪動，交通隨即癱瘓。交警又因為縣里的徐書記在靠山屯召開水稻改良示范會而被大量抽調，疏導力量難以及時到位。李縣長為了不耽誤開會當機立斷，讓秘書留下救護傷者、處理現場，自己和司機下車小跑回縣政府參會。

開篇就寫得很焦灼，也很“基層”。筆者曾經以“三支一扶”身份在北海市銀灘鎮基層一線工作，讀《蓮花坡》時最強烈的感受便是它不是簡單地描寫官場，更像是在寫基層工作者每天要面對的大大小小的抉擇，作者對現實的把握是相當準確而真實的，緊急任務總是一樁樁一件件突然降臨，可調用的資源也時常受限，重要會議、突發事件和群眾訴求經常會在同一時間壓到干部身上。小說開篇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它把讀者置于一系列的“偏偏”之中，這段讓讀者讀得非常緊張——路偏偏堵了，傷者偏偏在路口倒著，交警偏偏不在，時間偏偏很吃緊，這些正是基層工作的真實寫照，大量事情互相擠壓，迫使人不斷在輕重緩急中迅速作出判斷。

蓮花坡路口的堵車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發事件，這兒之所以成為遠近知名的堵車點，病結在于城市擴張速度過快，原先的近郊已變為城區，車流激增，而道路改造和基礎設施水平卻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腳步。從地理結構看，蓮花坡的一條支岔伸向公路，使路口變窄；從基層治理看，道路拓寬問題被幾次上會討論，又幾次被撤下，原因就在于三個字——沒有錢。李縣長碰到的事故既是偶然發生，又是結構性的必然，用恩格斯關于現實主義的經典判斷來說，文學的力量不僅在于細節真實，也在于能否呈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蓮花坡》里的典型環境是發展不均和財政緊張疊加的縣域治理困境。

說完了開篇，作者暫時將筆放下，轉頭敘述寫徐書記開完水稻改良示范會以后，去蓮花庵時看到無名小戰士之墓的情節。在蓮花庵，徐書記回憶父親曾于1946年在此處剿匪，一名十五歲的小戰士因發現“道姑”是匪徒的偽裝而不幸犧牲。徐書記在蓮花庵，叮囑村長與支部書記，蓮花庵將升格為省級文保單位和進行文旅開發，隨后去祭掃那位犧牲的小戰士墳墓。他看到小戰士的墓碑上沒文字，徐書記要求刻上“來自冀中的小戰士之墓”，而且字要填紅。徐書記以公職身份在墓碑前低頭鞠躬，將文保和開發一并思量，讓讀者看到了在這個人物身上的歷史感和地域感。

《蓮花坡》的主題是描寫寫基層治理，但也描寫了縣域政治生活的框架，展現體制內部復雜的秩序和人情，搭建起作品的官場性背景，比如后文徐書記上調、李縣長接任，辦公室作為權力空間的延續，見證了干部調動帶來的人事調整等等。徐書記在上調之前，在收拾辦公室物品時，看到那把釘著白俄和我國兩枚銅牌（家具登記牌）的椅子，徐書記的父親也做曾經做過這個縣的縣委書記，特殊年代因為這枚銅牌而遭受批斗，復雜情緒和時代余波在徐書記的心底交疊回響，這就使《蓮花坡》擁有有了比一般基層題材的作品更為豐富的內涵與敘事層次，由是作品就有了歷史回聲與思索的空間。

《蓮花坡》最見溫度的描述當屬老婆婆提著南瓜、黃芪、小米、石榴等土特產來縣政府道謝的情節，作者通過這個豐富的情節把新時代干群關系生動地寫了出來。見李縣長時，小女孩不小心碰翻茶杯，老婆婆搶抹布時又把另一個碰翻了，杯蓋摔成兩瓣，場面頓時有些紊亂失控，老太婆與小女孩不知如何是好，此縣長用“歲歲平安”這句中國人熟悉的、帶有安撫意味的吉利話安撫了她們的情緒，體現了基層工作中的語言智慧。筆者在鄉鎮工作時也見證過這種時刻，比如修新路、拆危房、安置村民，政策的落實等等，最后拼的其實是能不能得到人心，許多事情最后不是靠長篇大論來推進，往往靠的是那些有“情緒價值”的玩笑話和閑聊。

以上情節，引起了李縣長對往事的回憶，剛剛李縣長接到了升遷電話，如果是往常看到茶杯蓋被打碎，他“可能會皺眉，今天絕對不會。”十五年前在保定直隸總督衙門里，李縣長與同學討論“對百姓而言，是父母官好還是勤務員好”這一問題，并順著這一細節去追問“父母官”一詞的淵源。這就使李縣長這一形象帶有了具體情緒背景的人之常情。

在現實生活中，基層干部不怕苦也不怕累，最怕的是解釋不清和情緒對沖帶來的委屈。面對百姓的樸素和實誠，又常讓人堅定了克服困難的決心。小說對新時代干群關系的刻畫被安放在這么一場真實的、略帶窘迫的會面中，其中的溫暖就更顯得可愛而可信。干群關系是在具體事務中一點點培養的相互理解，它建立在責任感上，也建立在尊重感上，脫離“喊口號”式的生硬展示，《蓮花坡》寫出了群眾對干部生成信任的過程，開會時的畫餅，比不上切實服務好群眾、讓群眾滿意，基層工作的成功就在于要讓路通了、事順了、群眾安心了。

從敘事藝術上說，《蓮花坡》首先在結構上具有回應關系，開頭寫“堵”，結尾寫“疏”，過程中既有對現實困境的鋪墊，也有對地方歷史和未來空間的展望和思考。同類型小說的結尾往往是路已修成、問題徹底解決的大團圓結局，《蓮花坡》卻是“一年以后，蓮花坡路口拓寬改造開始施工”，標志著另一個新的開始，堵點終于進入了實質性的疏解階段，作者借此表達基層建設從問題提出到真正落地需要時間以及流程層面的持續推動，而非一蹴而就。與此同時，蓮花庵“還沒有開放，不過也快了”，村里正在和宗教局、文旅局商議，道姑也請好了，這同樣不是以“大功告成”圓滿收尾，多個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到了結尾都處于向前更進的一步上，作者對事務的落實結果選擇了留白，讀者通過留白反而更能看到那個充滿光明的未來。

在語言上，《蓮花坡》具有一種生動抓人的文學魅力：寫車流“猶如脫韁的野馬”，寫眉毛“像是兩團烏云壓在眼皮上”，寫槍聲“仿佛是山泉冒起的水泡”，寫夕陽“慌張地跌落在奔跑的褐色道袍上”，寫石榴能“把尋常瓜果照亮”，寫茶水“賊似的偷偷溜下來”……由此看以出作者對比喻和動態細節有很好的控制力。這種語言風格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時候，使生活性的敘述突然充溢審美的獨特逼人光彩。按照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關于“陌生化”的說法，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讓習焉不察的事物重新變得不凡而可感。《蓮花坡》中許多細節之所以動人，正因為作者通過這些精準比喻，讓讀者突然看到日常事物里面的新奇之處。

最后，是對空間的經營和搭建，《蓮花坡》在小說中隨著故事的推進逐漸成為一個富有象征意味的地方：這里是道路的堵點，也是歷史的節點；公路連通著縣城，也通往山上的蓮花庵和無名小戰士之墓；村莊承受著發展滯后的尷尬局面，也孕育著未來可能發生的改變。到結尾時，支脈已經被炸掉，道路開始拓寬修繕，山門即將開啟，文旅項目正在籌劃推進，“蓮花坡”這個空間本身完成了一次由阻滯到疏解、由沉寂到通達的意義轉換。小說真正著力描寫的不只是一條路、一座山、一個村莊的命運，也是一處地方在現實治理、歷史記憶和地方發展等方面重新被打通的歷史進程。

尤其可貴的是，《蓮花坡》為當下基層題材文學寫作提供了一個良好范例，作者們不必只停留在如實描寫工作紀實的層面，而應該將筆觸深入到縣域、鄉鎮的真實體制生活之中，避免把現實的困境簡化為單線條的“先進事跡”，聚焦于人心和現實層面的堵塞，懷著問題意識展現基層工作是如何疏通困境的；語言上也應該致力于克服死板和模式化的敘述方式，用生動豐富的細節去刻畫人物、描寫事件。正因為這些元素同時存在，《蓮花坡》才不是一篇單純的基層題材小說，也不是一篇徒有溫情而缺少現實骨感的故事，它把基層工作的難處、群眾感情的真實和干部處境的復雜，都如實放到了一個相對平衡的節點上而熠熠生輝。

總括而言，《蓮花坡》是一篇兼具現實感、歷史感與人情溫度的優秀短篇小說，它把基層治理寫得富有精神縱深，對于新時代干群關系刻畫得不空泛也不做作，小說中的干部形象既有責任感，也有人之常情，同時展現出地方治理工作中面臨著實打實的遲緩和艱難，但結尾時隨著政策的落地，哪怕是一個小地方也將迎來光明前景。在我國還有大量的“蓮花坡”，也有眾多的“李縣長”和“徐書記”，正是這些一個個鮮活的面容、一座座無名的村鎮，構成了基層治理的方方面面。作為一名曾在基層工作過的讀者，我尤其珍惜作者對那些不大不小、天天都在發生的小事件的精準把握，在一通一疏的過程中，問題得到推動解決，干群之間的關系得到拉近，這些豐富的細節和詳實的內容，共同展現了基層的真實面貌，也使這篇小說超出了單純的現實書寫范疇，具有了更加堅實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