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是我景仰的詩人和作家。尤其是他的雜文和回憶錄，用“真知灼見”來形容未免俗套，他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和針砭，有良知和勇氣，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知識分子的骨氣，在邵先生的身上，有著真正的體現。邵燕祥先生曾數度造訪溫州，都是程紹國兄接待，我雖叨陪末座，卻依然喜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大約是2011年初，由紹國和我陪他一起到池上樓品茗，有幸得以近距離聆聽教誨，音容笑貌至今令人難忘。

池上樓位于積谷山下的謝池邊，在溫州也算是比較著名的一處園林建筑，據說此處即南朝謝靈運《登池上樓》遺址所在，清代士紳張瑞溥購入此地建造私家園林，在這舊址上蓋了一棟二層小樓，聊以慰藉自己的詩酒生涯。他何曾想過百年之后，這私家園林會變成衛校的職工宿舍，后又恢復原貌成為“空蕩蕩”的文物保護單位，融入中山公園成為一景？彼時池上樓內開著一家茶藝館，并伴有琵琶演奏。溫州本地的文藝工作者常在這里雅集，許多到溫州來的文人墨客，亦常往登臨品茗，倒是發揮了“名勝”的作用，感受到了溫州古文化的雅致風情。如今這里是謝靈運的展館。也有文史專家考證，謝靈運的“池上樓”遺址并非此處，應在東公廨附近。此處僅僅是清末士紳張瑞溥的個人臆斷，只因他起了高樓而自名之，才有了以訛傳訛的因襲。不管怎樣，一千六百多年的變遷，如今連東公廨也已蕩然無存，何況千年之前的樓閣勾欄？清代張某的建構，反而可以“喧賓奪主”，代而成為“發思古之幽情”的勝地了。

穿過謝池巷，在巷底即可見積谷山郁郁蔥蔥，山下一池春水，原名謝池，有人斷定此即“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詠嘆之地。池邊二層小樓，可賞對岸山坡上紫藤花開，山下池水微瀾，曲徑通幽。那天邵先生夫婦登樓小坐，品茗聊天，興致頗高。十幾年前的往事，說遠不遠，說近不近。時間如握在手中的細沙，看似滿把，一下子就漏盡了，風中揚落，不留痕跡。但那場景，那音容，在記憶的深處，卻難以磨滅。

1993年我到《溫州晚報》工作，先當了一年體育記者，其后負責文化報道。1994年下半年，在時任總編胡方松的支持下，我在文化新聞之外創辦了一個文學副刊版面，名曰“仙人井”，不僅獲得本土作家的相助，吳祖光、新鳳霞、范泉等老一輩作家亦不吝賜稿，也算一井涌泉。當年紙媒正進入巔峰時刻，副刊隨之風生水起。1997年小說家程紹國兄調入晚報，與我同事。當時我們討論，都覺得井太小，不如樓高望遠。于是改為“池上樓”，由紹國與我共同主持。彼時寫手薈聚，名士大家“登樓而歌”，呈一時之盛。汪曾祺先生題寫刊名，林斤瀾、唐達成、黃宗江、姜德明、劉心武、劉慶邦、卞毓方、阿成、高曉聲、高建群等賜稿不斷，此外還有許多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新作佳構，十余年間可謂談笑有鴻儒。這中間，邵燕祥先生的身影當然是常見的。1999年10月，我在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旅者與夢》，收到樣書后，于第二年年初寄了一本給邵先生，請他指教。邵先生即回了一封簡短的信給我：

瞿煒兄：

贈書拜收。編務之余尚能精雕細刻，甚羨甚佩！

附一稿，可用則用，否則亦勿為難。

匆祝

編著兩安

燕祥

二〇〇〇年三月廿七日

邵先生在信中所附的稿件，是雜文《民歌與偽民歌》，收到后即由我編發于2000年4月3日《溫州晚報·池上樓》。邵先生給我們賜稿，總要加上一句“可用則用……勿為難”之類的囑咐，其謙遜和關照，令我等更加尊敬。

2009年9月，我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詩集《命運的審判者——瞿煒愛情十四行詩選》。這是我創作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十四行詩歌選集，當時頗為敝帚自珍，舍不得發表，直到十年后才鼓起勇氣出版面世。出版后即又寄了一本給邵先生，并順便向他約稿。先生依舊很熱情地回信，他寫道：

瞿煒兄：你好！

收到贈書并來信已經匝月，因一時沒有文稿以報，遲遲未復，失禮乞諒。

十四行詩集是凝結詩人心血之作，容我細讀?，F在詩創作的多元化格局下，像這樣的作品已呈弱勢。我感到可悲的，是數量不多的詩評家實際已經失語。偶然聽到他們的聲音，卻往往在有償的研討會和有償的版面上，而且許多人并非“不懂裝懂”，而是“懂裝不懂”了。

溫州晚報的副刊還叫“池上樓”么？待有適合的稿子當從電郵呈上。我從前年大手術后寫得少了。

不贅，祝

好

邵燕祥

二〇一〇年三月卅一日

在原總編胡方松先生退休后，晚報的領導換了好幾任，其中不乏重視新聞而對報紙副刊帶著偏見的。2007年，紹國兄氣憤之下“內退”，晚報“池上樓”等文藝副刊的版面只好由我獨自兼任。盡管副刊其他版面被一砍再砍，但由于“池上樓”的影響大家有目共睹，我作為資深負責人據理力爭，幸而得以保留至今。最近的兩任總編看著報業的式微，也看到了副刊的重要性。我在調崗后又回到這“樓”里繼續“安身立命”——戀棧的人，實在沒什么出息。我從事副刊編輯，凡三十余年。怨矣悔矣皆如漏沙一去不回也。其實終有一天，我也是要“下樓”并拂袖而去的。

積谷山下的池上樓巍然不動，雖幾經磨難，風光依舊。晚報里的“池上樓”亦然——但愿如此。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邵先生才會在信的末尾有此一問：“溫州晚報的副刊還叫‘池上樓’么？”也可見邵先生對這個版面的心心念念。此后邵先生和我的通信，都是通過電郵。他先是發來了《邂逅舊書》一文（刊發于2010年4月10日溫州晚報“池上樓”副刊，后收錄于先生的詩學隨筆集《品詩》，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接著又為我的十四行詩集寫來一封建議信：

瞿煒先生：你好！

我想起，屠岸先生是十分熟悉并喜愛十四行詩，長期研究，還身體力行地寫作十四行詩的。你不妨寄一本大作，向他求教。他的通訊處是：100013，北京，和平里×區×樓×單元×號。此告。

還有你們浙江嘉興的沈澤宜先生，前不久出版過一本長詩，寫他精神戀愛的意象，記得好像也是采用了十四行體。順候

春安！

邵燕祥

由于是電郵，落款沒有注明時間。好在郵箱有時間顯示，為2010年4月12日發送（信中屠岸先生通訊地址具體號碼，考慮到個人隱私，筆者故將其隱去）。也就是說，他在寄出手寫信件兩周不到時，又想起我的這本薄薄的詩集了。我不記得自己有沒有按照邵先生的建議將詩集寄給屠岸先生，我想，耄耋之年的屠岸先生應該沒有什么精力來翻看一位無名詩人的首部詩集吧？如今，邵先生以及先生在信中提到的兩位著名詩人，都已駕鶴西去，他們所踐行的，是良知的力量。他們對真相的追索，遠還沒有結束。

邵先生還曾寄贈了他的舊體詩集《邵燕祥詩抄·打油詩》給我。說來慚愧，作為詩人，我卻沒認真研讀過多少邵先生的新詩作品，反而是他自謙為“打油詩”的這本舊體詩集讓我感到震撼。他在此書的《自序》中說：

曾有人說，我的雜文比新詩好，我的舊體詩又比雜文好。

這是夸我的舊體詩。我卻不這么看。

我以為，在我的寫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詩，寫了大半輩子，雖有很多敗筆，其中畢竟有我的夢、我的哀樂、我心中的火和灰；其次是雜文，是我的思索、我的發言，數量大，十里選一，也還不無可??；最后，才是我原先只是寫給自己，或頂多是二三友人傳看的格律詩——我叫它“打油詩”。

的確，先生一生作詩撰文，對自己的新詩作品是珍視的，對自己的雜文作品是自信的。那些作品都是他內心真實的寫照，有對藝術和良知的追求，對世道人心有著深刻的認知。而讀他舊體詩的感受，其實同樣如此。因為本不為了發表，反而更真實，更誠摯。它們反映的是詩人自身的遭際、憂思和志趣，看似輕描淡寫，卻是用最古典的方式以澆胸中塊壘，隱秘卻也痛快。有些詩句，勝似他筆觸犀利的雜文，比如“壯夫豈可毀于隨，拍馬雕蟲兩不為”“我亦曾經滄?？?，文章雖賤骨非輕”“不必犧牲皆壯烈，從來冠冕總堂皇”“掌聲拍報平安夜，大會開得很好嘛”。讀到這樣的詩句，心領神會之間，不禁莞爾。此外，他對故鄉，對友人，都有深情的抒寫，比如他寫故鄉的《再回蕭山有感》：“莼鱸故事感千秋，生小京門舊巷稠。何問岐山封召邑，況從汴水下杭州。不勞典史查三代，已自塵囂集百憂。一井獨存廬墓滅，于無家處有鄉愁。”讀來古意盎然而意味深長。詩人原籍浙江蕭山，但出生于北京，故有“于無家處有鄉愁”之嘆。這部詩集中，還收錄了數十幅丁聰、方唐兩位大家的漫畫，配以邵先生的諷刺詩，相得益彰，尤其生動形象。

邵先生1933年出生，2020年8月1日在睡夢中溘然長逝。先生出版的著作，我收藏了一些。我愛讀他的雜文，更愛讀他的回憶錄，尤其是《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另一本是蕭躍華編的邵先生憶舊話舊文選《昏昏燈火話平生》，也很有意思。他的文章，常讀常新，雖無由親炙先生，他卻可謂我等人生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