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延濱，詩人、散文家、評論家

中華讀書報：集中閱讀是在什么時候？

葉延濱：上世紀70年代，我在《延河》雜志借調當了一段時間編輯，當時有一條規定，允許到圖書館借需要的書供批判用。半年時間里，我從圖書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詩歌名著，這是我第一次集中閱讀中外詩歌，才知道詩歌是這樣。這是我很重要的一個準備。我文學的起步是從這里開始的。我寫了一首政治抒情長詩，編輯部提了很多意見，前后改了九稿。最后發表的時候，詩歌組長說，我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倔的孩子。

原來他們是想“槍斃”那篇詩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見就是不斷刁難，我那次創造了修改紀錄。這首詩的修改過程是很好的訓練，這是我真正的寫詩的起點。

中華讀書報：1978年，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您在大學里收獲了什么？

葉延濱：當時我一拿到作文題目就笑，是要求把長文章改成600字的新聞報道。我就拿筆在上面勾，劃完也沒算字數。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師大的學生集中起來在閱卷中數字數，我的字數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廣院82屆畢業生，一個同學后來當了學校的教務長，把當年的畢業成績單每人復印了一份，我最低的一科是90分。

大學以后，主要是寫作，我在大學里得獎，參加了第一屆青春詩會，加入了中國作協。

中華讀書報：上世紀80年代中期，西學思潮的涌入，給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葉延濱：西方文化的進入，是把自己擺上另外一個位置。前面所受的文化影響，更多的是俄羅斯和東歐，來自托爾斯泰、馬雅可夫斯基，改革開放的影響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影響，對我來說，我不可能完全地離開兩個基地，一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二是我不可能完全忘記我最早的政治野心和人生野心。我第一次讀《戰爭與和平》，發現作家居然能脫離小說情節談論政治，很震動。

西學漸進的時候，西方現代主義風潮涌入，客觀地說，我總是在觀察、吸收和發現，我們的作者最早是學誰的，他的影響來自哪里。我當時是站在一個層面：不僅了解自己，還要了解詩壇整個走向，才能判斷整個詩歌的發展和影響。比如吉狄馬加，他最早的影響來自桑格爾，后來才是聶魯達。在這個尋找和辨析中，我把自己的詩變得更能表達自我。

中華讀書報：如果讓您評價自己的詩歌呢？詩歌創作和閱讀的關系是怎樣的？

葉延濱：坦率地說，我是混雜型的詩人。我小時候最早喜歡、最多接觸的，是中國的傳統小說和西方小說。我小學和初中基本是讀小說，讀散文的年齡是高中，開始注意近現代作家的語言。詩歌是最后進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沒有完全體現最純粹的詩人氣質。

有的詩人說，葉延濱的詩歌中有戲劇的介入；傳統雜文家說，葉延濱沒有一篇規范的雜文。我的文學營養的吸收，來自傳統的小說。我從小學到高中，是圖書館管理員最好的朋友。一下課我就在圖書館待著，《紅樓夢》等古典小說都是在初中讀的。

這里還有過一個故事。《紅巖》出來后非常火，全校就一本。學校語文組長就要去圖書館借。圖書館何老師說，這本書校長拿去了。結果，我在語文課上偷偷看小說時，被語文老師發現了。

新文學時期的文學當時也只是借給老師，多數人沒有機會看到的小說，我都在圖書館看到了。所以我的知識結構和其他詩人不同，進入文學的途徑和別人不太一樣。我母親下放到大梁山的時候，帶著幾本書，其中就有《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家訂的雜志，就是《收獲》《人民文學》《譯林》，我常常是一本雜志從頭看到尾。

中華讀書報：在《星星》的時候就開始寫隨筆雜文，詩人出手，語言總要勝出一籌。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雜文？

葉延濱：雜文隨筆創作，的確是我一個著力的方向，雖然我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但在這些領域我是票友。

王蒙先生曾評說我的隨筆：“葉延濱是詩人，這個詩人是個明白人，叫作讀書明理，叫作體察現實，人情達練，思考斟酌，不粘不滯，自有主張。就是說，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當受蒙，三不本本條條，四不剛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愛讀他的隨筆雜文，覺得他言而有據，有獨得之妙，有機智和靈性，有見解。他的記敘文與憶舊性散文也寫得好，有一種平和，有一種滄桑感，有一種明晰，說得再好一點就是我愛說的清明。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狀態。如此這般。難得有一個人寫文章而不吹噓，談詩論文而不賣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風趣而不輕飄。讀葉延濱的隨筆散文，你會學得聰明、不受騙和有節制。”我認同他的鼓勵，并為之努力。

散文雜文隨筆的創作，在我的創作中并是半壁江山。各種報刊雜志給我的雜文散文獎要比詩歌更多。詩歌加上雜文隨筆，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如果有，是什么？

葉延濱：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枕邊書是放在枕邊睡前讀一段的喜愛之書。但我們這個經歷的人，枕邊書也許是另一種存在。我早年隨母親下放山區，寄宿求學，以及后來的插隊、進工廠當工人，30歲又上大學，整個青少年時代，屬于我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是一間房，而是寄居或集體宿舍的一張單人床。而在34歲以前的求學和底層生活日子里，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讀書，在我34歲以前，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放腦袋的枕頭和放在枕邊的書。

中華讀書報：您的枕邊書有不同的時期？

葉延濱：初中到高中的中學時代，在艱苦而枯燥的寄宿求學日子里，從圖書館借到一本書，那就是這一個星期有了足以安度的課余時間。應該說我是一個會上學的孩子，從初中到高中，我的考試排名在全校沒落下前三。更多的時間是讀小說，因為小說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和不一樣的生活。進高中后，開始讀散文，因為我各科考試成績里，作文分總是最低的，讓我想看看別人是怎么寫的。

后來是十年“文革”，無書可看。除了紅色語錄書，能看到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幾本書，《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哲學筆記》《共產黨宣言》。有一段時間，學校停課，社會上動亂，無事可干。我就困在學校宿舍的幾個月里，把這些書一本又一本地啃讀一遍。實在是習慣于在文字中度過每一天，沒有人教，也沒有什么輔導，這些日子我的枕邊書就是這幾本馬列原著。前些日子，在一個舊書拍賣網上看到我18歲讀這幾本書的心得筆記本：葉延濱六十年代讀書學習筆記一冊，標價：18880元。這本筆記多年前流失。但確實是這一段啃原著的訓練，讓我知道人要講道理，還需要理性和邏輯的修養，無論是政治家還是老百姓。

再后來就是在秦嶺深處總后一家工廠當“以工代干”政治處干事開始讀詩寫詩的枕邊書時期了。當年我參加總后辦的一個新聞培訓班。采訪途中，在書店讀到李瑛先生新出的詩集《紅花滿山》。這是“文革”后期我讀到的第一本文學書籍。在山區一個部隊小化工廠，基本無新聞可報道，但讀了李瑛這本寫部隊生活的短詩集，生動親切，畫面可感，我想這樣的詩，我也可以試試。從此后，我開始學習寫詩，當時全國就一本公開發行的文學雜志《解放軍文藝》，陜西省就一本《陜西文藝》，我就給這兩本雜志投稿，投了一年，《解放軍文藝》給我寄來一個大信封，是我一年所寄稿件全部退回，附有編輯雷抒雁的短信，沒說寫得好劣，只說我是他見過最勤奮的作者。《陜西文藝》給我寄來一封邀請信，參加“陜西詩歌創作座談會”，到會才知道，我是全場二十多位中唯一沒有發表過作品的作者。會后，我被借調到《陜西文藝》（《延河》），當了半年多“工農兵編輯”，在這里半年時間，我被允許每次從圖書館借出十本詩集。我的枕邊書，每周換十本，半年讀了二三百本中外詩歌名著，這是我的詩歌大學，沒有這一時期的集中大量閱讀，我不可能有以后創作成績。

34歲以前，我的全部私人空間，就是一張床。這張床上最重要的位置：枕頭上的腦袋和枕頭邊的一疊書。

中華讀書報：您的私人藏書有什么特點？您如何安排自己的藏書？

葉延濱：我不是個藏書家，也不是個專門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除了我自己購買之外，作家詩友的贈書也數量很大。我不是坐擁書城的書生，工作變動，遷徙流動，書籍是巨大的負擔，安置這些圖書很費腦筋，常常不得不斷舍離，贈送給詩歌收藏館或研究中心資料室。而且根據需要，存在身邊舍不得轉讓給相關部門的書籍，也分別放在常住的居所和南方的寓所。我正用電腦打字的這間不大的書房，放著六架書籍，自著和收錄自己作品的選集文集就占滿了三個書架。其中僅1980年以來歷年出版的收錄我的詩歌、散文、雜文年選這一類就有二百多冊。我自己知道，我已到了做減法的年紀了，所以給看過的書籍找個家，是需要認真的事情。兩年前，有一位武漢的藏家，在卓爾書店舉辦了一個葉延濱詩集及葉延濱藏書展覽。我很驚奇，我與他沒有聯系。后來他告訴我，除了他自購的我的詩集外，一些詩人簽名給我的贈書以及我的幾份書信詩稿，他是用兩萬元從一個舊書商手上收來的。花開花落，有心人收，有情人藏，足矣。

中華讀書報：您有時間重讀圖書嗎？如果喜歡重溫，哪些書值得您一讀再讀？

葉延濱：我曾經一讀再讀的有《魯迅全集》，還有李白、李賀、杜甫、辛棄疾的詩選，就放在身后的書架上。但是現在常常落塵。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靜思獨處時，常常處于回憶回望狀態。因此，我努力避免重溫，如果讀書的話，多讀新書，努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樣的閱讀方法和閱讀特點？

葉延濱：新書到手，放在書桌的左旁，先看，看不下去，則罷。若有所感所悟，甚至驚喜或驚奇，折上書頁或做出標記，放到書案右側。過些時間，靜心無事之時，再看細品，或做筆記，或寫下心得。此書可在書案上多放些時間了。

中華讀書報：如果想見一位作家或學者，想見誰？如果邀請更多的已故作家聚會，您會邀請誰？

葉延濱：我最想見的是艾青先生。他在1980年代與我相識，1982年我大學畢業實習在中央臺專題采訪了先生。他的人格和風范讓我敬仰，他的作品是我學習的典范。許多批評家指出，我1980年參加青春詩會的成名作《干媽》是受到他《大堰河，我的保姆》深刻影響。我十分認同這點。

另一位是雷抒雁。他是第一個給我寫退稿信的編輯，也是與我相交幾十年的詩友，我們的詩歌理念不完全一樣，我們的性格也不相同，但他引我入詩壇，是我第一個詩人朋友。

出現在我頭腦中的有路遙。他是我1975年在《陜西文藝》當工農兵編輯認識，后來在《延河》又見過他，那時他的中篇《人生》震撼了我。

再一位是前輩嚴文井。他與我父親在《東北日報》曾是同事。我在北京上大學時間，是他家的常客，他的平易、智慧與豁達像長輩教我做人。

再一位是詩人邵燕祥先生。他是我的詩歌引路人。他在《青春詩會》上決定用我剛寫的《干媽》換下另一首原擬用的詩稿。他得知我申請加入北京作協的申請，因為我是在讀非北京戶口的大學生被拒后，給了我一張中國作家協會入會申請書，并且做我的入會介紹人，使我有幸大學畢業時，同時收到了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證。

再一位是詩人白航先生。我因陷入一場莫須有的糾紛和陷構，延期兩個月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星星》當編輯。當時我處于受審查狀態，編輯部不歡迎我，他對我也較冷淡。但他作為主編認真觀察我的工作，暗自考察所有編輯的工作業績，在年終總結說，全編輯部四個責編，葉延濱送稿量和主編留用量占一半以上。三年后他退休前推薦我當副主編。這讓一場持續多年的流言和構陷“由上級的任命決定劃上了句號”。他是個好詩人。他不喜歡我，但他是個好領導，給我做了榜樣。

涌上心頭的好作家好詩人太多了，先就說這六位吧，讓我讀了一輩子的人。

（欄目主持人：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