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九，飛廉的朋友，我們仨個，相約拜訪飛廉以及他的村莊：孝感市肖港鎮農四村舒家灣。

天陰欲雨，村野濕寒，按說不宜下鄉訪問友的。但，若早幾天去，恰逢氣溫縱跳，大地回暖，春光煦煦，中饕陳軒念念生津的鄉村黑珍珠未必復工，畢竟——年還未過一半，一家主要服務近鄰和熟客的小飯館兒大概率歇業中，即使老板知道他家的美食早被飛廉的神筆帶貨，聲名遠播云夢澤外，哪會料到書外的食客，如陳軒這等上京的伊壁鳩魯，正逐味而來呢。

彭彭載著我們自東北上，時而流暢，時而躊躇，漸遠熱鬧通衢，漸近冷寂村巷。既然按照飛廉的定位導航前行，我們這一路堪堪在步他的回鄉后塵，復刻他的移動（movement）軌跡，校驗他的路感了。所以，沿途風景不斷與他的白描疊合、后退，一個個清晰的瞬間向前流動，灰白道路，褐黃田疇、青綠菜地……被拉成連續的線條與色塊。倘若一個地方的辨識度總是被詩人發明出來的，那么，因為飛廉的提示和圈點，我曾掠影N次，印象虛散的澴川，正變得十分親切，有些陌生了——這種親切的陌生性（familiar strangeness）不正是吾神哈羅德·布魯姆神往的邂逅（（encounter））么？ 只不過，布魯姆謂之的邂逅是指遲來的詩人認出了（recognize）自己的詩歌父親，偉大認出了偉大；而此時的我則被車輪咬嚙路面的聲音提醒，飛廉的金句來了：

我特別喜歡在這條鄉村公路上開車。水泥柏油的兩車道油光水滑，像鲇魚的肚皮，白楊密密匝匝，在路兩邊排隊，樹冠朝上交織在一起，向前簇擁成幽深的樹洞。（《鄉村夜氣》）

開車拐上寶成路，兩車道的水泥路在使用了兩年后，泛著青光，油光水滑如鯽魚背，掩映在眼睫毛般密集的白楊樹林道里，樹葉黃綠交錯，真美。（《涂河集上臭豆腐》）

可惜，我們注定錯過寶成路最美過去，“眼睫毛般密集的白楊樹林”全然無存，奇幻畫風的“幽深的樹洞”業已消失，遑論看到黃綠交錯，聽到鶯啼鵲噪了，聞到柏油的悶腥了——這條飛廉回鄉下老宅的必經之路，白楊已被伐空，徹底變成一條字面意義大于實有意義的文學之路(literary road )了，留給有心的讀者途經此地，驚覺風景的易變，共感千古的愁緒：昔我往矣，白楊蕭蕭，今我來兮，大路蕩蕩。

當然，我也想過，本地路政部門自有理由伐空飛廉所愛的老白楊，沒準換栽飛廉更愛的苦楝、楓楊呢——就武漢地區行道樹選擇而言，苦楝和楓楊鄉土性更強，樹齡佳期更長，生態優點更多。總之，地圖上一條微不可查的鄉村公路， 經有飛廉賦魅而獲得地方的靈性，記憶的輝光和遺產的詩意。十年之后，它也許魂穿為又一條美路，春末紫雪飄飄，夏初瓔珞搖搖，給飛廉的神經末梢輸入新的靈感，為新鄉土散文再添一篇佳作，替某位研究路學（roadology）的學者或人文地理學家保存一則鄉村風景（rural landscape）的材料。

太喜歡飛廉的路感和道路描寫了。他常年御車而行，間以慢跑、散步、徒步，在舒家灣附近閑逛，在云夢澤周圍漫游。若將他已發表的各種以地為題的“記”導入面積計算，他這二十多年的行與走，思與寫勘察了百余平方公里的版圖，探測新鄉土文學的空白地帶，而他經年不疲的“蕩路”，踐行了地理學家大衛?西蒙（David Seamon）謂之的身體芭蕾：邁動血肉之軀，驅動燃油的機械，翻山，爬坡，過橋、涉水，佇立……由此，移動構建個人的空間敘事，創造有辨識度的地方：金神廟、涂河集 小澴河、汪家竹園、天臺山……這些反復呈現的地名，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本敘事節點，每?個點位都標記出?廉生活世界的起始、停頓、轉折，對應著?段空間實踐、一串情感涌動（ spontaneous overflow），?種美學表達。

在飛廉的作品中，“道路”是空間轉化為地方的重要媒介，從鄉間老宅原點通向鄰居、鄰村、河堤、田間、集鎮的小道、曲徑到轉接大別山、桐柏山、武當山、舉水平原、洞庭湖的大路、坦途：

過小學，再往前，就是小河堤。小河堤由北向南，如同一道眉毛一般，有小小的弧。順著小河堤往北，也可騎自行車到鎮上，雖然上坡下坡頻頻，但皆是沙堤路，即便是剛剛下過雨，路上瞬息即會平鱉如鏡。自行車走到潮濕而平整的路面上，地面好像有奇妙的吸力，車輪發出奇妙的“沙沙”的聲響。（《路》）

散步跑步，騎車開車，能遇到的良好的路，就是兩排鶯啼鵲噪的老白楊下，中間一條翻新的柏油道，或曲或直，遇山繞彎，遇河架橋，傍村接鎮，迂徐委曲向前行。它大概是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等動脈下的毛細血管，縣道都安排不上，有時候被命名為某鄉道，或者某某線，走牛穿狗，雞鴨鵝排陣，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拖拉機、小轎車、大卡車，有腿有輪，一律平等，并不需要紅燈綠燈，斑馬線雙黃線，但憑心意，各問前程……車輪觸碰新涂瀝青，如蠶嚙桑葉，如指沾春水。（《牛跡山記》）

在飛廉的蕩路過程中，無生命的交通工具與他的感知協同，進化出人類或昆蟲的觸覺：“車輪觸碰新涂瀝青，如蠶嚙桑葉，如指沾春水”；無生命的土、石、瀝青鋪墊的道路與他的經驗共生，變成油光水滑的青黑魚類，如鯽、如鲇、如鱉，平整、潮濕、略帶黏滑的路面與汽車、自行車的膠質輪胎肌膚相親。這類描述總是讀之難忘：飛廉即使換位為另類生物，亦有體察環境，入微至斯的感知能力。看得出來，他正力追自己推崇的蘇格蘭作家娜恩·謝潑德的復合敘事，試圖呈現萬物互聯，彼此交織的圖景。當然，也正因為他的比喻太貼切，我不禁想：眼下正被我們這輛大眾碾壓的“活路”會像魚鱉那樣默默吃痛受虐嗎？

飛廉寫路，多以白描為主：“北上，一路舉水相伴，而歧亭，而宋埠，而中館驛，而麻城城關、黃土崗、福田河，由福田河鎮再往北，翻過小界嶺，就是河南省信陽市新縣的沙窩鎮，沙窩鎮旁邊的河名叫白露河，名字多好聽，河灣也美，為看河邊的野菊與白石，我還特意在旁邊的一家加油站停車，加過一次油。”飛廉定是飽讀民國之前的地方志，深諳要言不煩的寫法，故能三言兩語，就能簡潔、清晰勾畫行旅途途中的山川走勢，路橋關隘和風景亮點。他偏愛使用且短且密的“而、而、而”句式，如“由河南方城進入南陽盆地，自北往南，盡薺麥青青，而南陽，而鄧州，而新野，而棗陽，而襄陽……”，又比如，“大別山幕阜山的懷抱里，造物主給了一板斧，劈開道路，才放澤水東流，黃梅九江，江漢朝宗，而安徽，而江蘇，而上海，往東海去。”……每每讀到這類描述，作為讀者的我，會與文字同步腦繪出一幅方向明確，路徑清晰，節點醒目的交互地圖來，圖上還有移動的光點，一個“金屬的甲蟲毛毛蟲銜著燈火粒，在沙沙地啃食夜色”。事實上，飛廉的作品還真適合導入ArcGIS Story Maps。近20年來，隨著地理信息技術（GIS）與人文社會學科“空間轉向”逐漸對標，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數據化文獻，可視化分析，捕捉“人-空間-時間”的動態行為。

幾年前，我在本校一門GIS人文通識課上擔任“文學制圖學”一講，格外留意了數位中外作家的移動軌跡，篩選出一些印象深刻路景描寫。我曾對選課的文學院學生講，屈原有他的騏驥，但丁有他的雙足，杜甫有他的浮宅，徐霞客有他的轎子，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有他的駱駝，飛廉有他的帕薩特。千百年來蕩路的作家絡繹不絕，交通工具延伸了漫游者的身體，將他們帶至風景之中，時間之深，文學史里的道路書寫綿延無盡，屈原馳騁于失重的天路，霓云相隨，鳳鳥飛旋，“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但丁彷徨于幽暗的林中歧路，兇獸當道，令他恐懼，一再轉身想退回來，他與維吉爾結伴而行的地獄之路螺旋下沉；拉鐵摩爾俯身在嶙峋駝背之上，半睡半醒，以2.5英里的時速跋涉在漫無邊際的蒙古沙漠……飛廉呢，他在大小澴河堤上慢跑，穿梭在盛夏高溫，大地蓊郁，萬物喧囂之中；他策杖登臨一處山頂或高臺，慢慢地將四周景色收入眼底，興嘆”家鄉之微，宇宙之大，這大概是一條無意識展現的空間軸”；他驅車盤桓在云夢澤丘陵間，“回旋在朝朝暮暮的塆沖”，進行區域歷史地理探索。

在他寫過的數百條道路之中，舉水古道當為年代最為久遠，歷史圖層最為復雜，過往痕跡（各種類型的車轍和三教九流的腳印）最為紛亂的一條路了。2500多年前，一場“自商周以來的中國規模最大、戰場最廣、戰線最長的戰爭”（黃樸民語）就發生在他的家山范圍，這種天賜的機緣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地方感，喚醒他歷史意識，引發他考證古道的“學術野心”。最近幾年，他不斷重走舉水古道，著力挖掘文化和物質層面的細節：

在這口鐘的中央，沿著舉水彎曲的激流，在舉水古道上驅車也好，騎驢也好，步行也好，在舉水平原上南來北往的，除了東坡、季常、飛廉這些文人，更多的還是歷史上的大軍、義軍、難民與流民。楚國、吳國數萬將士車馬大陣，往來沖殺，在這里有了第一戰，后面的戰事也不少。（《柏子塔記》）

之前我讀《左傳》中吳楚之戰的史料，闔閭、孫武、伍子胥、夫概等領吳軍，出入大別山，經柏舉之戰（公元前506年，麻城）、清發水之戰（安陸）后，他們進軍的路線，應是繞行大洪山的南麓，而云夢，而應城，而天門，而荊門，遂攻破郢都。（《武當七日記》）

舉水古道曾為柏舉之戰的戰術通道，關于它的名稱和起止，歷史學界尚未定論，雖有學者考證戰事展開的這一區間大約有數華里之長。但若視舉水中游等于舉水古道，那么，飛廉念茲在茲的的古道足有100多里之長了。這條百里古道上，每個節點都是高光的空間劇場，值得多個領域的學者跟進深描。想想看，聚落地理學，風景考古學、全球史的很多議題都是圍繞道路，如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川鄂鹽道等展開的，畢竟“道路是人們在地球上通過有目的、富有創意的活動留下的痕跡。它們改變了地表形態，劃分出不同區域，創造出屬于人類的空間……”（James Weiner 語），進言之，道路成為社會關系的重要載體，將日常生活分散的元素連接起來。每條道路，無論是人畜踐踏出的羊腸小道，還是鐵鍬建造的機耕路，還是盾構機鑿開的高速隧道都涉及到人-空間-地方與移動（movement）之間的復雜關系，而“移動”正是飛廉這20多年來創作的基礎動機，重復與變化是其道路敘事的核心要素：既重復前人走過的路，也重走自己走過的路，更會變化蕩路的時序、感知、心境。

行駛、行走在舉水古道上的飛廉肯定也思考過縈繞在《古道》作者，英國環境人文學教授羅伯特·麥克法倫心頭的問題：“走在路上，我每每好奇，它們的源頭在哪里？當年是什么促使它們成形？關于日常行走的旅程，它們記錄了些什么？關于冒險、相聚和別離，它們又深藏著多少秘密？”

在舉水古道這處空間劇場里，一眾梟雄、謀士以身入局，戲份很重的伍子胥出現在飛廉好幾篇地記里。伍子胥的自楚逃吳，由吳伐楚的兩條路線，雙線合一，就是一本起伏跌宕的傳奇劇（melodrama）。我有點好奇：飛廉反復寫伍子胥這個人，他走過的路，卻未著墨他的道路意識：“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在我看來，伍子胥自我裁決堪與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自我激勵對讀，“倒行”與“前行”，逆向而行的兩種道路實踐，分別注釋了魯迅式的“一個也不寬恕”的決絕和加繆式的推滾石上山的勇氣，二者完成生命哲學的兩面。

飛廉此舉，是有意憋住一個偉大的素材，還是無意識的疏漏？說起來，即使吾神段義孚，他那部影響至深至遠的《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1977）也曾忽略了聽覺。時隔15年，他在《如此陌生而奇異：感官與審美的地理學》（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打上一個陌生而奇異的補丁，單寫一章“聲音，情感與美學”，斬釘截鐵地斷言：“聲音要比其他視覺更能強烈地激發人類的情感。……沒有聲音，一切移動（movement）沒有生機。”我寧愿臆測，以飛廉蛛網捕夢，手掬靈光，文追汪老的能力，某一天，他會為伍子胥打上一個陌生而奇異的補丁的。

飛廉長于白描，語辭素凈，句群緊致，意象清晰，大多數地記寫得洗煉而自然。我至今記得讀《橋》、《菜園中的菜》等短文的驚異感：“……村前皆有村橋，橋邊種棗樹、梨樹與苦棟，春上花開時節，香氣彌漫。細小的花瓣就鋪在橋面上”；“白菜到了二月間，就會抽出粗肥的苔。‘啪’的一聲折下來，去掉皮，折成小段用臘肉炒出來”，好個“猶礦出金，如鉛出銀”的絕絕子！——我曾形容那些輯入《飛廉的村莊》《云夢澤唉》篇章，許多描述和意象宛如晾干曬透的單瓣山茶，一旦與閱讀時的情境相契，就會緩緩散發深味。相形之下，輯入《居止在家山》的數篇，如《蘄州記》、《問津記》，特別是《柏子塔記》顯露他轉向細密深描的意圖，專業考訂和解釋多了起來，也許是為了配合他自稱的“學術野心”？也許是想和羅伯特·麥克法倫飆技？后者不僅是《古道》的作者，還是飛廉推崇的《活山》（英文初版1977， 中文版2018年）一書的作序人。雖然不是麥克法倫使英國現代主義散文最珍貴的一缽冷灰復燃為自然寫作的烈焰，但的確因他的慧眼牽引，包括飛廉和我在內的當代讀者發現了“我走，故我在”的道路現象學洛神，娜恩·謝潑德（（Nan Shepherd，1893－1981）。麥克法倫盛贊謝潑德“每一次進山都會找到新的路徑”，指出她“與梅洛-龐蒂在思想和用詞上的相似之處”，提醒我們：不能只看見風景的外在形態，還要進入深刻的內在和隱秘的凹陷。他本人的《古道》（2012英語版，2014年中文版）則實踐了謝潑德的行走哲學，“我放任雙腳代替雙眼引領我前進”，題于卷首的“作家手記”或許為當代同路人和后來者樹立了一個影響的焦慮：“這本書，靜靜坐著是寫不出來的。它的主題是道路、行走和想象之間的關聯，因此大量思考完成于徒步行走之際，也只有行走時才可能做這樣的思考。”我好奇，飛廉的復合式蕩路（自駕、搭車、乘船、散步、徒步）是不是克服影響的焦慮之舉呢？

的確，飛廉的大部分作品是行出來和走出來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確立某方向，某坐標，在文章未成之前，會往返這個地方，陰晴雨雪，春夏秋冬，流連不去，一旦文章寫成了，文本在作者這里已告封閉，好像就有一點意興闌珊，裹足不前，沒了之前興沖沖地啟程……”，后幾句說得有點渣渣的，但實際上，對很多地方，他會一去再去，孜孜不倦，比如武當山、倒水流域、舉水平原，更不用說，那些反復出現在他新作里的寶成路、澴河堤，106國道，320省道。一旦文思淤堵，他會索性關上電腦，出門開車，“過長江二橋，走江北快速路，經陽邏港，往麻城紅安去。”故土就在路的那端，挨近家山，氣脈疏通，思若泉涌。在這一點上，飛廉和麥克法倫深得浪漫主義“多動癥”的遺傳，盧梭就說自己，一旦停下，我便無法思考；我的頭腦只能和雙腿一起工作。

縱觀整個世界文學，“幾乎不存在不涉及旅行的文學作品”（彼得·赫爾姆斯語），和雙腿以及雙腿延伸物（驢、馬、船、車、飛行器等）一起工作的寫作者不勝枚舉。他們的作品寄名在難以定義，文體靈活，風格繁多的行旅文學（travel writing），道路文學（road writing ）、游記（travelogue）回憶錄（memoir）、航海志、田野報告（ethnography）等類別之下,“許多穿梭在不同文明帶，文化圈的探險家、外交家、商人、學者以及熱愛戶外運動，依賴道路展開想象和建構敘事的詩人、藝術家、驢友、徒步客留下大量文獻，記錄人類在時間與空間中的演進歷程，揭示我們如何定義自我、如何認知他者。旅行寫作所構建的 ‘我’ 與 ‘你’、‘我們’ 與 ‘他們’ 的身份認知，既作用于個體與國家層面，也貫穿于心理、社會與經濟領域”，（Jonathan Raban 語），從近乎奇幻的《西游記》（吳承恩，金陵世德堂刊本1592）《格里佛游記》（喬納森·斯威夫特，1726）到非虛構記實的《徐霞客游記》（乾隆本，1776）、《意大利之旅》（歌德，1816-1817）再到晚近與環球科學考察、人類學田野、城鄉休閑等并軌發展的風景速寫、社會調查、人文地理報告《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易與旅行》（阿奇博爾德·約翰·立德樂，1888）、《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拉鐵摩爾，1940）直至當代重新發現異鄉·故土系列。

在浩如煙海的行旅文學中，有些作品可能更適合貼上“道路寫作”標簽以示它們的主要特質:道路不再只是移動依賴的設施，事件和相遇的背景，道路本身就是主題，是具有能動性和生產性的主角，不僅協同作者的創作，而且參與作者的社會關系，甚至主導作者存在（being）方式。以此衡量，飛廉的地記中有很大比例的“路記”，若按方向、遠近、長短重新編輯，我相信它們一定能呈現出別樣的價值，堪與麥克法倫的《古道》對位：“這是一本關于人和大地的書：行走是向內的勘察，而我們穿行其間的風景，又如何微妙地塑造著我們”，亦能和當代道路寫作的諸多佳構互文，注釋或啟發何謂道路詩學，道路詩學何為？

我咨詢秘塔，它答：“道路詩學通常關注空間、行走、途程中的詩意與哲學，涉及主體在路上的狀態。不僅僅是關于‘路’的詩歌，更是一種以‘行路’為根本隱喻的存在與認知方式。它關注的是：人在途中（而非在原點或終點）如何生成意義。其核心命題包括：方向與歧路、行走的肉身經驗、途中的相遇與決斷，以及“路”本身作為帶有倫理和命運色彩的象征系統。

秘塔的答案貌似不壞。顯然，它嚼碎了巨量詞元（token），熔化了我投喂的梅洛-龐蒂、蒂姆·英戈爾德，克里斯托夫·提尼（Christopher Tilley）等人關于道路和移動的論述，提煉出如此冷靜（impersonal）的界定。相形之下，還是源頭活水更能令思想澎湃啊，雖然不是界定，但是啟示：

我們循道穿行風景之中，在這個由印象、符號、景象、氣味和身體感覺（physical sensations）構成的互動世界里，總有些東西在不斷溜走，同時也有新的東西歸己。要想真正理解風景，必須去感受它；但要將這種感受傳達給他人，就得通過言語、敘述、書寫或描繪。在移動（movement）的過程中，風景在觀察者眼前徐徐展開或逐漸顯露。（參見克里斯托夫·提尼 ：《風景現象學：地方、道路和紀念碑》（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1994 ）

至于“道路詩學何為？”我還是當面問問飛廉好了。在這個時代，“知”仿佛（busi）外包給人工智能，但“為”還是得由肉身施行。果然，飛廉并沒回答我的問題。在他的三樓書房陽臺，喝過三盞彭彭自帶的好茶，我們被他領著——在他的村莊蕩路。

行即言也（walking is talking），大年初九訪飛廉，遇而有思，美乎哉，甚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