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在AI還沒有以今天這樣的方式席卷世界之前，Apple TV+上線了劇集《人生切割術》（Severance）。這部劇以一種近乎荒誕的設定，處理了所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命題。劇中的白領通過“分離手術”，被切割為兩種人格：一種是保有生活記憶、卻沒有工作記憶的“主人格”；另一種則沒有既往人生，只負責進入公司、承擔勞動的“副人格”。當他們走進公司，意識便自動切換，于是工作與生活仿佛被徹底分離。對于主人格而言，這似乎意味著一種“無痛”的上班機制，因為他根本不必知道自己如何工作，前一秒剛踏入公司，下一秒便已下班。但對于副人格而言，公司卻無異于一座監獄，一個沒有出口、也沒有盡頭的封閉世界。所謂上下班，不過只是意識在一瞬間的切換，而他們的時間、勞動與整個人生，卻都被永遠留在了公司內部，工作也成為他們生存的全部意義。

對于2022年的我們來說，這樣的想象已經足夠魔幻。可到了2026年的今天，現實反而顯得更加魔幻。2026年4月前后，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名為“同事.skill”（Colleague-Skill）的開源項目，項目首頁赫然寫著：“將冰冷的離別化為溫暖的Skill，歡迎加入數字生命1.0。”

這些極客們當然沒有真的對人的大腦實施“人格分離手術”，但其所指向的邏輯，卻與《人生切割術》相去不遠。我們終究還是舍不得對自己下手，卻似乎越來越習慣于把他人的經驗與知識乃至某種“可用的人格”，從具體的人身上剝離出來，再轉化為可以被調用的系統能力。技術沒有切開人的大腦，卻在試圖切下一個人身上最“有用”的部分，并讓它在人離開之后繼續運轉。

然而，技術越是向前，我們越需要保有敬畏之心。因為一旦我們開始默認，人可以被拆解為若干可遷移和可替代的“skill”，那么被抽離的便不只是經驗，還有人的主體性本身。到了那時，我們或許會擁有越來越高效的工具，卻未必還知道，如何繼續把彼此當作人來對待。至于一個失去了敬畏的未來究竟會通向哪里，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同事.skill封面

一種工作困境：切割自己，還是替代別人

在當下的工作情境中，一種并不總被明確言說、卻始終揮之不去的焦慮，正在逐漸浮現。職場中的人總是被多重壓力所裹挾，一方面要應對忙碌的工作節奏與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負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從已經被壓縮的時間里，繼續擠出精力來提升自我。因為大家都隱約知道，僅僅完成眼前的工作并不足以帶來真正的安全感，一旦停止更新自己，既有的技能與經驗便隨時可能被新的技術條件和行業形態迅速沖刷。

也正因此，這種困境并不主要表現為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強度上升，或雇傭關系的正面沖突，而更像是一種更為隱蔽的選擇壓力。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被要求不斷拆分自我，將經驗、能力乃至情緒加以模塊化，以適配愈發精細的分工體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一種新的不安，當這些被拆解出來的“部分”足夠穩定并且可復制時，作為個體的我們，是否仍然不可替代？

從當下的現實回看《人生切割術》中的設定，我們會油然生出一種共鳴感。在劇中，完成分離手術的盧蒙公司（Lumon Industries）好似罪魁禍首，是萬惡的“資本”。副人格的誕生、運轉與規訓，都發生在它所搭建的制度空間之中。公司不僅決定了他們的工作內容，也為他們營造出一套近乎宗教化的文化氛圍，使服從、忠誠乃至自我犧牲，都被包裝成某種值得贊美的德性。不過，盧蒙的權力也并非沒有邊界。大多數時候，它的控制主要停留在公司內部。除非有人試圖泄密或越界，主人格在公司之外并不會持續遭到追擊。這樣一看，好似分離手術也并非不可接受，至少對于擁有自主權利的主人格而言，他幾乎擺脫了上班的痛苦。

但“分離”之所以讓我們“細思極恐”，并不只因為公司強大，更在于員工們幾乎都是主動走入這套機制的。接受手術，并非單方面的強迫，而是在“知情同意”前提下作出的選擇。有人是為了更高的薪資，有人則像主角那樣，是為了從現實生活的創傷中暫時抽身，才選擇把自己切開，把痛苦留在一邊，把勞動留在另一邊。

只是，一旦作出這樣的選擇，被交出去的便不只是工作時間，而是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分離手術不僅不可逆，甚至還可能伴隨幻覺、腦損傷等后遺癥。但與此同時，它又的確為主人格換來了一種輕松體面的生活。也就是說，主人格之所以能夠毫無負擔地繼續生活，恰恰是因為另一個自己被永久留在了公司里，替他承受那種重復、封閉且沒有出口的勞動。

如此看來，問題便不只是公司對人的規訓，也是人借由公司之手，對自身進行的一次切割與調用。真正被交換出去的，從來不只是某項技能，更是人的自由意志。這也正是《人生切割術》最具寓言意味的地方：它所呈現的，正是一個人將自己不斷交付給公司、乃至將自身的一部分徹底出售給制度的未來。副人格的悲哀，正在于他不只是被支配的勞動者，更是主人格親手交出去的一件“產品”。

這種自我切割固然荒誕魔幻，但對于副人格而言，更可怕的其實還不是工作本身沒有盡頭，而是工作一旦停止——無論是離職還是被開除，都意味著自己的存在被直接宣判終結。對于他們來說，工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就是生存的全部。正因為這種處境并不只屬于虛構世界，我們才會對副人格產生如此強烈的共情。現實中的大多數人，面對的同樣是不工作便難以生存的困境，只是《人生切割術》將這種困境推到了更露骨、也更極端的地步。

《人生切割術》劇照

作為一部懸疑劇，《人生切割術》雖然沒有任何恐怖劇情和鏡頭，但是卻營造了一種詭異的氛圍，讓觀眾不寒而栗。它并沒有憑空制造出一種新的恐怖，而只是把現代勞動關系中早已存在的處境，赤裸裸地通過主人格和副人格的分離呈現了出來，我們從中看到了被出賣的自己是如何被企業文化所操弄和擺布的。其中主角的處境，也恰恰是當下的普通人所面臨的困局。在一個看似正常的技術世界里，我們總是一邊試圖保全自己，一邊又不得不持續交出自己的一部分。這恰恰構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之中最普遍、也最隱秘的生存困境。

到了2026年，在AI幾乎無處不在的工作環境中，這種困境又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很難停止對自身的持續優化，也很難真正擺脫這種自我切割的邏輯。對許多人來說，或許并不愿意主動“分離自己”，也不愿在一輪又一輪的“優化”中成為被處理、被替代的那一個。可即便如此，人們也很難不被卷入一種彼此提防的處境之中。因為你不去蒸餾別人，并不意味著別人不會蒸餾你。古人常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在這樣的現實之下，防備也變得愈發無用。

蒸餾與Skill：用離職同事造就一個“AI分身”

就像AI在極短時間內進入日常工作一樣，“蒸餾”和“skill”這兩個原本屬于技術圈的詞，也突然開始頻繁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它們起初只是模型訓練與產品開發中的術語，如今卻越來越多地進入職場語境，并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我們對于能力、工作和人的理解。

“蒸餾”原本是模型訓練中的一個技術概念，指的是將大模型中的能力壓縮、提煉，再遷移到更輕量的模型之中，以實現降本增效。但當這個詞不斷被借用到現實語境中時，它的意味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它不再只是對模型能力的提煉，而更像是在暗示人的某些經驗、判斷與能力，也可以被從完整的個體中抽取出來，經過整理之后單獨保留。仿佛一個人真正值得留下的，只是那些能夠繼續工作、也能夠被交換的部分。至于其余更復雜、更難量化的特質，則都逐漸退到了次要位置，甚至被視為可以舍棄的冗余。

“Skill”也是如此。原本它只是一個普通的英文單詞，指向某種技能、專長或能力。但在當下的智能體生態中，它已經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功能單位。伴隨著智能體應用的火熱，各大平臺相繼推出AI Skill商店，開發者將某種能力整理為可供調用的模塊，以便智能體在不同場景中接入和使用。到了這一步，skill所指的便不再只是人所擁有的能力，而是能力在被拆分、整理并重新上架之后所呈現出的一種數字形態。它似乎仍然來自人，卻又開始脫離具體的人而存在，甚至進一步成為一種可以流通、調用和出售的商品。

“同事.skill”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出現的。它是一款基于Claude Code的AI Agent工具，操作邏輯并不復雜。用戶提供同事的飛書消息、釘釘文檔、工作郵件、聊天截圖等職場材料，再輔以若干主觀描述，投喂給大模型，便可能生成一個能夠模仿該員工工作習慣、說話方式，甚至復刻其處事風格的AI分身。原本附著在具體個人身上的工作經驗，到了這里，被進一步整理為一種可以由系統接續下去的東西。

同事skill支持的數據來源截圖

如果說《人生切割術》寫的是人如何把自己交給制度去切割，那么到了AI時代，被切割的對象便不再只是自己，也開始轉向他人。過去，職場首先要求的是自我壓縮，也就是不斷地把人訓練得更高效、更穩定；如今，技術卻進一步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即把一個人身上那些最有用的部分，從其本人那里分離出來，并設法留在系統之中。這樣一來，職場中的問題便不再只是人如何適應工作，而是人離開之后，什么還能被留下。同事也因此不再只是與你并肩做事的人，而可能在某一天，變成一個仍可被繼續調用的“部分”；但這種留下往往并不以個人意愿為前提，也未必對應任何應有的報酬。

而一旦被“蒸餾”，被保留下來的便不只是某項中性的技能，而是一個人在長期工作中形成的經驗、判斷，甚至某種難以明說卻真實存在的行事方式。表面上看，被留下的是能力；實際上，被抽取出來的，卻是一個人曾經附著其上的勞動痕跡，乃至人格的一部分。更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蒸餾”往往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它最終生成的結果也許未必真的足夠可靠、足夠有效，卻已經足以在職場中制造出一種更迫近的焦慮。人尚未離開，便已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在離開之后，仍以另一種方式被系統繼續使用。

“skill”與“蒸餾”的出現，進一步暴露出一種正在逼近現實的職場想象。今天被開源“蒸餾”的可以是離職同事，明天也可能是前任員工、師兄師姐、導師，甚至是那些以公開內容為基礎、被不斷模仿和重組的公眾形象。例如，有人直接將近日去世的考研名師張雪峰，進行了“蒸餾”，作為一種Skill項目在網絡上分享。

這種荒誕怪象比《人生切割術》的劇情更加離奇且恐怖，因為這樣的“蒸餾”本身幾乎不再以是否應當、是否合宜為前提，而只是默認一切可見可得的內容，都可以進一步轉化為可用的資源。它所暴露出的，不只是技術能力的擴張，更是一種敬畏的退場，對生者如此，對逝者亦然。說到底，當一個人身上的經驗與數字痕跡，都被視作可以隨意提取和調用的材料時，真正被消耗掉的不僅僅是我們面對技術與他人時本應保有的分寸感，更是人最基本的尊嚴。

從“困于工作”的痛苦到“失去工作”的焦慮

如果重新回到《人生切割術》的世界，再來看今天的工作與勞動力市場，許多問題便會顯得更加復雜。我們原本以為，最壞的未來不過是“打工人”被困在一個近乎囚籠的工作體系之中，在高壓、封閉而單調的勞動中不斷消耗自身。但比這更令人不安的現實或許是，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甚至連進入這座“囚籠”的機會都未必還會擁有。

這也正是AI技術反復引發焦慮的原因所在。我們持續追問的，從來不只是技術會不會改變工作的方式，而是它會不會進一步擠壓人的位置，削弱就業市場，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之所以揮之不去，正因為它所觸及的并非抽象的技術想象，而是最現實的生存處境。

面對這一問題，悲觀者固然不少，也總有人認為，這類憂慮不過是杞人憂天，仿佛今日對AI的擔憂，不過重復了當年珍妮機出現時紡織女工對技術的本能抗拒。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樂觀還是悲觀本身，而是大多數普通人在面對如此龐大的技術系統時，實際上都缺乏足夠的決定權。AI不會因為個體的憂慮而停止發展，也不會因為某種善意的期待，就自然走向一個對所有人都更友善的未來。

也正因如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我們是否喜歡AI，而在于當技術持續向前推進時，普通勞動者究竟還能在其中占據怎樣的位置，又將以何種方式維持自身的生存。相比于《人生切割術》中那種被制度困住的恐懼，今天我們面對的或許是一種更為沉默的處境，我們并非被永遠關進系統之中，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視作可以壓縮甚至剔除的部分。

可這樣的現實，并非毫無先聲。早在二十年前，項飆在其著作《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技術勞工》中，便已從世界信息產業與印度技術勞工的關系出發，觸及這一類互聯網企業的勞動力困境。在他看來，信息產業的發展并不單純建立在某種客觀、穩定的人才短缺之上，而是伴隨著一種被不斷生產出來的“短缺”敘事。項飆指出，在互聯網企業擴張過程中，一直存在所謂“金融民主化”與IT勞動力“虛擬”短缺并存的現象。換言之，在IT勞動力的供需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缺口，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關鍵的是，雇主始終希望勞動力供給能夠持續擴大，以支撐業務規模的增長。也正因此，與真實的短缺不同，這種“虛擬”的勞動力短缺不可能被真正填滿。供給越多，短缺反而越容易被放大。于是，技術人才“短缺”與高失業率并存，便不再是偶然現象，而可能成為新經濟中的一種長期結構。正如他在考察“全球獵身”業務時所看到的，勞力行一方面讓不少工人閑置，另一方面卻仍在市場上不斷吸納新工人。（《全球“獵身”》，P25）

如果說當年的“獵身”揭示的是信息資本主義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組織勞動力的流動與儲備，那么到了今天，這一邏輯在AI時代并未消失，反而變得更加細密，也更加日常。過去，企業主要關注勞動力數量上的充裕與替換空間。隨著大模型與智能體的普及，這種關注又進一步深入到個體的技能、經驗乃至生命歷程之中。

項飆還提醒我們，IT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它被嵌入其他技術與操作體系之中，從而提升整體效率；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新的生產管理范式，沒有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沒有圍繞“新經濟”形成的觀念支撐，技術本身并不會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效應。因此，“IT本身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個社會性的建構”。（同上，P158）這句話放到今天來看，依然極具解釋力。AI所帶來的焦慮，并不只是因為它更強大，而在于它正在被納入企業管理與勞動組織的體系之中，并不斷滲入日常生活。無論身處什么學科、什么行業，我們都很難回避AI的影響，也無法不去思考它將如何改變自己的工作、未來的職業規劃以及整個就業市場。

行文至此，《人生切割術》的寓言意味再次顯現出來。劇中的副人格至少仍被市場系統所需要，因此才會被長期留置于公司之中；而在現實中，未來的市場系統未必還需要一個完整的人。它更關心的，可能只是我們身上那些可以被拆分并繼續使用的部分；至于其余難以量化、難以轉化為效率的內容，則越來越容易被視為無關緊要。到了這一步，技術帶來的變化便不再只是效率層面的調整，而開始直接逼近人的邊界本身。也因此，我們不得不反復追問在AI日益強大的學習與模仿能力面前，我們作為人的價值，究竟將安放在何處。

結語

也許，仍然會有人質疑，當下大多數AI生成內容還不足以替代最頂尖的人才。又或者認為，AI始終缺乏真正的創造性。這些看法當然有其依據。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盡管大語言模型有著長期的技術積累，但以ChatGPT為代表的AI應用迅速進入知識與內容生產領域，實際上僅發生在近幾年。而也正是在這短短幾年間，寫作、檢索、學習、辦公乃至創作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未來將會走向哪里，沒有人能夠斷言，但至少可以確定，它絕不會停留在今天這個樣子。

未來的我們未必都會成為被“蒸餾”的對象。對于大多數普通人而言，AI真正能夠提煉出來的，也許只是某些可以整理、可以調用的技能與經驗；但人之所以為人，終究并不只在于這些。那些真正珍貴的部分，往往恰恰不是一套可以被封裝的 skill，而是人的talent，即我們的才能與想象力，是面對未知時仍愿意繼續追問、繼續探索的能力。技術或許能夠不斷逼近人的外部形式，卻未必能夠真正取代這種面向未知的勇氣。

《人生切割術》中的盧蒙公司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當一個組織失去敬畏之心，人的完整性也會被讓位于效率和商業保密措施。先河一開，接下來的一切總能找到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邊界便會隨之松動，甚至再難回頭。

我們今天面對AI與形形色色的 skill，或許也是如此。無論是將離職者做成 skill，還是將逝者轉化為一種可以繼續調用的數字存在，其背后所顯露的，都是某種敬畏的缺失。尤其是當這一切以戲謔、玩笑甚至輕松的互聯網語氣被不斷傳播時，人們反而更容易忽視其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征兆。技術當然可以不斷推進，但問題從來不只是技術本身，更在于它將如何改變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又將如何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也許，人文的意義也正在這里。它未必總能進入技術內部，解釋每一個模型、每一種機制究竟如何運作。但它至少應當持續追問，技術正在把我們帶向何處，又正在怎樣改變社會關系、勞動倫理與人的位置。《人生切割術》中的幾位主角，他們的副人格不斷試圖逃離那座牢籠，追問盧蒙公司背后的秘密與真相。打動我們的，不只是他們的痛苦與掙扎，更是那種即使身處封閉秩序之中，也仍然沒有放棄追問外部世界的沖動。那里既有對自由的恐懼，也有對自由的向往。說到底，本文以及《人生切割術》真正想要闡明的，或許并不是簡單地反對技術或資本主義運作體制，而是在技術愈發強大的時代，重新喚回一種對于人的主體性、人的邊界，以及技術本身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