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時代，文化藝術的傳播亦難逃“算法偏愛”——受歡迎與否，社交媒體上各種tag話題標簽說了算。漸漸地，我們發現似乎所有文藝活動都可以被概括為“網紅打卡點”“非遺傳承人”“拍照超美的展覽”“周末去哪兒”“多巴胺穿搭”等標簽；幾乎所有的文化內容（文學、思想、傳統技藝）為了獲得流量，都必須先“翻譯”成一張好看的圖或一段15秒的短視頻，獲得較高的點贊和評論才能被認為是“好”和“受歡迎”。于是，審美淪為一種可以“套八股”或“批量定制”的流水線作業。

如今，這種趨勢在藝術展覽領域體現為普遍陷入一種審美困境和價值遮蔽的境地；追逐“爆款”和“流量”的現象愈發嚴重；更有主辦方和策展人為制造話題而犧牲相應的學術價值甚至“張冠李戴”式罔顧事實。浙江美術館館長應金飛前不久就曾在《美術館要警惕盲目跟風的“流量競賽”》一文中直指當下問題核心：“部分美術館為追逐流量，投入巨額資金購買現成展覽，反而忽視典藏體系、公共美育與學術研究的長期積淀，最終陷入‘重展覽、輕典藏、輕研究’的‘空殼化’傾向?！?/p>

筆者記得在社交媒體初步興起的年代，一種宣稱“藝術平民化”的論調深受歡迎。確實，最初網絡上很多評論內容都是認真撰寫、認真反饋的，大部分人也因共同興趣和話題走到一起，進而促成一種有益的交流，給曾經的專業小眾圈子帶來新鮮的血液與規則的改變。藝術美育的理念也應運而生，美術館和博物館承擔起美育普及的社會使命，成為大眾“終身學習場所”的最佳選擇之一。

隨著社交網絡的迭代更新和智能手機的普及，更多人或許已經不再談論一個展覽說了什么、它的內容有何有趣和啟發之處，而是它是否適合打卡拍照，是否引發排隊刷屏，有哪些明星和網紅去打卡了，還有展覽文創是否很好買……這種動輒數十萬流量的“爆款”展覽，究竟是藝術平民化的勝利還是消費時代的勝利？是在普及美育還是在消解藝術的嚴肅性？

當然，筆者無意否定“爆款”的積極意義——它打破曾經陽春白雪專業藝術圈的高墻，讓藝術成為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提升了公眾對美術館的關注度。只是“爆款”從來可遇不可求，更多時候，“爆款”效應帶來的是泛娛樂化和商業的潮流。比如，現在很多展覽采用“游戲化”策略，推出集章打卡、尋寶游戲、沉浸式互動等項目，豐富觀展體驗、提高年輕人對于展覽活動參與的興趣，固然是社交媒體時代必然的更新，但如若到此為止，打卡結束就完成任務，不再引導觀眾進一步去了解展覽內容的深度，就顯得淺層化了。畢竟，游戲思維追求即時反饋、輕松愉悅和明確任務（如“拍完這個點就算完成任務”），這與藝術所需要的沉思、延遲滿足和開放性問題背道而馳。長此以往，美術館將從“靈光”（本雅明所說的“Aura”）淪為“游樂場”，其核心的文化價值——保存質疑精神、呈現歷史深度——都將被遮蔽。

韓炳哲在《美的救贖》中提出“平滑美學”，認為當代文化正在驅逐一切否定性的、令人不安的元素，只保留光滑的、可點贊的表面。由此觀之，或許這正是時下“爆款”展覽的運作邏輯：它必須剔除思想含量——因為思考中總會伴隨著困惑、不安、質疑和不確定性——才能順暢地進入算法的推薦池和觀眾的朋友圈。當美術館、博物館從“體驗深度”和“文化厚度”轉向“生產平滑”的時候，它們便從精神高地跌落為娛樂地標。

其實，人氣和學術可兼得。這兩年，學術含金量高但觀眾依然絡繹不絕且不乏二刷、三刷的展覽案例可謂不少。像是2024年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大道無極——趙無極百年回顧特展”，今年年初浙江美術館的“山林氣象——金農特展”，以及近期在上海博物館東館展出的需要大量英國文學閱讀功底的“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英國文學家肖像與名跡展”，都是內容高質又能在社交平臺“出圈”的佳例。

如果沒有主體思辨性，只是為了跟隨既有信息，那么人類的思維終將退化。尤當AI開始與人類搶飯碗，若再無主體思考以及分析思辨能力，我們存在的意義又是什么？因此，展覽作為獨立思考體現的審美，不應“窄化”成社交網絡的幾個標簽。

技術更迭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優質的展覽應該因勢利導，利用AI作為有力的工具。比如利用算法邏輯去推送“有門檻的好內容”，利用好的技術豐富觀展體驗以及更好地呈現內容——時下數字復原的石窟藝術、考古遺址等推出的沉浸式VR體驗就是有益的嘗試。此外，我們或許可以從電影行業汲取經驗。電影比藝術展覽更早經受技術變革的洗禮，但時至今日，好電影依然層出不窮，人們走進電影院也是為了看一場好電影。在電影領域，技術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將人們從空間局限的放映廳里解放出來，在平板電腦、手機和其他移動設備上就能觀影；新媒介又催生了新的視覺效果可能，科幻電影蓬勃發展，拓展了無限的想象力，營造一個更完美的“夢”世界，也鞏固了與傳統電影影像的關系。同樣，我們相信，一場好的展覽，能夠推動公眾從淺層參與轉向深度審美感知，甚至直抵文化認同。好的藝術如同人類精神文明的燈塔，將帶領人們度過無數漫漫長夜。

我們需要的優質文化藝術內容，從來不是算法投喂的產物，也不是流量狂歡的副產品，而只能由真正擁有審美判斷力、學術根基以及獨立思想的人來創作和生產。今天被反復討論的舞臺藝術“原創荒”，其癥結并不在于缺乏資金或舞臺技術，而在于缺少能夠沉下心來打磨文本的編劇和統攝全局的導演。同理，當一個展覽淪為打卡勝地、拍照背景板，其問題也不在于觀眾“不懂藝術”，而在于策展邏輯已先行繳械：策展人被流量邏輯裹挾，學術團隊退居為視覺設計的附庸。要扭轉這一局面，需要重新賦予策展人和學術團隊以核心權力——讓他們去選擇“不光滑”的作品，去講述“不討好”的故事，去設置“不輕松”的議題。唯有如此，美術館才可能從游樂場重新變回思辨的現場。

（作者單位：上海藝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