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窄門》是叢治辰深耕當代文學前沿的學術成果結集，研究對象涵蓋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學體裁，以文學研究的視野透視了人文精神的時代變遷、通俗文學與純文學、文學的體制機制等文學經典問題。《文學的窄門》所涉批評范圍看似包羅甚廣，但實際上，整本書貫穿著一條內在而統一的主線——作為文學批評方法的文本分析。在該書后記中，叢治辰從文學的時代背景、文學本身以及文學批評、文學研究的維度闡釋了“窄門”的三重內涵，亦呈現了當下文學面臨的三重困境，希冀通過文本分析的方式將讀者渡向超脫性的精神層面。因而，文本分析既是該書書名中“窄門”的內涵之一，同時也是進入“窄門”的方法、路徑，其昭示了文本分析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復雜關系，具有更深層次的文學批評方法上的意義和啟示。

首先，文本分析是該書展開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剖析李敬澤的《青鳥故事集》時，作者引用了唐彪的《讀書作文譜·文章諸要》中的一句話：“通篇之綱領在首一段，首段得勢則通篇皆佳?！痹谠摃灼段膶W生產知識的方式》中所運用的的文本分析法，也具有提攜、統領整本書的結構作用，并且，論者還指出了對文本分析法的看法──“繁瑣而笨拙”。的確，當下文學批評的方法林林總總，相較于一些時興的文學批評方法，特別是隨著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發展，純文本分析似乎因缺少新理念、新史料的滲透，顯得保守、單薄而笨拙。但實際上，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語境中，文本分析法的產生存在著特定的歷史緣由。孫紹振先生對文本分析法作出過系統性的理論建樹，他曾在《文學文本解讀學》中指出：“西方文論‘失足’的地方，正是我們的出發點，從這里對他們的理論（從俄國形式主義到美國新批評，從文學虛無主義的解構主義到結構主義，從讀者中心論到敘事學）進行系統的梳理和批判，在他們徒嘆奈何的空白中，建構起文學文本解讀學”。足可見得，文本分析法是在對西方文學理論轉化和吸收后，探索出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文學理論創新成果，體現了學科建設的完善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其強調文本在批評活動中的中心位置，在文學文本與批評主體的相互對話、駁詰的過程中，推敲、反芻文本內蘊的意味，從而建構起批評意義的創造性活動。例如，叢治辰沒有從李敬澤以往的文學寫作策略、風格來推演《青鳥故事集》的文學價值，而是經由對《青鳥故事集》細致的敘事線索梳理，廓清了引文的暗示和引領作用，揭示了李敬澤以現代人的精神美學對歷史傳統的重新審視，充分挖掘了《青鳥故事集》獨特的審美價值。又如，面對許多讀者對《應物兄》在敘事層面上龐雜無序的質疑，叢治辰不惜花費大力氣捋清眾多故事情節，探出其背后所呈現出來的敘事技藝和反諷效果，指出了小說對八十年代精神的懷念，可貴的自我反省意識，以及對知識分子小說的固化標簽的消解，著意強調普世的處事哲學等豐富內涵。這些精彩的解讀都是論者經由對文本肌理的深入剖析得來的，其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內涵，還向前推動了作品的研究現狀。

其次，該書在文本分析中建構起文學批評的深度和廣度。當然，任何文學批評方法都有相對的局限性，文本分析也不例外。文本分析也存在著批評主體的個體化偏好、語言表達的有限性以及敘事者與作者的語調差異等問題。所以，當文學文本被文學批評者奉為邏各斯中心時，對于文本的闡發很可能會淪為文本的符號游戲。該書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就有效彌補了文本分析帶來的缺陷，使得文本分析在保有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呈現出相對的客觀性、開放性。作者在文本批評中滲透進歷史化的立場，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辨析文本中的歷史傳統中的典故和引用，揭示歷史文本所呈現出來的當代內涵；二是主動與前人研究對話，開掘文本的文學史價值。在此方面，除了對《青鳥故事集》的解讀為證之外，對余華《文城》的解讀也尤為明顯。論者在對《文城》的前人研究作了條理明晰的學術化歸納和分析的基礎上，從余華的整個創作歷程來把握《文城》的價值，以文本的角度對前人研究中的疑問和困惑作出了一一回應，揭示了《文城》中仍保留著的可貴的先鋒精神和對傳統倫理的認同。此外，論者還主動體悟作者的性情、筆法、立場，或借用理論的哲思，疏通文章章節之間的脈絡，以此來完成對研究問題的深化，重新建立起文本內外的雙向交流與平衡。例如，周梅森認為電影具有資本的趨利性，而藝術則葆有審美的理想，論者基于作者對于小說和影視劇的認知，面對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現象級爆火，選擇小說《人民的名義》作為研究對象，這是為了更好貼合作者創作意圖的審慎選擇，由此論者在在反腐主線以及正反面人物的深入剖析中，指出其不同于一般類型化反腐和偵探小說的外表，揭示了更為復雜的人性深度。又如，論者針對前人研究只注重《經山海》充滿現實感和歷史性的內容，而忽視其形式研究時，借用了伊格爾頓關于文學形式的理論觀點，從文本分析的層面把握住形式的審美價值，重新連接了文本形式與思想內容，在對小說的敘事藝術探討中深化了對小說內容、思想的認知，揭示了作者在處理歷史與個人關系時的微妙關系，以及歷史面孔的豐富性，等等。當然，批評的客觀性、開放性并不是文本分析的目的，其前提仍然是對于文學文本的忠誠和信任，否則，文本分析就會喪失了文學批評的邊界，淪為其他人文學科的附屬品。

最后，文本分析在文學批評中探觸文學的本質。文學批評中有關理念、流派等綜合性視野下的宏觀研究，往往是從眾多具體的文學文本中抽象出來的普遍性規律，由此透視下的文學史是單一濾鏡下的文學史，僅是普遍性理念的再生產，算不上創新性的文學批評實踐，對于推進文學學科的發展也是無益的，而文學作品才是文學的核心所在。文本分析有意走到抽象性的宏觀研究的反面，揭示出被宏觀研究所遮蔽了的具體而特殊的文學經驗，一反普遍性理論的呆滯化和概念化，進而對修正以往既定的理論范式和文學史寫作產生重要作用。例如：論者在涉及對茅盾文學獎的文學評獎制度研究時，選擇了相對客觀的茅盾文學獎評語作為切入口，深入到茅盾文學獎的內部，作為歷史化、經典化的文學獎評語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文本，以此揭示了“宏大敘事”“史詩性”“現實主義”的豐富內涵，糾正了以往對茅盾文學獎二元對立的評價體系，呈現了茅盾文學獎的豐富而復雜的審美趣味。又如，張者的《大學三部曲》的創作立意指向了更加廣闊的社會、時代空間，但對于文學批評而言，不能夠將作品旨趣作為文學批評的出發點，而應該揭示作品是如何呈現其旨趣的。論者所指出的《大學三部曲》中關于時代、社會的轉型和知識分子的蛻變，就是通過剖析文本中對知識分子言語行為的描寫的變化來呈現時代和精神變遷的。以上談及的文學的評獎制度，時代、社會的轉型以及知識分子形象的變遷，雖都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聯，卻并非是文學批評的范疇，也絕非僅是文學研究所能解答的，面對這些宏大的問題，論者的研究沒有流于空泛，而是仍然以文本為根基，在具體作品中探討有文本依據的問題，由此展開的文學批評沒有滑向政治學、思想史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范疇，反而為解決宏觀性問題提供了文學性的經驗和思考。正如作者所說：“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首先應該有能力解開文本自身的秘密；同樣我仍舊相信，在解開文本的秘密之后，我們一定能從中發現超越于文學之外的價值。”

當前，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構成了對文學創作和文學主體的雙重挑戰，文學常識無需記誦便可以通過人工智能輕易獲得。因而，該書提供的文本分析法對于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也得以凸顯。論者在文本分析的批評實踐中不僅展現了嚴苛的專業規訓，更體現了于文學文本反復切磋、琢磨中的厚積薄發，由此在有限的文本之中探索出文本背后無限的意義世界。論者基于文本分析而產生的理性妙悟，文字中飽含的生命激情和生活溫度，文本和思想碰撞產生的思維火花都是人工智能所無法批量生產的。這也是該書對當下文學所面對威脅和挑戰的有效回應。

（劉祥璽，《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