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有一部極具學術知名度的文話著作《文章精義》，全稱《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本是至順三年（1332）于欽止編刊其在四十多年前十八九歲時聽老師李塗（塗，簡體作涂。為與“李淦”區分，本文一般寫作“李塗”，如有征引則以文獻為準）講授古今文章精義的記錄之作。其作者是李塗，字耆卿，號性學，古代書目和眾多文獻載錄多作李塗，或是以字、號相稱為李耆卿、李性學。

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先生校點本（以下簡稱“王本”），亦仍斷作李塗。然而1994年陳杏珍等人陸續發表考辨論文，卻以王本所提供的記載李塗為該書作者的于欽止跋文（以下簡稱“于跋”）在“李塗”等處有闕文和闕筆的情況，力證其作者應改署為與其形近的“李淦”。自此以后，李淦之說即在學界占據了絕對上風。

不僅如此，此說還影響到古籍出版界，以至于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代文話》校點本改為“元李淦撰”，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本亦改為以姓號相稱的“李性學著”。因為《歷代文話》在古代文話和文章學研究界的巨大影響，2007年之后迄今幾乎所有的專業學術論著和碩博士學位論文，在提到《文章精義》時紛紛改作或徑作“李淦”，似乎“李淦”真成了該書的作者。但果真如此嗎？

以可靠版本堵住闕字之疑

縱覽陳杏珍等人的幾篇考證論文，其起因都始自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刻本于跋在“李塗”等處有闕筆和闕字，從而引發了“李塗”是“李淦”的形近而誤猜想，然后予以多方考證，認為應改判為李淦。于此，如果我們找到了沒有闕字闕筆、完整清晰無疑義的于跋版本，則可以從問題源頭上堵住這些考辨發揮的借口。

王本所錄于跋有三處七字闕文，作：“凡二百□八條……亦可以為學者識見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耆卿；性學，當代名公鉅卿扁其齋居之號□□□□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后仕至國子助教，卒于官。學生益都于欽止□□書于卷末。”亦見到此本的陳杏珍《〈文章精義〉考辨》卻錄作：“凡二百□八條……亦可以□□者識見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字耆卿，性學當□名公巨卿扁其齋，居之□□□□□，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后仕至國子助教，卒□□。學生益都于欽止□□書于卷末。”相較前者，多了“為學”“塗”“代”“號”“于官”等五處七字闕文，最關鍵的是有關作者名的字，王本不闕，作“塗”，而陳文卻缺作“□”，由此打開了其考證的缺口：“既然北圖（即原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中，字跡已殘缺的作者姓名極像‘李涂’，那么會不會因同樣原因而以訛傳訛，誤將李淦訛作‘李涂’呢？這是校勘學上常說的‘形近而誤’。聯想到《永樂大典》本只提李耆卿，永樂進士曾鼎也只題李性學，不書本名而稱字號，恐怕也是事出有因的。”就此將元代程鉅夫《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記載的字性學、建昌南城人的李淦，與于跋記載的字耆卿、號性學、臨川人的李塗判定為同一人，認定李塗是李淦之訛，并主張“今后編書目，《文章精義》的作者，應訂正為‘元李淦撰’”。從而引發了考證為“元李淦撰”的風潮。之后王樹林《〈文章精義〉作者考辨》、馬茂軍《〈文章精義〉考》和袁茹《〈文章精義〉作者、編者補考》等文，也都以“塗”“淦”字形相近，或認為“可能是一人二名，既名淦，又名塗。因淦塗二字義近”，或認為“塗比淦只多了一橫，一筆之糊涂，沉冤七百年”，或認為兩字本為一字，均音“ɡàn”，將形近而訛、音義相通的古典文義校勘學理論在古籍作者人名考證上發揮到極致。

但拜當下古籍影像化之賜，筆者找到了該書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學之朝鮮木活字本和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書庫之文化元年（1804）刻本。它們與國家圖書館版本一樣，均附于《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之后，但卷末的于跋完整清晰，無闕字闕筆，皆作：“凡二百有八條，于是表其書之首，曰《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亦可以為學者識見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耆卿；性學，當世名公鉅卿扁其齋居之號。臨川人，子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后仕至國子助教，卒于官。學生益都于欽止百拜書于卷末。”一字不闕，足可釋國圖本闕字和諸多考證者之疑。

以籍貫個性回應攀緣附會

陳杏珍等人的考辨論文還有一大特點，就是在“形近而誤”的前提下，將于跋所載生平事跡較為簡單固定的李塗，往傳世文獻中事跡較為豐富復雜的李淦身上進行無限聯想，然后斷定李塗是李淦之誤。對此，筆者從關鍵性的字、號有別，尤其是籍貫不同和思想個性差異極大，來證明李塗與李淦是完全不同的兩人，不能攀緣附會。

首先，于跋所載的李塗，字耆卿，（齋）號性學。而程鉅夫《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所述的李淦，字性學。在共同的“性學”上一是號，一是字，字號不能等同。

其次，李塗的籍貫于跋記載的是臨川，與陳杏珍等學者引述的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和明前期葉盛《水東日記》載錄的李塗籍貫同，而李淦是建昌南城人。臨川在宋代屬撫州軍，在元代屬江西行省撫州路，到明代屬撫州府，下轄臨川、崇仁、宜黃、金溪、樂安等五縣，治臨川縣。而南城在宋代屬建昌軍，在元代屬江西行省建昌路，到明代改名建昌府，治南城縣，下轄南城、新城、瀘溪、南豐、廣昌等五縣。可見無論在宋代還是元代，兩人的籍貫都在不同的兩地，所屬的軍、路不同，縣名亦不同，不能以程鉅夫所載是元時地名、于跋和明清文獻所載是古地名來牽強解釋元代建昌南城在三國吳時期為臨川郡地，就說兩地是一地。而從于氏自述其籍貫為益都，乃實指元代益都路益都縣來看，則其所言李塗的臨川亦是實指，則二李的籍貫并不相同。

最后，兩人的為人和個性亦有顯著差異。李塗的思想學問特征，于跋記為朱熹的再傳弟子，“每讀書講究義理之暇，則論古今文章”，與《文章精義》書內多次稱說朱熹為“晦庵先生”合。如第91條贊朱熹諸文字能“相題而施”；第95條贊朱熹“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于二程”，贊其詩是“《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第97條稱其“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理趣過之，所以卓乎不可及”；等等。而程鉅夫所記的李淦為人，則是“其人魁大，少飲酒，一食能盡肉數斤。善談論，達政治。不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為學是“窮日夜談經，博大精粹，超詣獨見，《易》《詩》數百家，可坐析立辨也。為文閎密深厚，類永嘉葉適。又博通星官、歷翁、浮屠、道士百家之言”。前者顯得奇特怪異，非恂恂儒者樣；后者顯得縱橫博雜，與《元史·葉李傳》所記勇于進取、彈劾權臣僧格事同，而與于跋所記“子朱子門人之門人”不同。特別是程鉅夫言李淦“為文閎密深厚，類永嘉葉適”，卻正好與《文章精義》第22條所記“葉正則（葉適，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人）之文巧于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的偏于貶抑的論斷相反。

由上可見，李塗與李淦二人僅在元代、江西人和曾任“國子助教”上等事項上相同，而在“性學”字號、“臨川”“南城”的籍貫和為人為學及個性方面有著重要區別。比較而言，李塗的生平仕履簡單平凡，而李淦則跌宕精彩，他們之間實有諸多捍格難通和矛盾之處，無法重合，不能在兩人之間畫等號。綜上，李塗才是《文章精義》一書的作者，而并非李淦。

（作者：馮小祿，系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