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設中國當代文學報刊數據庫，編纂《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國當代文學副刊目錄索引》《中國當代作家筆名錄》等工具書，以文獻學的方法開展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版本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手稿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書信日記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閱讀史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交游研究，將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重要途徑，也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走向成熟、深入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

文獻學；目錄學；版本；閱讀史；交游

“材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對于一些已經較為成熟的人文學科來說，已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使是曾有“以論代史”風氣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近些年來也興起了所謂“史料熱”，相關文獻保障體系得以建構并在漸次完善中。但就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而言，盡管有程光煒、吳秀明等學者大力提倡史料研究，“史料”共識卻尚未真正形成。可在筆者看來，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可持續發展來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文獻學建設無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相較于已經日趨成熟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還有廣闊空間值得開掘。

一 中國當代文學的“目錄學”

我們只有廣泛地搜集載有作家作品的當代報刊，按照一定規范整理出作家作品的文本原貌，才能對其進行評價、研究，也才有可能取得評價、研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第一步是搞清楚中國當代文學的家底、庫存，那么這“第一步”的“第一步”則是廣泛地搜集與中國當代文學密切相聯的當代報刊。

中國現代文學期刊有哪些？每一期刊發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只要你翻閱一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沅、韓之友、封世輝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的吳俊、李今、劉曉麗、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期刊發表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往往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么去圖書館查閱原刊，要么去孔夫子舊書網等網絡平臺購買原刊。有時候，即使去了圖書館或孔夫子舊書網，也未必就一定能找到這份刊物或特定的某一期。中國當代文學已有76年的歷史，“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分類編纂及數據庫建設”“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發展史”也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但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大型資料叢書，只有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的張光芒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

《人民文學》《收獲》等重要文學期刊發表了不少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值得我們格外關注。但是豐富、復雜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史遠不是幾種代表性期刊所能窮盡的。隨手一翻《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就可以注意到一個不容忽略的現象——地方期刊也可能刊有重要作家的作品。比如《青春》刊有從維熙、韓少功、范小青、肖復興的小說，《現代作家》刊有艾蕪、汪曾祺、賈平凹、陳忠實、阿來的小說，《綠風》刊有唐湜、阮章竟、舒婷、葉延濱、公劉、駱一禾的詩，《詩神》刊有臧克家、賀敬之、雷抒雁、王蒙、李瑛、西川的詩，《作家》刊有孫犁、宗璞、駱賓基、劉心武、阿成、高曉聲的作品，《東海》刊有巴金、茅盾、聶紺弩、唐湜、余華、張抗抗的作品，《北方文學》刊有艾青、蕭軍、冰心、鄧友梅、諶容的作品，《丑小鴨》刊有顧城、劉心武、賈平凹、王小波、張辛欣、劉索拉的作品，《朔方》刊有張賢亮、劉恒、賈平凹、梁曉聲、鄭萬隆的作品。試問，你知道《青春》《東海》《詩神》《丑小鴨》這些期刊是哪里的刊物嗎？主編是誰？發刊詞是誰寫的？開設過哪些特色欄目？刊發過哪些作家的哪些重要作品？一連串問題問下來，估計你和筆者一樣茫然。《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統計了1976年至1989年的112種文學期刊，一般研究者能夠叫上名字的已然非常有限，遑論對它們有什么更為深入的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所提供的，正是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生態多樣性”的契機。

五卷本《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為我們解決的，主要是當代作家作品發表情況的定位問題，而研究者想要一覽某種當代文學期刊的全貌或某篇作品的全文，仍然殊為不易。《人民文學》《收獲》等重要文學期刊，高校圖書館大都收藏齊全，但類似上文枚舉的那些并不出名的期刊（尤其是傳播范圍和印刷數量都非常有限的地方性報刊、內部報刊等），獲取問題就成為研究者面前的一只“攔路虎”，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持續深化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因此，當代文學報刊的數字化問題應當盡早提上日程。相較于大量“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當代文學報刊，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的數字化程度較高。全國報刊索引、大成民國圖書全文數據庫、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據庫、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等數據庫，都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推進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中國當代文學數據庫的建設就相形見絀了。雖然我們在全國報刊索引、讀秀、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中也能檢索出部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但是由于它們都不是專門的當代文學期刊數據庫，所能提供的幫助實在有限。因此，建立一個甚至幾個搜羅較全、準確可靠、檢索方便的中國當代文學報刊數據庫，編制、出版《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國當代文學副刊目錄索引》等工具書的工作刻不容緩，亟需付諸實踐。

當搜集過程中的報刊問題解決以后，另一個問題也呼之欲出——那就是作家的筆名問題。在翻閱中國當代文學報刊或查詢數據庫時，我們往往會在作家的筆名“密林”中迷路，而不知道某一篇文章（甚至可能是很重要的文章）出自誰的手筆，當然也就無法在文學史的整體框架中進行判斷、定位、闡釋。因此，對于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來說，了解和熟悉中國當代作家的筆名是一門重要的功課，也是基本的功夫。

1988年10月18日，《文藝報》刊出一篇題為《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的文章，署名“陽雨”。這是一篇在當時引起過巨大反響、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的名文，它的作者“陽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經查考，這位神秘的“陽雨”不是別人，正是作家王蒙。除了“陽冰”，王蒙的筆名還有哪些呢？單是華藝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10卷本《王蒙文集》附錄的《王蒙作品目錄索引（1955-1992）》，就提到王蒙還使用過“石山、思芳、伊方、方正、岳嶺、鄭同”等筆名，而實際使用的數目，當不止如此。關于筆名，作家自述當然是相當重要的線索、參考乃至憑據，許多研究者在考察筆名問題時也會選擇直接向作家求證。但有些時候，作家的回憶也并不總是那么準確、可靠。譬如，余華在與洪治綱對談時有如下表述：“因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當時還用了一個筆名，叫畢獻文，這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用過的筆名”，但這一說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經孫偉民考證，“畢獻文”不是余華“唯一一次用過的筆名”，他還曾以“花石”為筆名在海鹽文化館編印的內部刊物《海鹽文藝》（1982年度）上發表過短篇小說《第一宿舍》，后經修改在1983年《西湖》第1期上刊出時，才署本名“余華”。此前，根據海鹽文化館自編的《作品年鑒》的相關記述，李立超認為1987年《萌芽》第11期上這篇《小鎮很小》的作者署名“寒冰”即余華的又一筆名，但在孫偉民看來，這一說法缺乏有力的證據，“尚需要其他資料進行佐證”。

中國當代作家中還有一類數量龐大的“特殊群體”，那就是網絡作家。基于網絡文學的特殊發表機制，網絡作家的筆名（馬甲）就顯得更為復雜，唐家三少、天蠶土豆、貓膩、千羽之城、月影風聲、水千丞、冰天躍馬行、意千重、我本風狂、伯樂、我愛小豆、江月年年、柳翠虎、我會修空調、晴了、城城與蟬、紅刺北、吱吱、殺蟲隊隊員等網絡作家究竟有多少筆名（馬甲）更難確認。由此看來，中國當代作家的筆名，雖然不像中國現代作家的筆名那么“紛繁復雜，千變萬化”，但也不能不引起注意。而在鑿定新見筆名的真實性、準確性之前，貿然將相關署名的作品納入該作者的文學譜系加以考察，恐怕會造成作家研究的某些錯位。

中華圖書館協會1936年3月印行的袁涌進編的《現代中國作家筆名錄》，臺灣成文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周錦編的《中國現代作家本名筆名索引》，山東大學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健戎、躍華編的《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索引》，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張靜如等編著的《五四以來歷史人物筆名別名錄》，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苗士心編的《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索引》，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三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武德運編著的《港澳臺暨海外華人作家筆名通檢》、南開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欽鴻、徐迺翔、聞彬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大辭典》，都是關于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的重要工具書。盡管它們不可能十全十美，錯誤和遺漏在所難免，但畢竟為我們查找中國現代作家的筆名提供了巨大便利。一位中國現代作家擁有幾十個筆名甚至上百個筆名并不鮮見，而中國當代作家雖然普遍筆名不多，但是我們也應堅持“有些事，要弄清楚”的原則，對每個中國當代作家的筆名首次使用或具體使用的情況（如使用時間、報刊卷期、作品篇名等等）進行考證、核實，匯編成《中國當代作家筆名錄》等工具書，以饗學林。

二 中國當代文學的版本研究

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間有所歧異的現象，不僅存在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同樣存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倡導者、先驅者之一樊駿曾經這樣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現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在密度上反而比古代要高，在難度上也反而比古代要大。這些乃是現代文學史料工作所面對的基本事實”。而中國當代文學看似“不應該有什么版本問題，至少不應該有多大的出入，造成什么疑難和混亂，不需要作為專門課題研究解決”。但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僅存在版本問題，而且密度未必低于中國現代文學，難度未必小于中國現代文學。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一部作品可能存在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訂本等不同的版本形態。中國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當然包含個別字句的差異，但更為重要的，還是作品深層的思想和藝術方面的變遷。比如余華的《活著》，最初在《收獲》1992年第6期發表時，是一部不到6萬字的中篇小說，而到了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推出的初版本，已經增寫、修訂為一部逾10萬字的長篇小說。據羅先海考證，相較于初刊本，初版本的修訂多達400處，增幅近5萬字，“增寫了大量歷史敘述內容”，對“故事情節作了重要改動”，并“對敘述節奏進行了修改和調整”。這一修訂過程，還與余華參與《活著》電影劇本的生產息息相關。再如《繁花》，初題《上海阿寶》，作者金宇澄以“獨上閣樓”為網名在“弄堂網”上進行連載，后刪改為《繁花》，初刊于2012年8月的《收獲》長篇小說增刊秋冬卷；后經修訂，于2013年3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又經增補，于2014年6月推出精裝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5月推出特裝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6月推出批注本。以上種種，“呈示出了較為清晰的版本譜系，且每一版都有經作家修改形成的異文，幾乎不同版本都可視為不同文本”，清晰地顯示出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的復雜性。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之所以存在復雜的版本譜系，可能有某些技術上的原因，但更為普遍的，則是一些遠比技術因素深刻、纏繞的歷史成因和作家在思想藝術方面的復雜考量。總體而言，文學作品的版本變遷，包含著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美學、語言等多方面的豐富含義。經由不同版本的比對而發掘出的許多富于考察價值的素材和案例，“不僅有助于具體細致地認識作家思想藝術的變化”，也能作為我們編寫當代中國的文學語言變遷史、文學體裁演化史以及文學作品出版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獻史料。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地正視中國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深入、系統地開掘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研究的潛在學術價值。

相較于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研究的稚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比較普遍地注意到了文學作品的版本、校勘問題，并且已經邁向成熟，如金宏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陳子善的《〈吶喊〉版本新考》、段美喬的《版本譜系：作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譜系的建立為例》、鮑國華的《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從記錄稿到改定稿》、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分別在中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小說集、話劇、文論、書信集的版本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而這些優秀的學術成果，都可以為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鑒。

版本研究，不只是文獻史料的有無、多少的問題，而是與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學史研究休戚相關的重要問題。一句話，版本研究內在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各領域。但必須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有鄭重其事地進行版本研究的必要和價值，也不是所有的版本都值得研究。因此，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研究，必須具有清醒、明確的問題意識，不能“為版本而版本”。相比于中國現代文學版本研究，雖然中國當代文學版本研究起步較晚，但也出現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林白的成名作《一個人的戰爭》，目前共有11個版本，程光煒對照了《花城》1994年初刊本、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這4個具有重要價值和歷史相關性的版本，注意到了版本差異、印刷錯漏、編校訛誤等基本問題，但他更意識到“1994年至1997年間，文學界圍繞‘個人’‘女性’和‘私人生活’等問題（含作品封面、插圖）頻發的爭論，以及小說版本修改和1990年代政策環境的關系”的重要性。總而言之，版本研究應以中國當代文學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學史研究中的實際問題為基點、為旨歸，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把握、闡釋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提供有效的文獻保障。

三 中國當代作家的手稿研究

21世紀的今天，絕大部分中國當代作家都已改用電腦寫作，堅持用鉛筆、圓珠筆、鋼筆或者毛筆從事文學創作的當代作家越來越少。換言之，中國當代作家手稿已經成為一種珍貴的“不可再生資源”。實際上，即使書寫方式未曾迭代或中國當代作家依舊手寫，及時保存、整理、出版、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手稿，也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關注中國當代作家的手稿問題，書法美學層面的賞鑒并非重心所在，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熱點、新焦點，手稿研究主要是為了“考察一個文本從手稿到成書的演化過程，從而探尋種種事實證據，了解作者創作意圖、審核形式、創作中的合作與修訂等問題”，也是深化中國當代作家研究的重要路徑之一。

就中國現代作家留下的手稿而言，保存最好且整理、出版、研究最充分的，當屬魯迅手稿。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分為文稿、譯稿、書信、日記、金石、古籍、雜編，共7編78冊，收錄了國家圖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等館藏機構，以及魯迅家屬、相關單位和其他私人手中的目前已知的“魯迅所有文學創作（小說、詩歌、散文、雜文、論文），譯稿、校勘（輯校、校改、校譯、校對），書信、日記、筆記（課堂筆記、讀書筆記），書法、繪畫、設計、題簽、題贈，以及收據、便條、名片等等”的手稿，多達32071頁，真可謂卷帙浩繁。除了全部影印呈現外，《魯迅手稿全集》還一一注明了手稿名稱、數量、尺寸、收藏者等相關信息，為魯迅手稿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信息和極大的便利，可以說是一項奠基性工程、示范性工程。與魯迅相比，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郁達夫、徐志摩等其他中國現代重要作家的手稿的搜集、整理與影印出版仍然遺憾多多，但較之于乏善可陳的中國當代作家手稿的出版和研究，卻也稱得上可觀。以當代中國著名作家莫言為例，青島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文蹤墨跡》，收有莫言《我的大學夢》《吃的回憶》《望星空》《三島由紀夫猜想》《戰友重逢》《聽取蛙聲一片》《學書漫談》《雜談讀書》《從傳統中來，到傳統中去》《紅床》《關于〈蛙〉的京都演講》《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鐮》《怪物》《貧富與欲望》《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的演講》《豬剛強（電影梗概）》《英雄浪漫曲》《地道》《模式與原型》《初戀》《屠戶的女兒》《童年讀書》《會唱歌的墻》《英雄·美人·駿馬》《酒后絮語》《你的行為使我們感到恐懼》《白狗秋千架》《講故事的人》《蝙蝠說：超越故鄉》《〈蛙〉草稿第一部》《雨夜來客》《讀魯迅》《二姑隨后隨到》《霸王別姬》《紫檀刑》的手稿，既有長篇歷史小說、話劇、散文，也有演講稿、電視系列劇劇本、電影文學劇本，真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但上述的每一份手稿，該書基本只影印了第一頁，完全無法作為我們對莫言手稿進行深入研究的文獻基礎。不過，從前文羅列的清單中，不難看出現存莫言手稿的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按照《魯迅手稿全集》的體例將其影印出版，必將極大地豐富、深化我們對莫言手稿的認識與理解。

關于作家書法，莫言曾發表過這樣的看法：“大作家大詩人未必是大書法家，但從能夠找到的墨跡看，他們寫得都不錯，都具有自家的鮮明風格”。雖然未必專業，但莫言的書法也可以稱得上獨具一格。除了傳統的傳播平臺、方式、機制，筆者還注意到莫言與好友王振合開了一個名為“兩塊磚墨訊”的公眾號。關于開設這樣一個公眾號的緣起，莫言自言：“我和王振深感藝術之魅力，書法之有用，遂商定申請一公號，名‘兩塊磚墨訊’，以此為平臺與書友文朋通聲氣。”自2019年11月12日“創刊”以來，“兩塊磚墨訊”已歷五載。公眾號所發布的內容，既有莫言的書法作品，又有大量的作家照片、視頻、音頻，成為我們研究莫言手稿、書法、聲音、影像及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的重要窗口。

應當說，中國當代作家手稿影印出版有著良好的物質基礎，中國現代文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等館藏機構，收藏了中國當代作家的不少手稿，期待相關機構與出版界能夠強強聯手、精誠合作，為中國當代作家手稿研究提供更多基礎性“文本”。在手稿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熱點的過程中，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成立了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東北師范大學成立了新文學手稿文獻研究中心，并定期聯合組織召開手稿學研討會，已然成為中國學界手稿研究的生力軍。但上述研究機構的關注重心多在中國現代作家手稿，當代作家手稿基本還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因此，大量影印出版中國當代作家手稿，成立中國當代作家手稿研究中心，定期舉辦中國當代作家手稿專題研討會，既是中國當代作家手稿研究的關鍵一環，也是其前提條件或者說必要條件。

四 中國當代作家的書信日記研究

書信、日記研究是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支點。經過幾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中國現代作家書信、日記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已經日趨成熟。相較而言，中國當代作家書信、日記的系統性搜集、整理、研究亟待全面開展。本文以書信為例，對此略作說明。

一方面，由于各種原因，相比于現代作家，當代作家公開出版的書信、日記數量較少。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其中4卷是書信。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魯迅全集補遺》又增收了集外書信19封。黃山書社2013年出版的《茅盾全集》，其中3卷是書信。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世紀90年代陸續出版的《巴金全集》，其中3卷是書信。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佚簡新編》又收錄了《巴金全集》失收的書信324封。雖然，與這些作家一生寫過的書信的龐大總量相比，收入全集或文集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已有的規模、數量仍然可觀。可是，不少當代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往往不收書信，即使編入，也少得可憐。以路遙為例，廣州出版社與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年合作出版的《路遙全集》收錄書信32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路遙全集》收錄書信32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路遙全集》收錄書信43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路遙全集》收錄書信56封。另據梁向陽統計，已經發現但尚未收入《路遙全集》的書信還有37封。編入全集或被發掘出來的路遙書信的數量在逐漸增加，但幾部分相加，路遙書信的總數還不足百封。由此不難見出，當代作家書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空間還很大。

根據收信人的身份來劃分，作家書信可以分為：作家與親屬的通信、作家與作家的通信、作家與文學編輯的通信、作家與學者的通信。關于書信失收的原因，不妨以當代作家與文學編輯的通信為例來進行說明。由于職業、工作的特殊性質，資深編輯常常與作家們魚雁往來。這些書信主要涉及約稿、選目、編書、廣告、裝幀等一系列文學生產環節，具有極為獨特的文獻價值，作家關于編輯、出版工作的某些真知灼見就蘊藏在里面。同時，基于充分的信任，作家有時會向編輯友人吐露自己的心曲，從中或能窺見作家的幽微意緒，或能感受到作家的人格之光，為我們更加切近地體貼、觸摸作家生命，提供了某種可能路徑。但在作家全集、文集、作品集編纂的實際情況中，作家與文學編輯（尤其是普通編輯）的通信較少收入，往往只有在通信的另一方是著名編輯，或者不僅有編輯這一重身份，同時也是作家、學者的時候，才被作品集的編纂者納入考察視野。此外，文學編輯日常需要處理大量書信和稿件，有些對編輯本人來說不具備重要意義（但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料價值）的作家書簡未必能夠得到妥善保存，以致全集、文集、書信集收錄不全，遺漏多多。

另一方面，中國當代作家書信、日記的重要價值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關注。毋庸置疑，中國當代作家書信、日記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國當代作家和把握中國當代文學歷史演變軌跡的重要依據，對于重建文學史現場，透視作家思想、情感結構，梳理作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深入理解、闡釋作品，均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但在以往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我們常常將其忽略在外，沒有認真地納入考察視野，以深化我們對中國當代作家的思想和創作的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發展至今，搜集、整理、研究中國當代作家書信、日記，業已成為深入探討中國當代文學史、學術史、思想史的新的學術增長點，而這樣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同時也值得）更多研究者的更多投入、付出、堅守。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筆墨紙硯將不可避免地逐漸淡出生活。事實上，手書信札早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罕之物。在紙質書信、日記正在成為遠逝風景的今天，對這些私人性珍稀文學史料的搶救性發掘，可以與當代文學的作品、文學批評等公開性史料一起，共同完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文獻保障體系，同時有助于厚植家國情懷，涵養優良家風，更好地弘揚中華傳統書信文化、日記文化。

五 中國當代作家的閱讀史研究

此處所謂“閱讀史”，乃指作家對于各類書籍的閱讀，以及各種思想、觀念、知識的接受或“不接受”，本質上是一種著眼于作家主體經驗生成過程的“影響研究”，是“作家本體研究”的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以普通讀者的閱讀、接受經驗為主要對象的“眼光向下”的接受美學研究。六十多年來，魯迅、胡適、巴金、唐弢等中國現代作家的閱讀史研究、藏書研究的基礎性文獻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我們不妨“清點”一下：1959年7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定了《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其中第二冊為“魯迅藏中文書籍目錄”，第三冊為“魯迅藏外文書籍目錄”，以“清單”的方式展示出魯迅藏書的基本情況。2011年8月，中國書店出版了金綱編著的《魯迅讀過的書》，編者“一頁頁閱讀《魯迅全集》，發現魯迅提及引用某書，就記錄某書；而后講書在魯迅著作中的出處、文字、魯迅關于它的前后說明也記錄下來，再另據魯迅對該書的提及背景、引用文字和魯迅自己的評語、說明和意圖做一些發揮，構成了一個條目。總共4233種書籍，即4233個書目。全書完成后，再做分類”。并在著錄過程中堅持“魯迅藏書，凡《魯迅全集》中未曾提及、引用的不收”，由此呼應題目中“讀過”的限定。當然，《魯迅全集》未曾提及、引用的藏書，魯迅未必沒有“讀過”。只是寧缺毋濫，確保收錄的每一本書都是毋庸置疑的“魯迅讀過的書”，并對其思想、文學活動產生過切實的影響，實在省卻了研究者的許多煩惱。2016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韋力撰的《魯迅藏書志：古籍之部》，“以魯迅藏書的古籍部分為對象，逐一撰寫書志，并附書影八百張，以求全面反映魯迅的古籍收藏情況以及這些古籍自身的價值”。2021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陳漱渝、姜異新編的《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這“百來篇外國作品”指的是“魯迅在留日時期以異國語言為工具的文學閱讀活動，也就是周樹人通過日語或者德語、英語閱讀的外國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它們乃是魯迅寫作小說——不只是小說——的基本資源、背景。以上是魯迅閱讀史研究、藏書研究的基本文獻的構成情況，可以說是目前學界在該領域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

相較于魯迅，胡適、巴金、唐弢等人藏書目錄的出版規模、體量沒有那么大，但也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的由北京大學圖書館與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的四卷本《胡適藏書目錄》，著錄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和臺北胡適紀念館的胡適藏書，并以附錄的形式“列出了196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移交國家圖書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書目清單，以及從北大圖書館藏書中發現的，胡適1948年底離開北京之前，陸續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部分圖書清單”。再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陳建功主編的《巴金文庫目錄》，這些書“都是經過巴金先生親手整理之后，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分數十批千里迢迢從上海來到北京，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本書目，便是在校核入藏原始編目之同時，又補錄了一些相關信息而成”。兩年后，2010年8月，文化藝術出版社又出版了陳建功主編的《唐弢藏書·圖書總錄》。該書，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唐弢文庫所藏全部圖書（報紙、期刊除外）之目錄。此外，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書衣文錄全編》雖然意在展現孫犁的“書衣文”寫作，但在客觀上起到了“孫犁藏書目錄”的效果，為孫犁閱讀史研究、藏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實際上，在此之前，借助其晚年寫作的“讀書記”等材料，孫犁閱讀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比較出色的成果，如李建軍《在“會己”與“異我”之間——論孫犁對〈史記〉的閱讀與會解》（《文藝研究》2016年第7期）、王彬彬《當代作家與〈聊齋志異〉——以孫犁、汪曾祺、高曉聲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8期）。

需要明確的是，本文所謂的“中國現代作家”，既包括魯迅這樣1949年以前已經故去的作家，也包括巴金、唐弢、孫犁等1949年以前成名、1949年以后仍然從事文學活動的作家；而所謂“中國當代作家”，則指文學生命開始于“當代”時期的作家，如楊沫、蕭也牧、浩然、王蒙等，自然也涵括1949年以后出生的所有作家，如史鐵生、王安憶、莫言、余華等。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是“出土文物”汪曾祺，雖然他在1940年代已經發表若干小說，但其主要文學活動卻集中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并因此才取得了文學史經典地位，所以本文將其列入“當代作家”之列。這些“現代作家”，因其人生旅程已告終結，并在文學史上取得了一定的經典地位，所以親屬或相關機構往往注重其生平史料的搜集與保存，其中當然包括藏書或者所謂“閱讀史材料”。相較于“中國現代作家”，僅就藏書目錄等相關文獻的出版情況而言，純粹的“中國當代作家”的閱讀史研究、藏書研究還有不少亟待開掘的空間。

經筆者統計，截至目前，曾被納入閱讀史研究視野的中國當代作家，包括汪曾祺、高曉聲、王蒙、張賢亮、陳忠實、阿城、史鐵生、莫言、余華、畢飛宇、張悅然等，但基本上處于“一人配一文”的狀態，只有少數作家兼為兩篇及以上的閱讀史研究論文的討論對象，無論規模，還是深度，都還遠遠沒有窮盡這些作家的能量，何況還有相當多的優秀作家沒有獲得“閱讀史”的觀照，如賈平凹、鐵凝、蘇童、邱華棟等。郭洪雷是一個在當代作家閱讀史方面用力甚勤的研究者，他的《閱讀史、修辭與小說創作的源初思維》（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輯，既著眼于陳忠實、刁斗的閱讀經驗之于小說《白鹿原》《蟑螂》的深度形構，又對莫言、畢飛宇的閱讀經驗之于其小說創作整體的影響軌跡進行了勾勒，此外還對當代作家閱讀史研究的一些前置問題與學術價值作了基本探討。但總體而言，中國當代作家閱讀史研究的內在空間還沒有得到充分展開，甚至可以說，有許多地方還需要研究者白手起家：中國當代作家買了哪些書？藏了哪些書？讀了哪些書？他們的閱讀又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文學創作？想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對王蒙、王安憶、莫言、余華、鐵凝等中國當代重要作家的藏書和閱讀情況進行“田野調查”，編制藏書目錄、“閱讀情況一覽表”之類的資料與工具，為進一步的深入討論提供扎實的文獻基礎。這些基礎性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只有夯實基礎，才能將中國當代作家的藏書研究和閱讀史研究落到實處。任何脫離文獻基礎的“影響”研究都可能只是研究者的臆想或過度闡釋，只有拿出實在的文獻證據才能令人信服，也才可能將相關研究具體化、深入化。

六 中國當代作家的交游研究

解志熙在《相濡以沫在戰時——現代文學互動行為及其意義例釋》一文中對文學互動行為的文學史意義做過深入闡發：“文學互動行為當然既可發生在個人之間，如作家與作家、作家與讀者或批評家之間，也可表現為文學社團流派內部的集體交流，甚而可以擴大為跨社團、跨流派以至跨地區和跨國度的文學之間的交集與互動，而其互動的效果和影響，則既可能積極地推動文學的發展，也可能產生刺激性的反作用，卻不可能沒有作用——只要互動當真產生了，就必定會有這樣那樣的效應和影響”，“不同的文人及社團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有時可以紛爭到勢不兩立的程度，有時卻又可以寬容互動到積極互助的地步，并且即使相輕相斗的交鋒也未必只有負面的效應，倒可能刺激相關者暗自反省、激發對立者加強交流，從而推動文學在‘矛盾運動’中向前發展”。梳理中國現當代作家交游的歷史細節，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八卦”作家之間的是是非非或“花邊新聞”，而是對作家的人際關系、互動行為、主體意識、情感結構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生態、語境的關注，并生動詮釋了馬克思之所謂“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事實上，“交游”是對傳統說法的借鑒與沿襲，其本質是“關系研究”，核心在于對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親疏、友仇關系的描述，以及這種關系在文學史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由于時間距離較近，現當代作家或現當代文學團體之間的“交游”或“關系”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仍然有著復雜的糾葛、纏繞，因此許多交游研究往往避開灰色的一面，著重談論積極的部分。但這并不是學術研究應該采取的態度。學術的原則，應如沈從文在《〈現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初刊于1934年12月22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中所說的那樣：“注意到作者，作品，與他那時代一般情形。對一個人的作品不武斷，不護短，不牽強附會，不以個人愛憎為作品估價”，“評論不在阿譽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與時代與作品加以綜合，給它一個說明，一種解釋。我的文章沒有什么驚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話必求其合理且比較接近事實。文章若毫無可取處，至少還不缺少‘誠實’”。我們在梳理作家的交游史時，也要秉承“誠實”的理念——“每一句話必求其合理且比較接近事實”。這不僅是史實考訂層面的追求，也是在文學史語境中討論、闡釋作家交游行為所需要的研究意識，乃至信念。

相較于古代文人的交游（如詩文唱和、宴飲玩樂等），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交游既有傳統樣態的延續，如書信往來、作品簽贈、筆墨交鋒等，也有伴隨著社會遷變而產生的新型方式，如編輯出版刊物、經營文化團體、參與組織生活等。從事中國當代作家交游研究，一是要梳理作家與作家、作家與文學編輯、作家與讀者、作家與批評家交往的過程，并發掘這種“交往”之于交往雙方的影響；二是要將作家的互動行為放置在文學史的總體視野中加以把握和闡釋，通過具體的實例，呈現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細節，作品的創作、發表和流傳細節，社團流派的“聚”與“散”的動態圖景，發掘作為獨特個體的作家的思想行為邏輯，從而實現文獻學研究與中國當代作家研究、文學史研究的有效互動。以孫犁為例，我們可以爬梳孫犁與文壇前輩茅盾、丁玲，與文壇后輩徐懷中、賈平凹、莫言、鐵凝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文學層面的影響與接受；或以作家交游中的“事件”為切入點，在一個具體而微的語境中重新認識特定生命段落的作家與特定時段的歷史，如閻慶生《一樁擱置了三十年的詩壇公案——圍繞〈瑪金詩選序〉的評述》，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壇生態、作家心態，乃至整個時代的情感結構都得到了一定觀照。

中國現代作家交游研究已經取得一定成果，諸如朱正的《魯迅的人際關系：從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軍界》、陳子善的《簽名本叢考》、謝泳的《錢鍾書交友考》、夏明亮的《朱自清的朋友圈》、王道的《友朋從文》、陳潔的《魯迅北京交游研究》等等，都可以為中國當代作家交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實際上，中國當代作家交游研究已有的一些成果，正是在中國現代作家交游研究的延長線上生長出來的，比如1949年以前形成的周揚、丁玲、胡風之間的復雜關系，對1949年以后新中國文學管理機構內部的話語權爭奪、人事糾紛以及某些作家的個體命運來說，都有不容小覷的影響。而研究者在討論1948年初郭沫若撰文批判沈從文這一事件時，有時也會將郭、沈之間的“宿怨”作為其中一種原因加以探考。請注意，“作為其中一種原因”意味著某些事件的發生、演變及其最終結果并非單一原因的線性發展，而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因素之間并非徹底排斥的磁極，而是兼存引力與斥力的分子，基于多種作用力的綜合，才導向了某一事件的“這一種”結果、“這一種”結構。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作家交游研究的重要之處，它所提供的“偶然性”對于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或事件發展邏輯“必然性”的“單因謬誤”，可以形成一定的對話與制約。

錢理群在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前言中強調：“文學史的大廈，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經典作家支撐的；而作家的主要價值體現，就是他的作品文本。離開了作家、作品這兩個基本要素，就談不上文學史。”這篇“前言”最初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時，此書擬定的題目還是《錢理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作家、作品為中心》，后來取消“文學史”字樣，或許與這種強調作家、作品的自覺意識不無關系。無獨有偶，黃發有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現在相當一部分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是“沒有文學的文學史料研究”。這種觀察和批評是切中肯綮的，因此有必要強調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史料研究”如何激活“文學研究”。本文談到的六個方面，其最終的落腳點都在作家與作品：其中期刊、版本、手稿部分構成了“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的完整譜系；書信、日記作為作家本體研究和作品周邊研究的基本材料，值得研究者重視；交游部分將作家放置在歷史語境與社會關系網絡中加以考察，更有助于研究者“知人論世”；閱讀史部分關注作家主體經驗的生成過程，探索文學作品的對話、互動。其出發在“史料”，其旨歸在“文學”。概言之，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是一個復雜、宏大的系統工程，上面六個方面的研究只是其中的某些面向與路徑而已，此外還有中國當代作家的影像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檔案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廣告研究等多個維度，都值得當代文學史料工作者投身其間。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