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1951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后，確立的出版方針是“古今中外，提高為主”。其中的“古”主要指中國古典文學這個板塊。而根據當時文化部和出版總署的規劃，當時出版古典文學的主要是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而這三家在內容上又進行了明確的分工，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要出歷代文學大家的全集、文集的新注本和選注本如“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等，中華書局主要負責古典文學總集的整理和作家作品的資料匯編，以及古典文學別集的唐前部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主要負責古典文學別集的唐以后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是在這樣的政策指導和規劃下承擔起出版中國古典小說重任的，陸續推出了今天所謂的四大名著注釋本，1952年推出了《水滸傳》，1953年推出了《三國演義》，1955年推出了《西游記》，1957年推出了《紅樓夢》。1972年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打算將四種古典小說加上“前言”重新排印（之前只有比較簡短的“出版說明”）。1972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派當時的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孟慶錫和編輯戴鴻森去上海組稿，主要是去復旦大學中文系約寫《三國演義》的“前言”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約寫《西游記》的“前言”。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將這一任務安排給本系的郭豫適教授負責。而根據郭豫適1972年9月25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前言”是他與本系的青年教師簡茂森合作完成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剛成立的時候，由于古籍整理還處在探索階段，為了積累經驗，起初部分作品的整理注釋工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承擔，比如張友鸞整理《水滸傳》、張友鶴整理《儒林外史》、汪靜之整理《紅樓夢》、黃肅秋整理《西游記》等。但是，這樣做的局限是部分作品的質量無法得到保障。比如，1953年汪靜之整理的《紅樓夢》在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了保證圖書質量，有個規定，作品一般先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獲得認可以后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遭到了俞平伯的學生王佩璋等人的批評。當時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馮雪峰要求古典文學編輯部召開一個相當規模的座談會，請了俞平伯、王佩璋、王昆侖、啟功和《文學遺產》編輯部、文學研究所的有關部門負責人來，向他們檢討，請他們批評指導。鑒于這次教訓，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整理的古籍讀本，都要征求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這次要為“四大名著”增加“前言”，自然要貫徹這一原則。

郭豫適大約1972年2月底接到任務，因為當時“課務及其他事情比較忙，沒有馬上動筆”，而是在校內外進行了一些調查，包括翻閱原著、有關史料及文章，和同事討論如何貫徹毛主席有關指示精神，前言的寫法，與復旦大學負責《三國演義》“前言”的同志交換意見等（見郭豫適1972年5月22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信）。大概從5月份開始撰寫，6月初完成初稿。編輯部收到初稿后，為了保證質量，將初稿的副本寄送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等高校的中文系和研究所的專家征求意見。這些研究機構的專家提出了非常具體、公允的意見。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意見一直塵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所藏的檔案中，不被普通讀者所知曉。現在有必要將其陳述出來，再現真實的歷史細節。

反饋意見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意見比較具體。1.第9頁以第八十七回為例，說明《西游記》批判玉皇大帝，可能不符合作者的原意。2.第10頁倒第9行到11頁第7行的提法，如說“為害人民的妖魔往往跟神仙、菩薩有關系……這些妖魔鬼怪不是仙佛的部下，就是他們的親屬。他們無惡不作，有恃無恐。每當孫悟空追根尋源時，他們的主子就出來保護，不讓孫悟空打殺，仍然收歸麾下，有的反而加官進爵……”不很精確。3.第14頁第10行引用第51回的悟空說“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孫于今是沒棒弄了”，說明“決不能放大手里的武器”，似乎不當。4.第16頁第4行起兩段，似宜指出作者對于佛、道的態度后再對書中宗教迷信成分進行簡要的批判。5.第20頁第15行關于取經故事的藝術處理的“根本原因”的提法不妥，因為“根本原因”應是第8頁第1行已經論述的作者吳承恩對現實社會的不滿。6.第21頁倒數第4行，“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并不足以說明孫悟空是“令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安分的人物”，也許可以說他目光尖銳，覺察力很強，能夠辨別妖魔。7.第23頁對于《西游記》中唐僧形象的藝術評價似乎過低，對于其他佛、魔的藝術描寫的評論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與第23頁末行開始的論述齟齬，應一分為二，指出這些形象中的某些成功之處。這些意見中，第二點、第三點顯然是針對“前言”作者采用的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未必妥當而言的。

南京大學中文系提了三點意見。1.第一、二節寫得較平實，從《西游記》一書的特點出發進行分析，易為一般讀者接受。2.第三節聯系當前文藝創作中的一些問題來分析《西游記》，基本精神是好的，但顯得牽強生硬，其中一些基本論點（如“不受真人真事的束縛”等）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西游記》本身是一部浪漫主義的神話小說，提出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3.個別地方論點和論據不符，如“善于在矛盾沖突中塑造神話藝術形象”的論點下面，卻寫了一大段“塑造人物形象常與某種動物體態習性捏合在一起”的題外文章。這也說明有些論點不是作品中所固有的，是“前言”作者貼上去的。該反饋意見的落款是“南京大學中文系革命委員會”，但其所提意見并不“革命”，而是強調論點與論據的一致，以及不能牽強附會。

山東大學中文系的反饋意見最為詳盡，寫了足足九頁，3000多字，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前言”指出“《西游記》跟一般古代小說不同，它是一部神話小說”，“我們讀《西游記》時，又須記住它是一部神話小說的性質特點……”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具體的分析、評論中，在一定程度上離開了這個特點，把神話小說當作所謂“一般古代小說”來分析。比如“前言”第二節分析《西游記》的思想內容，肯定它“相當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朽和統治階級的昏庸兇暴”，不完全符合《西游記》小說的實際情況。2.第一節在論述《西游記》成書的過程中對群眾創造的作用、貢獻估計不足，如說“有關取經故事的宋元話本和雜劇，篇幅都較小，思想性藝術性也都粗糙低劣，藝術形象只是初具輪廓，缺乏鮮明的性格”，未免失于武斷，因為“應當估計到未見諸文字的口頭傳說故事和已經失傳的文字材料”。3.第一節第三點介紹作者吳承恩的事跡和思想是必要的，但是與《西游記》的思想內容聯系不緊密，且僅僅從吳承恩的世界觀來說明《西游記》的思想內容是不夠的，應該重視人民群眾和民間作者的重要性。4.“前言”第17頁說“神權思想、宗教觀念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它主張有一種無形的東西高于人類世界，這同馬列主義世界觀是根本對立的，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這段話不十分精確，因為主張有一種無形的東西高于人類世界、主宰人類世界，應是客觀唯心主義，而不是主觀唯心主義。且“前言”論述的是古代小說，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尚未產生，因此“違背”二字用得不確切。5.“前言”第14頁引了《西游記》第五十一回孫悟空在金兜洞丟失金箍棒、上天求援的故事，說“關于那支威力無比的如意金箍棒的重要性，孫悟空自己有深刻的體會……實際上反映了某些社會斗爭的知識和經驗”，離開了作品的本意。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提了四點意見。1.“前言”把《西游記》的內容和明代的社會現象聯系起來談，比較好。2.“前言”對《西游記》糟粕的批判具體、有說服力。3.“前言”對《西游記》題材的發展過程講得過于詳細，可以更簡括些。4.“前言”對豬八戒和唐僧這兩個人物應該給的評價，只在藝術性部分談是很不夠的。很顯然，前兩條屬于肯定，后兩條屬于不足。

武漢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組認為“前言”整體較好。具體建議是：1.“前言”應寫得言簡意明，可以適當壓縮。2.“前言”避開了《西游記》前七回和十一回以后在結構、人物形象、主題思想方面的矛盾，可以明確地講一講其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3.對唐僧這個人物形象的評價過低，忽視了他作為一個領導人所具有的“取經的堅定信心和團結戰斗精神”；同時希望分析一下唐僧、豬八戒除了襯托孫悟空這個形象外，他們本身在當時有沒有社會意義。

南京師范學院是段熙仲教授寫的反饋意見，在肯定“前言”把握住了《西游記》這部神話小說的具體特點，作具體的分析可謂“探驪得珠”后，提了三點建議。1.作者寫孫悟空不止一次地“去朝南海、上南天門，乞靈于觀世音和玉皇大帝……”這種藝術處理上的局限性，是與吳承恩的基本思想、維護封建統治制度分不開的。2.認為“前言”第二部分揭露玉皇大帝的昏庸時指出“孫悟空神通廣大，他不加重用，反而設騙局，搞陰謀，軟硬兼施，百般迫害”的提法值得商榷。在段先生看來，這不僅僅是個不加重用的問題，而且正是因為孫悟空神通廣大敢于造反、善于造反，使得玉皇大帝不敢重用他。玉皇大帝封孫悟空為弼馬溫，實質上是一切封建帝王對農民起義領袖“招安”的典型手段。3.認為第二部分將紅孩兒作為殘酷剝削、勒索的典型不妥，因為紅孩兒剝削的對象是山神土地，是剝削階級的內部矛盾，不能說是“人民遭受殘酷剝削的反映”。

中國社會科學院何其芳先生在手批本上寫了三點意見。1.在第二節“關于那支威力無比的如意金箍棒的重要性，孫悟空自己有深刻的體會。有一次，他失棒上天求援時，葛仙翁問他為何‘前倨后恭’，他就曾意味深長地說：‘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孫于今是沒棒弄了。’旁批：‘這幾句似可刪，似說不上什么“深刻的體會”，什么“意味深長”。’這一點與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第三點、山東大學中文系的第五點意見不謀而合。2.在第三節分析《西游記》善于在矛盾沖突中塑造神話藝術形象這一部分復述第七回孫悟空和二郎神的打斗場面旁批：“這一段似寫得有些繁瑣，可以扼要一些。”這是講究行文的簡明。3.在“唐僧和沙和尚就不是成功的藝術形象”旁批：“唐僧還是寫出了一種性格，似不能以‘不是成功的藝術形象’一語概括。”這一點與武漢大學中文系的第三點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第四點是一致的。

反思

從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所征求的高校中文系和研究所的反饋意見除了個別地方滲透著當時的時代痕跡外，整體上是非常中肯公允的。編輯部收到這些意見后，進行了綜合整理，標注在初稿的相應位置，郵寄給郭豫適和簡茂森，供他們參考修改。郭豫適和簡茂森收到反饋意見，也深表對修改大有幫助。同時，他們也曾將“前言”初稿向部分讀者和專家征求過意見。最后，在吸收專家和讀者意見的基礎上對書稿進行了認真修改。

時移勢變，今天的普通讀者大多不知曉人民文學出版社《西游記》初版“前言”的出版始末。仔細琢磨，其中仍有很多細節值得玩味。首先，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角度來說，它當時竟然有那么好的工作機制來保障書稿的質量。這在市場化的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可能與其定位和工作作風有關。人民文學出版社1949年后整理“四大名著”，可以說是國家“欽定”的，也是“唯一的”，這非常有利于它調動全國的資源來提高書稿的質量。而且，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有明確的“精益求精”的工作要求，并且將這一要求落實在具體的工作中。尤其是調動諸多專家學者的智慧來提高書稿的質量這一點，對于目前的編輯工作仍有啟發意義。

其次，從專家的角度來說，即使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大多數專家都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這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永遠銘記的。在宏大的學術史反思中，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術研究整體上是被否定的，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進入歷史的現場，我們發現，不能用宏大的歷史敘事否定和掩蓋具體的歷史真實。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西游記》“前言”的出版足以說明這一點。從諸位專家的反饋意見中能夠明顯感覺到，大多數專家明確反對用當時盛行的觀點牽強附會地解讀《西游記》及其人物，強調要尊重歷史、尊重文本，不宜脫離文本作不切合實際的主觀發揮。而郭豫適在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中，明確表示前言“不宜寫成著重抓住某些糟粕進行批判那樣的文章”。這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是需要一定的學術勇氣和學術堅守的。

最后，從讀者的角度來說，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諸多專家都有明確的為讀者服務的意識。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決定給“四大名著”加“前言”，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指導廣大工農兵讀者閱讀“四大名著”，辨別其中的精華和糟粕。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6月11日在給郭豫適同志的信中明確說：“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您們為撰此稿花費了很大的辛勤勞動，為工農兵讀者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俟征得修改意見后，再去信奉告。以便精益求精，把前言修改得更適合工農兵讀者的需要。”郭豫適和簡茂森確實這樣做了，他們曾拿“前言”初稿征求群眾意見，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感到書稿中所引的文言文看不懂，希望盡量刪去；一些文化水平較高的讀者，認為保留一些能說明問題的原材料是有必要的。針對這一問題，他們采取了這樣的修改策略：正文中引文言文的地方減少一些，改用自己的話說，實在需要時還是引，但對其中估計一般讀者不懂的地方，隨處作個簡明的譯解；若干對讀者有幫助的引文，則安排在文末有關的注釋里面（見郭豫適1972年12月19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信）。很顯然，這樣的處理是非常允當的。

毫無疑問，人民文學出版社《西游記》初版的“前言”，經過向眾多專家征求意見，質量得到了明顯提高。雖然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討了《西游記》初版“前言”出版的始末，但是管中窺豹，不難理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擁有良好口碑的深層原因。

（注：本文材料均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藏四大名著“前言”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