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城》是云南籍青年女作家阿措的首作，也是一本很“奇異”的多元復合型小說。在《滄城》中，阿措似乎延續(xù)了沈從文筆下詩意與野性交織、自然與生命力相融的傳統(tǒng)，同時借鑒了莫言文中民間傳說的魔幻與奇異，也參考了賈平凹等人對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并用其獨具地方辨識度的語言和元素構建起一座滇西北的“邊城”。

“滄城”的“奇”

一是“奇”在敘述方式。小說一開頭便有意為我們營造了一種不同尋常、神秘懸疑的氛圍：“有一年冬天，滄城出了一件大事，仙婆子死了。大家奔走相告，傳得神乎其神，說這果真是一件大事，我們縣城，終于有了一件大事。”生老病死，本是尋常，但偏偏在滄城“仙婆子”之死如此引人注目。

三次“大事”，層層設疑，層層遞進。就連仙婆子的死亡方式一開始也被描寫為“給人毒死的”，可結尾她的死因卻被揭曉為“自殺”。此外，不同于一般小說普遍采取的單一敘述視角，本書多重視角混雜交織、敘述視角反復橫跳。敘述過程中，既有童年時期“我”的視角，又有聽說仙婆子死訊時“我”的視角，還有書寫此書時“我”的視角；既有傳說中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仙婆子等人物的第三人稱內視角，還有上帝視角。

另外，全書各處并未有明確的時間點，作者似乎有意模糊過去與現在的界限，讓人不知時間，靠著上下文、字句段進行推測。那些關于仙婆子過往的來源，有哪些是民間傳說，有哪些是母親視角的告知，又有哪些是“我”的藝術化想象與加工，令讀者不得而知。

二是“奇”在人物塑造。全書主體共分為4個章節(jié)，分別是《滄城東街》《水仙》《齋姑娘》《女趕馬》，對應著仙婆子（即水仙）、齋姑娘、女趕馬金鳳3位女性。可以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傳奇”，每位女性都是“奇女子”。

《滄城東街》中通過仙婆子離奇的死亡簡單概括了其傳奇的一生：“從她幼時如何美麗，到她如何做了伢子，如何家人死絕，如何變成個會通靈的巫醫(yī)，如何做的皮肉生意，如何救苦救難，如何坑蒙拐騙，如何死在街頭仿佛一條爛狗，樁樁件件，不知是真是假，但都十分好聽。”而在《水仙》中則通過浪漫主義的唯美想象與現實主義的真實書寫，具體又細致地將一個《滄城東街》中看起來“怪異”的通靈巫婆“還原”為可愛可親可敬、有血有肉有個性的“水仙”。在坎坷的一生中，仙婆子一次又一次以堅韌、不屈的生命力書寫了“活著”的“傳奇”。可其最終卻死于“自殺”，不可謂不“奇”。

其次是齋姑娘。“以往滄城窮人家里孩子多了養(yǎng)不活，排行大的姐姐常常就給留在家里吃齋，不出去嫁人。等年紀大了，由侄兒男女們養(yǎng)活。”“表爺爺”就是這樣一位齋姑娘。但不同于其他女性被迫承受不婚的命運，“表爺爺”的身份是其主動的選擇。她“當年就是靠打糕粑粑把她弟弟妹妹拉扯大的，后來又靠打糕粑粑，幫著供侄兒侄女讀書”，即便后來周圍人都勸她嫁人，她也終身未嫁，贏得了滄城全民的敬佩。

最后是女趕馬金鳳。出生于馬幫家庭的金鳳大膽熾熱，年少時敢于主動追求心中所愛陳敬先，略施巧技將其“騙”到手。對待男女感情，金鳳不僅是拿得起、更是放得下，即便丈夫先對自己“不愛”，在特殊時期，金鳳也沒有對丈夫和自己的情敵水仙“落井下石”，而是活得通透磊落。可以說，3位女性的人生經歷都帶著鮮明的傳奇色彩。

三是“奇”在故事情節(jié)。在滄城，有土匪吃人的奇駭，有荒野求生的奇跡，有人聽得懂鳥獸語的奇聞，甚至還有活人能看見死人魂靈并與之對話的場景。一樁樁、一件件的奇聞軼事在滄城上演，增添了神秘魔幻色彩。

“滄城”的“異”

一是“異”在地域風光。在滇西北的滄城，有稻田、有山，“往外，是廣袤的田野，按時長出水稻、玉米和蠶豆。再往外，就是無邊的山巒。橫斷山脈的山，多得像風中湖面的水紋”。只不過這山和別處也有很大的不同，沈從文筆下湘西的山是清潤的，而《滄城》中的山是寒峭的，如“這打鷹山是一個巨大的迷宮，有茂密的云杉、雪松、灌木，還有江河和懸崖，隔絕出一片生機勃勃的幽暗與死寂”。山上還有云南特有的各類菌子和野物，“松毛菌、銅鑼菌……菌子出完，就是撿野板栗和野核桃的時候”；還有水，“踏腳河穿城而過，像楚河漢界，清清爽爽”。可以說滄城的地域風光是異于別處的。

二是“異”在風俗人情。小說中處處都是代表滄城特色風俗民情的地域標識物，“山民便趕到東街，把背簍卸下來，拿一塊塑料布墊著，把貨物平展鋪開。四季的山貨野物，農家自養(yǎng)的雞鴨禽蛋，五谷蔬果，還有外面運來的保暖內衣羽絨服、印度神油降壓茶，以及臨時出攤的涼粉涼面、冰粉餌塊”。還有當地獨特的馬幫文化：“有時候，水仙赤條條的，帶著狗在山坡上走，會望見遠處過路的長長的馬幫，丁零當啷的，馬鈴聲老遠都聽得見”。這一切，讓《滄城》擺脫了同質化的地域表達，構建出濃郁的地方人文風情。

三是“異”在方言俚語。小說的敘述語言很獨特，無論是作為敘述主體的“我”，還是滄城眾多出場人物，無論是平常敘述，還是對白對話，全都是使用滇西北的方言俚語。而這方言俚語與沈從文、賈平凹、陳忠實等人筆下的方言俚語不同，既是粗糲的又是富有詩意的，既是潑辣大膽的又是直白質樸的，是獨屬于滇西北地區(qū)的方言味道。

小說開頭，楊槍頭老婆“背時了，這個老賊死在我家門口，害老娘鋪子租不出去，這個爛廝，活該遭毒死”一連串的方言口語勾勒出小城市井婦女的潑辣世俗、心直口快，生活氣息和畫面感十足。“伢子”“不消哪個去教”“都曉得”“曉不得”“莫瞎講”“吃不得”“費勁巴拉”等反復出現的滇西北特色方言詞匯和句式，更是形成了獨屬于滄城的語言氛圍。

滄城的“前世今生”

縱觀全書，“滄城”大致可分為3個時間點，展現了3個不同時期的滄城。

一是仙婆子等人年輕時生活的滄城。那時的滄城，有官衙忙于前線戰(zhàn)爭，有土匪搶人殺人，有解放軍解放百姓，也有各類神鬼算命等封建迷信，也有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仙婆子、齋姑娘、女趕馬等人歷經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一次又一次在逆境和絕境中堅韌活著，展現出了如山一般的生命力和水一般的柔韌。

二是“我”的童年時期，即20世紀90年代的滄城。那時的滄城，依舊保持著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有女人時常找仙婆子算命，有周圍山民背著背簍到街上賣各類草藥、菌子、果蔬山貨，仿佛與外面的文明世界隔絕。當然其中也交雜著外來的“沖擊”：街上有售賣從外面運來的“保暖內衣羽絨服”，甚至“面包車旁邊有人發(fā)傳單，預告晚上在滄城唯一的電影院將有火爆演出。這電影院名不副實，說是錄像廳更為合理，屏幕很小，放的多是刺激的港臺盜版光碟”。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同一時期，東北國企改革，涌現下崗潮，這在新東北作家群雙雪濤、班宇等人的作品中可以體現；深圳等南方城市在改革開放，金宇澄的《繁花》有所提及；上海則是經濟開放繁榮以及大量外國文化思想涌入，比如陳染、林白、衛(wèi)慧等人的身體寫作。而在滄城，云南的一個邊界小縣，雖然外來文化有一絲滲透和沖擊，但總體上還是呈現出“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三是現如今的滄城。“滄城如今與大多數縣城一樣蕭條，陳舊，逼仄。年輕人不多了，剩下農民、公務員、小老板、二流子、做題家、零工、老人、小孩。”“大家按著時令找工去做，找飯去吃，費勁巴拉，時不時地還要找罪受一受”，而“我”也不例外。《尾聲》中，從畢業(yè)季穿著新買的高跟鞋擠在公交車里，四處求職的“我”，到“回到我自己的寢室，打開一盞空落落的燈”“四張床上，也只有我的還放著寢具”的孤零零的我，到想要“叫仙婆子看一看我的命，問問她我什么時候可以找到工作，問她我該去哪里壘一個窩，好讓我的媽媽跟著我享福”的我，再到有過寫作美夢但“費勁巴拉地過上有點受罪但也滋滋有味的平凡生活，不再想什么美夢”的我，滄城人的活路在哪里，滄城又將去往何處？

或許是現實生活中的困頓與彷徨縈繞于心，或許是滄城的現狀讓“我”深受觸動，或許是仙婆子的死訊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作家將目光投向仙婆子等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試圖以文字為媒介去梳理還原滄城的過往以及那些可敬的人，從中汲取直面生活的不屈的精神力量。而在這不斷涌動出的文字書寫中，阿措也逐漸找到自我枷鎖的砍破之斧。小說全文結尾寫道：“最后，親愛的朋友，祝你也成為你自己，祝你美夢成真。像她們一樣，終會擦干自己所有的眼淚。”我想這既是阿措送給每位讀者的美好祝愿，也是她與自身和解的宣言。人生很苦，但終究要學會擦干眼淚繼續(xù)向前。可以說，阿措的《滄城》既是一次滄城故事、他人故事的回溯性書寫，更是一場基于現實困頓的自我追尋、自我治愈之旅。

作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滄城》或許不夠成熟，但足夠真摯和赤誠。阿措深深扎根于滇西北大地，以滄城為坐標中心，從仙婆子等個性鮮明的人物入手，運用獨具滄城辨識度的地域元素，譜寫出一曲關于“活著”的兼具歷史厚度和現實溫度的滇西女性生命交響曲。在這座“邊城”里，神靈巫婆、菌子草藥、糍粑果酒、馬幫土匪，多元場景打造；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魔幻主義、超現實主義，多種手法交織；時代的印記變化、命運的坎坷多變、生命的堅韌不屈，多元主題交融。文學史上，鄉(xiāng)土中國是反復書寫的對象，或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阿措的《滄城》亦可看作是一次對“鄉(xiāng)土文學”“縣域文學”的“復古”和“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