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曾是“世界”的“邊緣”，在中國的農耕時代，它攔截了幻想文學對于“世界”所做的延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作為國策里的一方“險地”，海洋總是意味著對秩序的叛離，逃亡、走私、尋仙問藥，這些建立在海洋里的“生命通道”幾乎都與不歸途等同。至少，在古代中國，對個人來說，海洋很少意味著機遇。而15世紀以來，作為歷史名詞的“航海”則在全球范圍內與“鄉愁”和“個人冒險”脫鉤，并逐漸被特殊化為“航線建立”“殖民地開拓”“全球貿易視野”等一系列象征著集體行為和國家力量的語匯。不可否認，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族的崛起與衰敗，但在這類關于海洋的官方敘述之外，是否還存在另一種“海洋”？是否存在一種為想象力保留了余地、剔除了超真實與非世俗性質的海洋？是否存在一套關于海洋的另外的講法？答案看似不言自明，從《白鯨》（麥爾維爾）、《黑暗的心》（康拉德）、《老人與海》（海明威），到“釣魚，背后一片荒蕪的平原”（艾略特），“海洋”無疑被文學作品經典化為了一種“特殊知識”。即“海洋”作為一套象征系統，當個人從陸地（社會秩序）中脫離出來時，作家往往通過訴諸“海洋”來錨定現代理性與沉淪的邊界，因為海洋不論是作為自然力量還是社會規訓的一部分，它始終對個人意志與生命尊嚴構成極大的挑戰。因此，以海洋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鏡像，本身就暗合了現代文學的母題：宏大敘事及其價值的坍塌、對進步神話和征服神話的反叛、個體意識與心理真實的凸顯……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作品里的“航海”母題是一種對傳統中心觀念的挑戰，因為“航海”能夠將獨異的個人很好地從一切“龐然大物”中篩選、標注、解救出來，從而使脫序者更好地發現、維持自身的秩序。

然而，對于一個在文化傳統和取譬設喻的慣性上很少將“海洋”作為文學基因的民族，以及對于一個常年生活在內陸的當代詩人來說，世界文學里的“海洋”資源應該得到怎樣的整合和轉化，似乎仍是一片尚待探索的“新大陸”。“九十年代詩歌”以來，“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日常生活寫作和敘事性已經成為大部分寫詩者的基本認識裝置（相對而言，“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仍是一種可以得到繼續闡發的詩學范式，但日常生活寫作與敘事性作為兩種策略，很難說不是當下詩歌現場里的一種普遍沉疴），當這一裝置逐漸固化為一項“傳統”，那么大多數詩歌也就容易淪為一種不用多加思考便能完成的寫作，即使這種“傳統”仍然是暫時的、權宜的。劉康的幾組以《大航海》為題的組詩，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上述“傳統”的陰影。這里所說的“一定程度”，是相比于今天的寫詩現場所言。借用陳超的說法，今天的文學現場中，數量眾多的文本依然是“頌體調性的農耕式慶典詩歌”和“迷戀于‘能指滑動’，‘消解歷史深度和價值關懷’的中國式的‘后現代’寫作”，雖然這兩種寫作策略本無高下之分，但它們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為自己筑起高墻，同時也劃定了自身的限度。相比之下，劉康的詩便具有了一種從“小處”抽身的意味，形象地說，他很像一個想要借助自身的波瀾去突破海防線并獨自面對深海和新世界的人。

在劉康過去的寫作譜系中，他偏愛鋪陳，借用對話和事件來搭建極具實用效果的敘事場景，《騎鯨記》《巡夜人手記》《U型生活》等系列的詩歌中，詩人所處理的基本是生命體驗中的“虛焦”時刻，即把日常狀態模糊化，以詰問和辯白的串聯來將生活拆分為各具頓挫的“蜃景”。而歷時創作多年的“大航海”，不論從材料還是文本的具體情境中看，劉康都更樂于把“航海”行為給實化、主觀化，從而使一切地理符號和歷史記憶不再外在于“人”。在《大航海：西亞之鑰》中，之所以“失重感讓/阿拉伯海的下顎越發緊窄”，是因為“伊朗友人”面對一場“虛妄的戰爭”向“我”捎來了問候與勸告，讖語般的“入春后就請繞開阿拉伯海”使“我”獲得了安全，但詩人的友人（也許是想象中的）則不得不因為“海洋”的幽深而繼續承受歷史的重力。這首詩中的歷史縱深感和個人交往記憶是一體的，劉康并沒有把公共議題簡單地置于日常生活場景中，而是借助“航海”的主題將“我”對實事的關心轉化為一次具身體驗。在這種空間想象力下，詩人的身體和情感有了新的選擇，詩歌情境也擺脫了扁平化和游戲色彩，因此讀來讓人既能夠直面歷史的失重感和戰爭本身的壓抑，同時又能因為跟隨詩人“在顎口閉合前重新回到了/峽外”而獲得一種遠在千里之外的“安全”。劉康“大航海”系列中的多首詩作，都通過局部的空間位移對他過去的寫詩路徑做了調整和新的延伸。《大航海：美好的一天》以妻子對海腥味不適的細節，拉開了漁民生存狀態的簾幕。“一筐又一筐大海/被運往陸的四面八方”，在“我”看來，靠海而生的作業是清潔的，雖然這種建立在捕殺之上的生存技能是難聞氣味的來源之一，但不可否認，出海者的冒險決定了他們自己的柴米油鹽生活。然而，婚姻生活也是一種相互對位的生存，因此在詩歌結尾處，詩人讓夫妻二人回到了“海洋的中央”，從某種意義上說，“海洋的中央”本身是漂浮不定的，但這種不確定與海洋自身的寬闊，反而使得夫妻之間的距離在這一高度意象化的場景中變得極其之近。劉康曾在《觀影儀式》中寫過：“人群開始消散，/我和妻子緩緩起身，朝著相反的方向/匯入人流，那兒有且只有一個出口。”而如今他借用“大航海”的主題與視角，補寫了另一種被“愛”所附麗的生活。可以說，“航海”意圖使得劉康在寫作中發現了過去寫作在題材和思維結構上的剩余物，而對這些剩余物的重新理解，讓他在敘事性詩歌的延長線上走得更遠。

劉康“大航海”系列的寫作，對于從過去纏繞至今的各種詩歌教條和“龐然大物”來說，可能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有益的“離散”。在《黑夜史》一詩中，他曾寫下：“正是因為白晝沉積了/太多黑暗，我才會在夜晚將之分辨清楚”。劉康在開拓自己的詩歌疆域的同時，已經使他曾經的寫作積累獲得了一種結構性的“隆起”，如果說“大航海”系列是詩人劉康自己的“地貌”，那么當更多青年詩人找到自己的“經緯”時，新的“版塊”與“大陸”也就會形成。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