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的小說，與“聲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曾說：“我一開始寫小說就是要它成為能說的。”無論是早年受到戲曲的熏染，還是后來處理人物對話、安排敘述節奏，他都始終保留著很強的“聽覺”特點，他在聲音里構思、節奏中落筆。

“滿腹鑼鼓”練就的寫作功夫

要理解趙樹理怎么寫小說，得先回到他的童年。

他父親趙和清被村里人稱“萬寶全”，八音會里少不了他。趙樹理從小被父親領進這個世界，各樣樂器都上過手，到后來，甚至可以一人在唱戲的同時演奏多種樂器。趙樹理還會打鼓板。一個合格的鼓板手，掌控全劇緩急節奏，需把整出戲的唱白、臺詞爛熟于心，何處要快，何處要慢，哪里要緊，哪里松弛，得全憑肌肉記憶。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有嚴文井1993年的一篇手稿，題為《趙樹理在北京胡同里》，寫的是兩人20世紀50年代同住東總布胡同時的一些舊事。文中提到，趙樹理寫《靈泉洞》時，常常給自己定下每天五千字的任務。起床以后，他先在腦子里把人物、情節、語句想好，五千字按順序安排妥當，再坐下來一口氣寫完。和許多作家手稿上常見的勾畫、旁注和涂改相比，趙樹理的稿紙顯得整潔得多，可以想見，在很多內容落紙前，他在腦海中已經想得比較成熟了。這種寫法，和他早年在八音會里練出來的功夫，恐怕不無關系。

對趙樹理而言，聲音亦是創作的歸處，小說寫完了，抄起三弦再來一回。寫完《三里灣》那天晚上，趙樹理彈奏了“上黨梆子”的三個曲牌，飄逸、纏綿、激昂。

一亮嗓子，人就活了

從早年的戲曲經驗，到后來小說里的對話和敘述節奏，聲音始終是理解趙樹理寫作的一個重要線索。他的作品里，對話往往很多，人物一張嘴，讀者大體就能知道是誰在說話。譬如他早年寫過一篇對話體小說《打倒漢奸》，一家人圍坐爭吵，說的是該不該出門弄錢：

“誰能不上外邊？難道要我一天看你幾眼？”

“誰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會弄錢，你偏不給人爭臉，讓人家一個‘下賤’，兩個‘討飯’，天天對著人揭短！”

“那算什么短？誰愿意討飯？真討了飯，又有什么下賤？如果外國人把咱這地方一占，我看誰也得討飯！”

這段幾乎沒有敘述鋪墊，也沒有細致的心理描寫，但聲音勾勒出了人的形形色色，人物的身份、脾氣和彼此之間的關系也通過對話躍然紙上。

到了《小二黑結婚》，這套聲口的功夫越發成熟。同是封建老腦筋，二諸葛張嘴離不開“不宜栽種”，凡事先翻皇歷再開口，連阻攔兒子的婚事也要搬出陰陽八卦；三仙姑則全然另一副腔調，裝神弄鬼的神婆偏要做年輕媳婦的派頭，拿腔拿調，和二諸葛判若兩人。

上黨梆子里生旦凈末丑一亮嗓子，身份就立住了，趙樹理小說對人物的掌握亦有此意，李有才的快板腔、二諸葛的算卦嘴、三仙姑的神婆調、老恒元的官腔……每個人物各有聲口，不必寫“他說”“她道”，誰是誰，一聽便知。

趙樹理對聲音的敏感可以說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感受方式。有一回嚴文井放花腔女高音的唱片，趙樹理悄悄推門進來，聽了一會兒，冒出一句：“貓尾巴又被門夾住了。”嚴文井沒搭腔，他倒坐下來，面帶微笑，陪著把那段“貓叫”聽完。又有一個夜晚，他主動來找嚴文井談上黨梆子，說上黨梆子里頭也有和聲，“演員的歌唱和伴奏的樂器不是一個聲部平行進行的”，還舉了實例當場示范。嚴文井后來感嘆，這個“老師范生”學過樂理，具備相當的西方音樂知識。趙樹理聽得出來花腔女高音的門道，也講得清楚自家梆子的講究。真到寫作里，他最熟悉、最信任的，還是生于鄉土的地方聲口。

我只想上“文攤”

趙樹理中意梆子，并非只憑趣味。他早年回鄉給農民念新文學作品，“無論他怎樣吹噓，農民就是聽不進去”，倒是拿來《七俠五義》請他念。那次碰壁對他刺激很大，后來他說過一句話：“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

文壇與文攤，一字之差，天壤之別。文壇上的文章是給識字的人默讀的，文攤上的小本子是給趕廟會的人聽的。事實證明趙樹理后面這條路走通了。《小二黑結婚》印了幾萬冊仍供不應求，各地劇團紛紛拿各路地方戲將它搬上舞臺。那些在地頭上、炕頭上、戲臺下聽故事的人，本來就是趙樹理心里一直裝著的讀者。

走文攤的路，不等于退回舊小說。趙樹理曾說，真正使他能夠成為職業寫作者的，主要得自五四以來世界進步文學那一面。翻開《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會發現那里面確實還留著說書、唱本、地方戲的一些氣息，但“卻說”“欲知后事如何”一類舊套數已經不見了，留下的是一種更輕快、更靈活的敘事聲音。

后來趙樹理主編一本通俗文藝雜志，刊名遲遲定不下來。他提議叫“說說唱唱”，同事們嫌土，可誰也拿不出更好的，拖了許久也無定論。趙樹理火了，拍著桌子喊：“小說要能說，韻文要能唱，我們叫《說說唱唱》，正好體現我們的主張，這個名字有什么不好？”大家想不出話反駁，刊名就此落定。從上世紀30年代鄉間碰壁，到50年代拍桌子定刊名，趙樹理認的始終是同一個理。

嚴文井的回憶里有兩個畫面：一個是趙樹理“送戲上門”。他推開嚴文井的房門，不等人讓座就在書桌旁坐下，雙手敲打桌沿代替鑼鼓，口哼過門，高吼一段上黨梆子。窗外是有軌電車的隆隆聲，屋內卻是太行山溝的高腔。另一個是深秋降溫時，趙樹理裹著一件從商場買來的女式皮大衣，“縮著頭，只把那個長而勾曲的紅鼻子從那個長長的翻皮領中伸出來，像個寒風中的老母雞，可他還顯得有些陶然自得。”

兩個畫面合在一處，就是趙樹理在北京胡同里的樣子——寒風里裹著不合身的舊皮大衣，敲著桌沿，陶然自得地守著他認定的聲音。而趙樹理留在紙面上的梆子腔，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獨特的聲部。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公共服務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