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巔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不可替代的珍品。然而，關于誰是這部偉大作品的作者，卻有著不同說法；對于曹雪芹的署名權問題，歷來也存在爭議。本文從《紅樓夢》的語言底色、敘事方法與《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三個角度進行梳理，嘗試對這一問題做出解答。

語言底色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時代不同，反映在文學作品上，語言也不同。當然，這里所說的語言不是簡單的一詞一字，而是語言底色。所謂語言底色是指語言基本的邏輯和特征。具體而言是指語法、修辭與字詞的基本特征。《紅樓夢》是誕生于乾隆時期的文學作品，因此必然會留下當時的語言底色。作為一部以北京話為主體的文學作品，《紅樓夢》的語言是什么時期的北京話呢？

北京話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歷史時期：唐幽州語，遼金幽燕語，元大都語，明朝的北京話，清初的北京話，道光以后即現在的北京話。

其中，從清人入關至道光之前，屬于清初北京話時期，而《紅樓夢》的創作便處于這個時期內。這一時期的北京話保存有不少遼金幽燕語殘余。

如第三回，黛玉看望賈赦與賈政之后，跟隨王夫人回到賈母房里準備吃飯。眾人見王夫人來了便開始安設桌椅，賈母獨自一人坐在正面榻上，桌子兩旁空著四張椅子，鳳姐拉著黛玉坐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黛玉不肯，賈母說：“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于是坐下。吃過飯，王夫人等人向賈母告辭，賈母說了這樣一句話：“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自在”是遼金幽燕語，現代北京話的表述是“隨便”——“讓我們隨便說說話。”

再如第六回，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下來，劉姥姥的女婿狗兒家中年事未辦，狗兒心中十分煩惱。劉姥姥勸他到賈府走動走動，興許能得到一些好處。劉姥姥說：“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響快，會待人，倒不拿大。”“看承”源自遼金幽燕語，是“對”“對待”的意思；“拿大”也是遼金幽燕語，是“自大”的意思，在今天的北京話里仍間或用之。

又如第七回，周瑞家的到賈府辦事，穿過了穿堂，迎頭撞見她女兒從婆家來，周瑞家的問女兒：“你這會子跑來作什么？”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么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周瑞家的女兒口中的“一向”也是遼金幽燕語殘余，相當于今天北京人所說的“一直以來”，表示“從過去到現在這個階段”的意思。《紅樓夢》中遼金幽燕語殘余尚多，這里不再辭費。

《紅樓夢》的語言中更多的是清初北京話。

還是在第三回，寶玉和黛玉見面時，問黛玉可有玉，黛玉忖度“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于是回答：“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聽了黛玉的話，寶玉登時發癡，將項下的玉摘下，就狠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勞什子”又作“撈什子”，是滿語loksimbi，在口語中省略為loksi。《清文總匯》卷八解釋為“胡說不止，人說顛話”，即胡說、癲話、騙人或唬人的話，后來引申為討厭的意思。寶玉說“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意為“我也不要這討厭的東西了”。《紅樓夢》中“勞什子”前后出現了七次，均為貶義，這是第一次，之后是第三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二、六十三、七十四回，可見“勞什子”使用之頻繁。

當天晚間，寶玉和他的奶嬤嬤睡覺了，襲人見里面房間的林黛玉和丫鬟鸚哥猶未安歇，悄悄進來問黛玉：“姑娘怎么還不安息？”鸚哥說：“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才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說：“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在襲人勸說黛玉的話中，“有”是謂語動詞，將謂語動詞放在句末，是典型的清初北京話。

同樣是第三回，賈母飯后讓王夫人離開，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連忙起身，帶領鳳姐與李紈離開。賈母問黛玉念何書，黛玉說：“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探春等姐妹們讀什么書，賈母道：“讀的是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罷了”源自滿語dabala，相當于“不過……而已”。這個句式，在第十三回中再次出現。在這一回，秦可卿去世，賈珍哭得淚人一般，眾人連忙勸慰，說：“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有罷了！”此處也采取了這個句式。

第五十一回，晴雯身體不適，寶玉喚來一個老嬤嬤，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不是什么大病……”“冷”相當于今天北京人所說的“著涼”，也就是感冒。“白”，則來自滿語baibi，表達“僅僅”“只是”的意思。寶玉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中的“白”字便是此意，意謂晴雯“只是感冒了”。“白冷著了些”五個字無一難字，但是如果不明曉“白”字源于滿語在漢語中的音譯，那就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了。

以上這些，說明《紅樓夢》中的語言底色不是今天的北京話，而是歷史上的北京話，屬于清初北京話階段，與道光年間的《兒女英雄傳》的語言底色已有差異，與現代北京話相比，差異就更為明顯。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不僅在經濟、思想、文化、習俗等方面相互影響，在語言上也相互滲透。北京話是古代北方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相互交流的產物，從這個角度講，《紅樓夢》的語言底色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這位作者應當是乾隆時期居于北京的人。

敘事方法

有不少研究《紅樓夢》的人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作者，只是編者與整理者，換而言之只是編輯。事實如此嗎？我們不妨簡括梳理一下。

第一回，講述一塊無緣補天的頑石到人世游歷之后，回到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把自己在人世的游歷鐫刻在石頭上，取名《石頭記》。《紅樓夢》本名《石頭記》便是由此而來。后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空空道人從這里經過，“忽見一塊石上字跡分明，遍述歷歷”。空空道人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悲歡離合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于是將其全文抄錄下來，問世傳奇。

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在上面的援引中，《石頭記》先后易名為《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與《金陵十二釵》四個書名，最后又改回到原來的《石頭記》。具體而言，《石頭記》是原本的名字，為頑石自己所定；《情僧錄》為空空道人所改，因為按照書中交代，主要人物寶玉在遁入空門之前，曾經結識了許多美麗女子，因此以“情”做僧人的名號；《紅樓夢》為吳玉峰所改，紅樓是美麗的樓閣，因居住著不少妙齡女性而令人矚目，然而彩云易散，人生如夢，故而以“紅樓”和“夢”為題；《風月寶鑒》為孔梅溪所改，原因是書中有一個叫賈瑞的同族男性要吊鳳姐的膀子，結果被鳳姐捉弄害了相思病，為了治病得到一把雙面魔鏡，一面是白骨骷髏，一面是美女王熙鳳，賈瑞只看有美女的一面，跳進鏡中與鳳姐嬉戲，結果精盡而亡，《風月寶鑒》便由此而來，這個題目自然有諷喻世人的警誡之意；《金陵十二釵》為曹雪芹所改，講述賈寶玉游覽太虛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釵”正冊與“金陵十二釵”副冊，記述金陵城中各類出色女子，因此曹雪芹以此作為書的題目；最后至脂硯齋甲戌抄閱重評，仍用《石頭記》，恢復了本來的題目。以上這些書名揭示了《紅樓夢》內容的不同側面，《紅樓夢》之所以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就在于此。這些內容作者當然不能舍棄，但是書名只能有一個，因此小說通過《石頭記》在人間的流傳過程而逐一展示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不同人做了不同工作：空空道人、吳玉峰與孔梅溪更改書名，脂硯齋是錄評論，這些工作都不涉及書的創作，從而不涉及著作權。只有曹雪芹做的工作復雜，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批閱”即閱讀批改，“增刪”即增加刪減，“纂”即編排，“分”即把整體分為若干部分。這些工作自然不是創作而是編輯。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因為和曹雪芹同時代的《紅樓夢》評點者脂硯齋明確指出：“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云模糊’處，觀者萬不可為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認為是曹雪芹用畫家“煙云模糊”的方法蒙哄讀者，其“披閱增刪”的說法不過是作者故作玄虛。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后面，脂硯齋再次指明：“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又說：“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明確指出，他是《紅樓夢》的評點者，而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為什么在書中不以作者而以編輯身份出現呢？這就涉及小說敘事學了。小說與散文不同，散文是作者直面讀者，作者與敘述者是二者合一的；小說的作者和敘述者并不是同一的，譬如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魯迅不直接面對讀者，而是以負責溫酒的小伙計面對讀者，以小伙計的口吻講故事。在小說中，敘述者是作者創造的“講故事的人”，因為是作者創作的，故而敘述者可以以不同身份出現而千變萬化。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先鋒派小說，對小說的敘述方式進行探索，馬原是代表之一。他在小說《虛構》中采取了把作者、敘述者與人物嫁接的敘述方法：“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點聳人聽聞。”有評論家說，這是馬原向西方小說家學習的結果。再比如，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在其短篇小說《我從參議員私人秘書的職位上卸任》中，便以秘書的名義出現：“您忠實的詹姆斯·W.（美國參議員）馬克·吐溫代筆，十一月二十四日于華盛頓”。在小說中，作者馬克·吐溫以參議員秘書身份出現，沒有人認為馬克·吐溫不是《我從參議員私人秘書的職位上卸任》的作者。同樣道理，也沒有人認為馬原不是《虛構》的作者，那有什么道理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呢？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不是以作者，而是以編輯身份出現，恰恰顯示曹雪芹對小說與敘述者關系的理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體現了中國古典小說敘事方法的高明之處。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

1963年，在故宮舉辦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上展出了一件《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即《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捐獻者是曹儀簡。曹儀簡捐獻的這份家譜，記述了遼東曹良臣一家的譜系。這是一件與曹雪芹家族有密切關聯的文獻，故而為紅學界所重視。但是這個族譜曾經一度丟失，后經紅學大家馮其庸多方尋找，而重新面世。馮其庸說，他在這部家譜展出時“曾經隔著玻璃柜子看見過”，這部家譜在故宮展出后，“又到中國香港和日本展出，之后就‘迷失’了”。1975年，馮其庸在校注《紅樓夢》時，意外發現在曹儀簡的哥哥曹儀策家中尚有此譜的原始抄本，經人介紹，他找到了曹儀策，看到了另一部《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馮其庸寫道：“據曹先生說，此譜是他家祖上傳下來的，當時共傳兩部，一部就是在1963年提供出去、后來展覽過的。封面上題簽‘恭請叩求賜序’，正文前題為‘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中縫亦題‘曹氏族譜，五慶堂’。”另一部就是當時馮其庸見到的，“字跡沒有那部工整，還有不少改動的地方，但曹家一向知道這是與那一部同時流傳下來的”。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始修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重修于同治八年（1869年），記述了遼東曹良臣一家的譜系。曹良臣是始祖，三世曰曹俊，曹俊有五子：長子曰曹升，譜系為遼東長房；二子曰曹仁，譜系為遼東二房；三子曰曹禮，譜系為遼東三房；四子曰智，譜系為遼東四房；五子曰信，譜系為遼東五房。其中，三房始祖曰曹禮，以下傳至曹禮第十四代孫曹繼祥，曹繼祥育有二子，一曰富保，一曰清保。清保做過九江總兵，咸豐三年（1853年），在南昌與太平軍的戰爭中，被打傷而故世。清保有五個兒子，長子叫惠慶，次子叫溥慶，三子叫榮慶，四子叫積慶，五子叫裕慶，這就是五慶堂的來歷。曹儀策便是溥慶的曾孫，其上有兄長曹儀范，其下有兄弟曹儀簡。由于長房惠慶無后，遂將曹儀策過繼為惠慶的曾孫。

三房之下，四房始祖曰曹智，傳至九世孫曰曹錫遠，曹錫遠的兒子曰曹振彥，曹振彥有兩子，一叫曹璽，一叫曹爾正。曹璽也有兩子，一叫曹寅，一叫曹荃。曹寅有一個兒子叫曹颙，曹颙故后，過繼了侄子曹頫。曹颙育一子叫曹天佑（十四世）。曹天佑之后不見記載。曹寅是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做過江南織造，他的母親孫氏做過康熙皇帝的乳母，被康熙視為家人。康熙皇帝六次巡視江南，曹寅四次接駕，可見君臣關系之親密。曹寅故世以后，曹颙和曹頫先后繼承了曹寅職務執掌江南織造。雍正六年（1728年），由于財政虧空與騷擾山東驛站，雍正皇帝下旨抄了曹頫的家，不久曹頫全家回到北京，居住在今之磁器口。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是研究曹雪芹家族的重要史料，然而，卻沒有曹雪芹的記述，在十四世孫的位置上不是曹雪芹，而是一個叫曹天佑的人，這應該如何解釋？這就給紅學家出了一道難題。由是出現了諸多試圖自圓其說的詮解：

之一，有學者認為曹天佑就是曹雪芹，那么根據又是什么呢？沒有根據與科學推斷的臆測，其結果，依舊天佑是天佑，雪芹是雪芹，二者之間沒有轉圜的可能。

之二，也有研究者認為，《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為曹俊后裔編纂，時代久遠，對其他幾房情況了解未必全面準確，因此有所遺漏。然而，為什么在應該出現曹雪芹的位置上是曹天佑，曹天佑為什么沒有遺漏，而曹雪芹恰恰遺漏了呢？問題于是又回到了起點。

之三，也有研究者認為與當時文網細密殘酷有關。因為《紅樓夢》是禁書，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故而沒有被收進曹氏宗譜。然而，這種說法也有待商榷。原因很簡單，《紅樓夢》在乾隆時期從未遭到禁毀，上至貴族公卿，下至普通讀書人，不少人以閱讀《紅樓夢》為樂事，所謂“開口不談《紅樓夢》，閱盡詩書也枉然”，相當于今天的網紅讀物。

道光年間浙江及同治年間江蘇曾查禁《紅樓夢》等“淫詞小說”，如同治七年（1868年）江蘇巡撫丁日昌將《紅樓夢》列入禁毀之列，原因是有礙社會風化。但是，以上兩次查禁《紅樓夢》均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行為，未必能夠影響到京師，因此以禁書為理由說《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沒有收錄曹雪芹是頗可懷疑的。而且，曹頫作為被雍正查抄的官員，屬于皇帝下旨查抄的“欽命要犯”，尚且進入族譜，曹雪芹不過是一部地方政府禁書的作者，其罪名不知輕了多少，怎么反而不可以進入族譜呢？這就是雙重標準。因此，認為曹雪芹是遼東曹氏之后是需要進一步求索的。

然而，盡管不能認定曹雪芹與遼東曹氏的譜系關系，但是依舊不能否認曹雪芹的存在，因為與其同時期的人留下了不少文獻，記述了他們和曹雪芹的交往，比如敦敏、敦誠兄弟的詩歌。敦敏與敦誠是努爾哈赤第十二子阿濟格的五世孫。敦敏在《贈曹雪芹》詩中寫道：“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碧水青山”與“薜蘿門巷”描述了曹雪芹在西山的居住環境；“燕市狂歌”與“秦淮殘夢”對照曹雪芹的今日與往昔，曾經擁有繁華家世的曹雪芹如今落魄了，只能通過賣畫換酒。而曹雪芹的畫，敦敏在《題芹圃畫石》中吟哦：“如君傲骨世已奇，更見嶙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稱贊曹雪芹猶如奇石“傲骨”“嶙峋”，是一位有骨氣有操守的人。一年秋天，敦誠與曹雪芹相遇于槐園，敦誠寫了一首古體詩《佩刀質酒歌》，詩前綴有一則小序：“秋曉遇雪芹于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槐園在今北京西城月臺胡同一帶，是唯一有可能確認與曹雪芹有關的歷史遺蹤，卻長期被忽略。

毫無疑問，《紅樓夢》是一部光芒萬丈的偉大著作，而尊重曹雪芹對《紅樓夢》的著作權，就是尊重《紅樓夢》，尊重歷史，尊重我們悠久輝煌的文化傳統。

（作者：王彬，系魯迅文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