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國詮書《善見律》卷。國詮是初唐經生。此卷為其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經典《善見律》。

“游四方十有八年，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蚴肘n，或募人鈔之?！边@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顧炎武在《抄書自序》中寫下的話。意思是自己嗜書如命，云游天下多年，遇允許他看私人藏書者，他就會留住一段時間，或親自手抄，或雇人手抄。

引人好奇：此時印刷術已發明千余年，活字印刷也發明了近600年，為何顧炎武還在抄書？

一方面，這是一種學習方法。從少年時代起，顧炎武便每日將所讀書抄錄下來，以加強記憶。

另一方面，好書難尋，只能手抄。比顧大3歲的著名思想家、學者黃宗羲也抄書，他給自己的藏書樓起名便是“續鈔堂”。

目錄學家袁同禮先生說：“明人好鈔書，頗重手鈔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钡搅饲宕?，名藏書家吳翔鳳因抄書過勞，致一目失明。新技術取代舊技術，高效率戰勝低效率，乃自然之理，作為印刷術的發明國，為何直到清末，抄書行仍存？而更先進的活字印刷不僅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反被邊緣化？

事實證明，新技術與進步并非簡單的對等關系，隨著文化、管理、市場、社會等多方面條件具備，劇變才會發生。只有單獨的技術革新，意義有限。

又是一年“世界讀書日”，借此契機回望歷史，或有助于更立體、更全面地看問題，本文主要依據學者董火民的《中國古代抄書研究》、婁冰的《古代私人抄書變遷考究》寫成。

蔡文姬能背400多本書

民間抄書，或始于戰國。此前的西周壟斷文化，“官守學業，皆出于一”。據東晉王嘉的《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發而鬻之以相養（剪發賣掉，賺生活費），或傭力寫書（給人抄書）?！蹦壳翱脊虐l現的早期手抄書皆屬戰國時期，如《楚帛書》、郭店楚簡等。

秦統一中國后，發布“挾書律”，禁民間抄書，漢初時“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前191年，漢惠帝廢“挾書律”，抄書復興。東漢名將班超年少時“家貧，常為官傭書（給官方抄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硯間乎？’”遂投筆從戎。

抄書是當時流行的學習法。東漢高君孟“頗知律令，常自伏寫（抄）書”，掌圖書的官員憫其年邁，欲代勞，遭拒絕：“我親自寫，等于讀了10遍”。

班超的妹妹班昭著《女誡》，提出：“愿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即習此書，需抄錄。

抄書提高記憶力。漢末大學者蔡邕藏書“一萬四五千卷”“是第一個有明確文獻記載的超過萬卷的大藏書家”，后散失，曹操問其女蔡文姬，蔡文姬將記下的400多本筆錄進獻，竟“文無遺誤”。

東晉時，葛洪“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梁朝名臣袁峻“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梁朝文學家王筠（名書法家王僧虔之孫）則“少好抄書，老而彌篤”。

自荀悅的《漢紀》以后，雜抄也被視為創作，郭璞抄各家成《新林》《卜韻》，蕭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成《四部要略》，裴子野“抄合后漢事四十余卷”，信都芳抄古今樂事成《樂書》。

不過，商業化抄書漸成主流，三國時闞澤曾“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北魏崔光“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南朝詩人王僧孺當官前也以抄書養母，抄完一篇，即能背誦，揚州刺史王遙光舉薦他，稱“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北齊時，有人向權貴高澄推銷《華林遍略》，高澄斗氣，“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然后將原書退回，稱自己不需要。《華林遍略》多達700卷，能這么快抄完，可見職業書手之多。

隨著佛教興盛，各寺廟雇傭抄經者，稱“經生”，書跡即“經生體”，北魏劉芳便“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

一天抄上萬字 只能得溫飽

唐宋是中國印刷術的突破期，特別是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有爭議），沈括稱：“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钡珦芙B明的《書籍的社會史》：“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書，包括主要藏書機構和皇家檔案館，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印本僅占8.5%。”

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皇家支持抄書。唐朝官方至少組織6次大規模抄書，宋仁宗嘉祐年間，一次組織抄書便達1.6萬余卷，刻本僅4700余卷?！肮傩迺绷啃。〔蝗绯?。

二是窮書生多，靠抄書吃飯。據唐末牛希濟的《薦士論》，唐貴族之家年雇書手萬余人，虞世基、杜荀鶴、孟郊等都當過書手，競爭激烈，令白居易感慨：“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余。”據陶宗儀記，宋代有的書吏日抄上萬字。卷到如此程度，抄本與刻本的成本已差不多。

三是時風崇抄書。抄書是學校的必修課，敦煌文獻中存42個《千字文》寫本、31個《開蒙要訓》寫本。蘇軾被貶時，靠手抄《晉書》自娛。司馬光68歲時仍抄書，“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宋高宗身為皇帝，也“親灑翰墨，遍寫九經……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學者張功耀《從活字印刷的歷史看中國古代技術的特點》一文指出，古代技術發展有“遲緩性”，即：“最晚在晉代，我國就已經具備了產生活字印刷的技術條件。但是，它并不像瓜熟蒂落那樣順順當當地來到人間，而是遲緩了700年?！?/p>

張功耀認為，古代技術與技術相互封閉，造紙、造墨、金屬鑄造各自獨立發展，互不影響，“很難被綜合成一種新的技術”。不僅技術有隔閡，文化也有隔閡，能寫商業文書的人不會寫詩詞歌賦，看得懂小說的人看不懂政府公告，社會被分割成一個個單元，抑制了需求。

刻本未能替代抄本，則圖書品種、印量不足，藏書只能靠抄。唐代柳仲郢藏書萬卷，每天下班即抄書，“不舍晝夜”。宋代藏書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靠手抄。名詩人葉夢得藏書多，一年夏日曬書，20多天才曬完，“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詩人尤袤藏書3200多種，子弟、諸女都幫他抄書，他對好友楊萬里訴苦“抄書每至脫腕”。

為讓自己的作品傳下去，白居易自謄《白氏文集》5本，分寄5處。

不只男人當書手，也有女人當書手。唐代吳彩鸞“字畫雖小，而寬綽有余，全不類世人筆”，她的先生文蕭不善謀生，她一日“能了十數萬字”，抄一部《唐韻》可得5000錢。

吳彩鸞式成功帶來副作用，精品手抄書價高，明代胡應麟說“刻者十不當鈔一”，即抄本比刻本貴十倍，藏書家為保值，更愿支持手抄，投資流向低效率生產，拉低了整體效率。

只好把抄書當做修行

明代活字印刷術普及，但據學者李海平鉤沉：“有人用清末版本目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統計，其著錄歷代書籍7748種，不同版本20000部，其中活字印本僅220部，僅占1%。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共著錄歷代善本11000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只有150余部，仍不到1.5%?！?/p>

中文字多，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已達10516個（算上重復的字），至《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所需字模遠超拼音文字，限制了其發展。明代活字印刷規模較大的安氏去世后，銅字作為遺產，被6子瓜分，“各殘缺不全，成為無用的廢物”。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活字印刷欠美觀，因字模有大有小、筆畫粗細不一、墨色有深有淺，令文人難接受，只能用來印家譜（現存清代家譜中，80%用活字印刷，因家族內部使用，不重美觀）。

活字的印刷量大，可市場欠成熟，一時消化不了，印出的書長期壓庫，得不償失。且每印一版，便迅速拆版，取出活字拼下一版，留給校對的時間短，致“多謬多遺”“布置間訛謬尤易”。且檢字工、拼版工必須識字，而傳統的雕版師多是文盲?；A教育不普及，制約了活字印刷的發展。

美國學者利文森曾提出“補償性媒介”理論，他在《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中稱：“每一種媒介都是對前一種媒介的革命，都補救其不足；每一種媒介都有其不足，都要靠新一代和新一種媒介來完善?！毖a償路徑既可以是技術的，也可以是其他的。走技術路徑，投入資金多，以完成研發、市場教育等，還要承擔試錯成本；走其他路徑，相對平穩，但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歷代王朝均嚴控資本，人們更不愿冒險走技術路徑。

明明有槍有炮，依然要操練大刀長矛，到晚清時，抄本、刻本仍并行。學者高文濤說：“清代的印刷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是在清代，從朝廷官府到普通市民階層，從官修圖書、科舉考試到文人鑒藏，到處可見手工抄書的書手群體的身影?！?/p>

明清著名藏書家謝肇淛、葉盛、毛晉等一邊雇人抄，一邊親自抄，他們自嘲“嗜好之勤，互以鈔書為風流罪過”。毛晉最多時雇書手兩百人，抄本酷似原刊，被稱為“毛抄”。毛晉的女婿高培也是抄書高手，其書法“精好，令人不敢觸手”。

乾嘉時，書手趙魏“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揚州八怪之一金農給寺院當書手，夢想“何如傭書鐵佛寺，寫經一卷直一縑”，即寫一卷經得一匹絹，顯然不可能。即使官方雇傭的書手，日子也不好過，因清廷繕書處有嚴規：每日每人寫一千字，扣除休息等時間，年寫三十三萬字，有錯字即飭隨時補改。譽錄考績“按字數多寡工拙酌定等次”，“字畫不甚端楷者，記過一次，罰寫字一萬”。

抄書苦，不抄又不行，清代許多學者不計年月、耽于抄書，手寫《九經》《十三經》者比比皆是，顧炎武、王士禛、梁同書等甚至將抄書視為修行。他們的堅忍令人敬佩，可值得深思是：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比德國的古登堡早400多年，活字印刷助歐洲跨越近代化門檻，在中國卻未起到同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