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的新作《青枝》依然以芳村為敘事背景，講述一個叫劉米子的女孩在“鄉村—縣鎮—城市”間的幾度往復。這個成績優秀的女孩驕傲地、自尊地甚至不乏幾分自負地往返于20世紀80-90年代的城鄉之間，她愛故鄉和親人，但打定主意要“遠走高飛”；她以優異成績考入縣城的大谷實驗中學，卻因巨大的精神壓力不得不休學；心有不甘的她拒絕家里安排的相親，去到石家莊同鄉女老板的商場里打工，又因遭遇男人的欺騙和凌辱而返回故鄉。

這是付秀瑩關于鄉村記憶的再度書寫，用段義孚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戀地情結”，即對“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的深度情感依戀。作為最后一代擁有鄉村故鄉的作家，“70后”的寫作總是不期然地包含著其自身由“鄉/縣”而“城”的奮斗經歷。正如付秀瑩在《青枝》創作談中所說，這部小說“試圖為一代人的青春記憶留念”，米子“走過的道路滿是一代人跌跌撞撞的腳印”，她的身上“有很多人包括你和我的影子”。作為與改革開放同步成長的一代人，“70后”無疑是時代的幸運兒，他們成功地改寫了高加林、孫少平“失敗”的進城故事，在城市扎下根來。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瓦當的《到世界上去》、阿乙的《模范青年》、魏微的《煙霞里》等小說都在反復講述這一典型的代際經驗。因此，這個叫米子的女孩會讓人想起付秀瑩《他鄉》里的翟小梨，或可將米子視為翟小梨的“前傳”。小說結尾處，在米子經歷了城鄉的幾度往返并決定重回學校讀書時，翟小梨的人生故事才剛剛開啟。

但僅僅如此理解未免褊狹，《青枝》的魅力不僅來自于一代人依然葳蕤的青春記憶，更在于女主人公的堅韌、頑強及其“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這恰恰與“城鄉中國”的發展路徑構成了高度的同頻共振。這種一致性亦體現于書名，“青枝”的蔥郁蓬勃指喻著青春的個人，也指喻著青春的國家。周其仁在《城鄉中國》中這樣描述1984年國家進行城鎮化“試點”帶來的變化，“‘農民中最不甘心永遠當農民’的活躍分子，從此多了一個改變自己和家人命運的合法機會”，這個政策打開了“數億中國農民由鄉入城的機會之鏈”，激活了中國鄉村內在的原動力和自我修復功能。《青枝》所聚焦的，便是通過少女米子的讀書和打工經歷，真切而生動地“復原”了1980-90年代的城鄉中國充滿發展熱力和沸騰活力的時代情形。在鄉村，從土地承包到外出打工，村民們忙得腳不沾地，后來紛紛做起了皮革生意，小米家成了萬元戶；在城市，一切都方興未艾，建筑工地日夜轟鳴，商場、飯館、酒店生意興隆，人們操著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南來北往，各行各業都在激烈地競技和博弈，將偌大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滿機會和希望的巨型“舞臺”。

《青枝》的另一重魅力來自于它的敘事策略。付秀瑩的古典美學風格歷來為人所稱道，她一方面運用溫婉古典的抒情手法皴染出鄉村的優美景致和四季風物，另一方面采用多重對比的方法將米子“離鄉進城”的經歷立體化地呈現出來。在抒情與敘事、風景與習俗、理想與現實的多元變奏中，米子對城市的向往及其付諸行動的過程被勾勒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轉，充滿了情感和戲劇性的張力。在付秀瑩筆下，米子出生成長的芳村歷來便有“城鄉差異”的意識，就像村人所感嘆的“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由于父母對讀書識字有天然敬畏，米子的主業不再是種地而是讀書，她和翟小梨一樣都是依靠讀書這條“上升通道”才走出了鄉村。這正是“70后”一代與陳忠實、路遙、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作家最大的不同，他們不再面朝黃土，胼手胝足，與土地的聯結由身體性轉換為了情感性，這也決定了其鄉土敘事的題材和面相與前代作家迥然不同。

在《青枝》中，米子的進城愿望是被老師所喚醒并不斷形塑而成的。在芳村讀小學時，米子被畢業于縣城師范學校的小張老師所吸引，他那干凈的氣質、時髦的裝束、好聽的普通話、锃亮的自行車都讓她心醉神迷。與其說米子為之心動的是小張老師，毋寧說是神秘的“遠方”的氣息。至于進城讀書的同學環環、嫁到城里的小楊老師，都從不同側面向米子隱隱昭示著“遠走高飛”的美好未來。當米子進入大谷實驗中學后，原本驕傲的她被城里人所展現的豐沛的精神景觀所震撼：城里孩子皮膚白凈，眼神明亮，神情從容；教英語的孟老師才華橫溢，談藝術、詩歌、歷史和五光十色的時代生活，讓米子領悟到擁有審美力的人是如此迷人；從大城市轉學來的葉知秋著裝中性，表情松馳，姿態瀟灑，備受老師寵愛，舉手投足間自有一種屬于廣闊世界的美，諸如此類的“陌生化”景象一再刺激著米子的“雄心壯志”。

對米子來說，“城市”是想象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中國還未出現成熟的城市文明，但那一鱗半爪的光影足以讓鄉村少女心馳神往。就此而言，她朝著城市的“單向奔赴”是一場身體的成長史，也是心靈和情感的成長史。如果說米子在“鄉/縣”因讀書成績好而一帆風順的話，那么她在城市的謀生之路卻是危機重重。與米子一道去石家莊的還有同村女孩青青，與頗有想法、身姿伶俐的米子相比，青青的傻氣一覽無余。有意味的是，正是這種“傻”保護了青青，反而是米子不斷落入男性的情感欺騙和險遭凌辱的困境。另一重對比來自商場老板小釵，她是全村人羨慕的嫁給城里人的幸運女人，漂亮、聰明、有才干，是經商的一把好手。然而，在她那金枝玉葉的生活下，密布著情感、物質和家庭倫理的“險灘”。在《青枝》中，米子的城市生活便在這種種對比之下漸次呈露出了難以為繼的窮途末路。她愿意接受城市的深度改造，但女性的自尊與羞恥形成了一道堅韌的底線，不容僭越。與其說這妨礙了她，毋寧說挽救了她。

喜歡鄉土文學的讀者會注意到，不少作家對鄉村風景的描摹往往詩意而浪漫，而在面對城市時難免有對峙之意，這在沈從文筆下有著典型體現。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主題在付秀瑩的《紅了櫻桃》《如果·愛》《現實與虛構》等作品中曾經出現過，但這一次，她祛除了單一的價值評判，她注意到城市生活在帶給人們豐足物質和情感享受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攜帶著殘酷的城鄉、階層、工作的分野以及精神上的種種壓抑和貶低。米子最終還是回到了故鄉，并在目睹軍子的變化后決定重返學校讀書。這個結尾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因為對于“70后”來說，讀書這條“上升通道”是最有效的，或可以說是唯一有效的。從這一點來看，付秀瑩所記錄的米子的青春實則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一個橫截面，一種折射。

《青枝》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說，也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開放性的小說。我不確定付秀瑩是否有“續寫”的可能，但考慮到《青枝》將句號打在20世紀90年代，不妨這樣說，比起翟小梨作為知識女性的前半生的故事，“米子在1990年代”的故事更值得期待。因為那是中國城鎮化和改革開放走向高速發展的時期，是“鄉土中國”向著“城鄉中國”轉型的重要時期，它那深藏于歷史洪流中的面相依然生機勃勃，召喚著一場場工筆細繪或濃墨重彩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