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文學批評領域正在悄然發生著一場不溫不火的“態度”轉型，這當然無法從無數隱在背后的準作者、作者那里獲得準確信息。倘若經常瀏覽文學批評刊物，這種悄然進行的“革命”勢頭就會露出水面。它們是充斥在學術期刊珍貴版面的以“價值中立”自詡的所謂學術論文。作者通過調遣學術知識的一招一式，如同戴著純白手套解剖文本，用手術刀般的術語肢解作品，卻始終回避最根本的問題——這部作品究竟是好是壞？這種病癥在核心期刊尤為顯著。學者們沉迷于構建理論迷宮，將文學批評異化為術語的狂歡，最終生產出大量“正確而無效”的學術標本。

這種病癥的病理機制源于雙重誤判。其一是對科學方法的拙劣模仿，將文學批評等同于實驗室操作手冊，幻想通過方法論的消毒處理獲得絕對客觀。于是我們看到，論文中堆砌著“能指鏈”“話語矩陣”“傳統文化密碼”等概念護身符，作者如同化學實驗員記錄反應數據般羅列文本特征，唯獨缺少對作品藝術價值的勇敢言說。其二是學術評價體制催生的異化寫作，在核心期刊發表的壓力下，學者們精心計算著理論工具的引用頻次，卻遺忘了批評本應具備的公共性與介入性。

若把這種精心培植、細心呵護的批評“新生兒”比作“無菌化”暖房，話雖不好聽，恐怕沒有多少業內人士真能舉出反面例證來證偽。不幸得很，當前這種批評正在掏空文學研究的生命力。當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的“避重就輕”被闡釋成舌尖上的盛宴或“物性敘事”的楷模，當孫甘露《千里江山圖》反復強化的意義感和信仰價值機制的雙重難產，被理直氣壯解讀為一部近現代革命史長卷；或者當曹雪芹的滿紙荒唐言被編碼為符號系統的博弈，文學批評實際上已淪為學術產業鏈上的標準化零件。更危險的是，這種趨向正在制造批評的失語癥——我們擁有龐雜的理論武器庫，卻喪失了判斷《紅樓夢》比網絡爽文更值得閱讀的學術勇氣。

問題的核心不在是否應該保持學術客觀，而在于我們是否誠實地面對文學經驗的本質。任何有價值的文學批評都必然包含著批評家隱秘的審美契約，這種主觀性不是需要清除的污點，而是批評得以成立的前提。當學術論文將“價值判斷”視為方法論雜質時，文學批評早已在自我凈化中走向了意義的真空。

一、矯枉過正的“客觀性崇拜”對文學批評生命力的消解

當前文學批評領域正經歷著評價體系的深刻變革，量化指標在學術評價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轉變使文學批評逐漸偏離其本質屬性。核心期刊的評價標準日益傾向于可量化的學術指標，導致文學批評作品呈現出明顯的“術語堆砌+理論套用”特征。這種標準化生產模式將文學批評異化為符合特定學術規范的產品，過度強調理論框架的完整性和學術術語的規范性，而忽視了文學作品的審美性。

在研究方法層面，“遠讀”算法模型與數字人文技術，為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然而，部分研究者過度依賴數據抓取與量化分析，將文學作品簡化為數據庫中的研究樣本，專注于文本的統計分析與模式識別，卻忽略了作品中蘊含的情感脈絡與語言藝術。理論征用上，古今轉化、中西轉化似乎是一條途徑，但當我們看到過多當下長篇小說的評論，為追趕某種話語時髦，搜索出奇奇怪怪古書中的只言片語，以證明當下小說接通傳統文化氣脈時，表明的不再是文學批評是不是人寫的問題，而是它何以變得如此之爛？這種研究方式不但背離了文學作為“人學”的本質屬性，還理直氣壯地滋生了某種惡劣的投機主義風氣。

“客觀性”在當代文學批評中逐漸演變為一種學術權力話語。當批評者以“學術嚴謹”為由回避價值判斷時，實則反映出對既有學術權威與利益格局的妥協。在學術研討與批評實踐中，“思想史定位”“敘事范式分析”等安全化表述被廣泛使用，雖然符合學術規范，但往往缺乏對作品的深入剖析與真實評價。這種現象導致文學批評在面對作品缺陷時難以展開實質性討論，理論話語的空洞化與審美感知的缺失并存。

學術評價體系對“主觀感受”的排斥，進一步加劇了文學批評的價值困境。在學院評價標準下，批評者往往需要套用西方理論框架，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日益嚴重。與此同時，大眾對生動鮮活的文學批評的需求，與學術話語的專業化、晦澀化形成鮮明對比，文學批評的公共性與公信力在這種矛盾中逐漸被消解。

“客觀性崇拜”的實質是批評主體性的弱化與消解。文學批評本質上是批評主體與文本之間的審美對話，需要批評者投入個人的生命體驗與審美判斷。然而，當前對“客觀性”的片面追求，使得批評實踐演變為對既有知識體系的機械復述，致使批評作品普遍缺乏個性與鋒芒。這種現象與魯迅強調的批評應有的“熱烈”精神形成鮮明反差，文學批評遂淪為缺乏生命力的學術綜述。翻看小視頻，偶然看到鮑鵬山的一個演講，他說，現在我們讀到的學術之所以是一堆死知識，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碩博，早已摒棄了觀念沖突，一上來就是劃重點。所謂重點，無非一些知識點。我不知道，今天文學批評對客觀性的崇拜，是不是與這個教育背景有關。反正，從文學批評的后果來看，客觀性崇拜的極端化，留下來的只是一堆第三個人（作者和責編除外）即使翻閱資料都不見得能弄明白的“知識”。

數字技術的發展使算法批評逐漸興起，這種批評方式將文學作品簡化為數據變量，進一步消解了文學的情感體驗與人文價值。當批評者放棄以個人生命體驗與文本對話時，文學批評失去了與讀者心靈共振的能力，最終淪為理論推演的工具。這種“去人性化”的批評生態，不僅損害了文學批評的審美價值，也威脅到文學的學科生命力。

反思“客觀性崇拜”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重新認識文學批評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功能。文學批評既需要保持必要的學術規范，更要重視批評主體的審美判斷力與現實介入性。在學術評價體系改革中，應建立更加多元的評價標準，既認可規范的學術研究，也包容富有個性的審美批評。同時，需要引導批評者在理論運用與審美體驗之間尋求平衡，使文學批評既能體現學術深度，又保持鮮活的生命力。

二、學術外衣下的世俗妥協與文學批評的價值迷失

在當代文學批評領域，對“客觀性”的過度追求正在引發深刻的學術倫理問題。這種追求原本旨在提升研究的科學性與規范性，但在實踐過程中逐漸異化，導致文學批評陷入價值迷失的困境。這種困境集中體現在理論運用、學術規范認知以及研究范式選擇等多個層面，反映出當前文學批評生態的深層矛盾。

在理論運用方面，部分文學批評存在將理論工具化、表面化的傾向。近年來，核心期刊發表的文學評論中，相當比例的文章過度依賴西方理論框架，機械套用“敘事結構”“話語權力”等概念。據統計，某核心期刊2023年刊發的50篇當代小說評論中，約70%的文章以理論套用為主，真正涉及文學價值評判的內容不足15%。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批評者往往用“文本多義性”“闡釋空間”等表述回避對作品的真實評價。例如，一些藝術水準有待提升的作品，常被冠以“某某主義本土化創新”“某某文學范式突破”等標簽。這種將理論框架作為“保護傘”的做法，使文學批評逐漸脫離文本本身，淪為概念游戲，難以發揮應有的價值判斷功能。

學術規范認知層面也存在明顯的偏差。當前文學批評領域出現了“學術話語權”與“批評話語權”失衡的現象。在學術評價體系的影響下，強調主觀審美體驗的“體驗式批評”逐漸邊緣化。以某權威文學批評刊物2024年“當代文學”板塊為例，采用體驗式批評的文章占比不足10%，且多被置于次要位置。這種現象源于對學術規范的片面理解，將主觀感受簡單等同于“非理性”表達，甚至視為“攻擊性”。例如，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理論，本應以批評者的審美體驗為基礎，但在實際運用中常被簡化為單純的敘事技巧分析。當王安憶小說《叔叔的故事》和《烏托邦詩篇》等被極簡單、極粗暴卻無比繁復地解讀為張賢亮等“復出者”自戀、“替人民受罪”的道德優越感的別樣文獻考古，余華筆下的苦難書寫被轉化為“創傷記憶數據”，文學批評不止蛻變為冰冷的“文本尸檢報告”，還成為了改寫歷史的最直接手段。雖能精準解剖結構，卻喪失了感知文學溫度的能力；雖能勾連許多當事人的歷史遭遇，卻屏蔽了文學反思國家民族命運的基本功能。這種傾向導致文學批評喪失了對作品的情感感知能力，雖然能夠進行細致的文本分析，卻難以觸及文學作品的精神內核。

在研究范式選擇上，部分學者將歷史研究中的史料考據范式機械移植到當代文學批評中，造成研究范式與研究對象的錯位。簡單將“十七年文學”研究中的史料考據范式機械移植到當下批評，就是典型例子，造成嚴重的時空錯位。這種過度依賴歷史考據的研究方法，表現為對作家創作過程的過度挖掘、對文本細節的過度解讀，甚至將作家偶然言論進行過度闡釋。這種“以史鑒今”的錯位研究，不僅使學術研究與當代創作語境嚴重脫節，更成為消解現實批判性的工具。當“新傷痕文學”對現實的尖銳反思被納入“非虛構寫作譜系”淡化鋒芒，當網絡文學中的大眾情感被簡化為“文化研究樣本”，批評者實際上用學術考據的方式，掩埋了文學現場的鮮活生命力，忽視了其中蘊含的鮮活的大眾情感與時代精神。

這種現象的背后，折射出當前文學批評界的現實困境與價值選擇。在學術生產機制與公共文化責任的雙重要求下，部分研究者為了適應學術考評體系，選擇以理論套用、規范遵循等方式進行研究，而忽視了文學批評最本質的價值判斷功能。正如布迪厄所言，當“學術資本”積累取代“文化批判”成為首要目標，文學批評將逐漸喪失其應有的生命力。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重新審視文學批評的本質屬性，在保持學術規范的同時，恢復批評者直面文本的勇氣與能力，使文學批評回歸價值判斷的本位，真正發揮其在文學發展與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符號的征用折射價值判斷的懸置與失語

在2023—2025年間，中國文學批評領域對中外文化符號的征用呈現出復雜而矛盾的局面。從西方理論符號的引入來看，美國詩歌批評家瑪喬瑞·帕洛夫的“辨微閱讀”理論，憑借其對詩歌語言細節的精準捕捉與創新性解讀方式，為中國詩歌批評開辟了新路徑，推動詩歌批評從宏觀主題分析轉向微觀語言肌理探索，實現了理論與實踐層面的革新。可是，分析借鑒其理論方法的詩歌批評文章，發現它們倒都在“辨微”，可是帕洛夫“辨微”中的微言大義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或者干脆屏蔽了詩歌本來就有的“微言大義”，仿佛詩歌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訓練原子狀態的字、詞的搭配。同樣遭到誤讀誤用的還有解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及其學說。德里達對文本意義不確定性的強調雖然打破了傳統的文本解讀范式，激發了對文本多重闡釋空間的探索，但在實際運用中卻出現了嚴重的變異。部分研究者將解構主義簡單化為語言層面的拆解游戲，過度關注文本的能指滑動，沉迷于復雜的術語堆砌與邏輯推演，將文學批評異化為脫離文本內核與現實語境的知識表演，使得文學批評的價值判斷在這種語言狂歡中逐漸懸置。俄國形式主義者普羅普的敘事學理論，初衷是為分析敘事規律提供科學嚴謹的框架，揭示敘事結構的內在邏輯。但在當下中國文學批評實踐中，這一理論常被簡化為對敘事技巧的表面化闡釋。批評者往往止步于對故事中的功能項、行動元的機械劃分，而忽視了對敘事背后深層意義與文化價值的挖掘，導致敘事學理論失去了應有的解釋力與批判性。原型批評家弗萊的理論，本可借助集體無意識與文化原型的視角，打通古今文學之間的文化脈絡，構建起文學傳承與演變的宏大圖景。然而，許多研究僅僅停留在文學作品中符號與原型的簡單對應層面，未能將原型分析與當代社會現實、文學創作的時代訴求相結合，使得原型批評淪為空洞的文化符號比對，掩蓋了對現實的觀照與反思價值。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文學批評中的征用熱潮同樣值得深思。儒家的“仁”“禮”思想、道家的“道”“無為”哲學，唐詩宋詞的古典文學形式，龍、鳳等神話形象，長城、黃河等精神象征，以及傳統節日、手工技藝等文化形式，都成為解讀現代文學作品的重要參照。這些傳統文化符號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文學作品的文化基因與歷史淵源，加大文學批評的文化厚度。但在實踐過程中，大量批評陷入了程式化、機械化的符號對應模式。批評家們熱衷于在當代文學文本中尋找與傳統文化符號的契合點，將鮮活的文學作品強行納入預設的框架中，把復雜的文學創作簡化為傳統文化的展示櫥窗。例如，在分析部分鄉土題材小說時，批評者僅僅因為作品中出現了傳統農具、民俗活動等元素，便直接貼上“鄉愁”“傳統文化傳承”等標簽，而忽略了作品對鄉村現實問題的深度剖析與獨特藝術表達。這種簡單化、表面化的符號征用方式，擱置了批評家的主觀感受與價值判斷，使得文學批評失去了對作品的獨特洞察與深入理解。

近年來，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一股風似地扎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符號，這種現象背后隱藏著諸多弊端。首先，許多批評東拉西扯，牽強附會。為了彰顯批評的“文化深度”，部分批評家不顧文本實際，強行將一些與作品關聯甚微的傳統文化符號植入解讀之中。例如，在分析某些都市題材的網絡小說時，批評者為了體現作品的文化底蘊，牽強地將小說中主人公的偶然善舉與儒家的“仁”聯系起來，卻忽略了作品在情節設置、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創新與突破。這種做法不僅無法準確解讀作品，反而模糊了作品的真正價值，使得文學批評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

其次，這種符號征用行為暴露出投機取巧的心態。在當前學術評價體系注重文化底蘊與理論創新的背景下，部分批評家試圖通過簡單套用傳統文化符號，快速構建起看似高深的批評話語體系，以獲取學術認可。他們不愿花費精力對作品進行深入解讀與分析，而是依賴于現成的文化符號資源，進行模式化的批評寫作。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嚴重損害了文學批評的專業性與嚴肅性，使得文學批評淪為一種功利性的學術生產。

從本質上看，這種對傳統文化符號的濫用與誤用，與中國傳統文論中注重主體感知、感受乃至直抒胸臆的精神背道而馳。中國古代文論強調“以意逆志”“感物吟志”，注重批評家在閱讀作品時的個人情感體驗與主觀感悟。鐘嶸在《詩品》中評價詩歌時，從自身的審美感受出發，對詩歌的“滋味”進行品評；司空圖提出“韻味說”，強調詩歌帶給讀者的審美體驗與情感共鳴。而當下的文學批評，過度追求文化符號的客觀對應與理論框架的套用，將批評家的主體感受排斥在外，使得文學批評失去了溫度與個性，變成了冰冷的文化符號分析與理論推演。批評家不再是文學作品的真誠解讀者與感悟者，而淪為文化符號的搬運工與理論的傳聲筒，這無疑是對中國傳統文論精神的背離。

無論是西方理論符號的不當運用，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濫用，其本質都反映出當下文學批評將自身降格為技術分析或文化考據的傾向。批評家們在文本解讀過程中，過于關注理論的套用與符號的對應，將文學批評簡化為對文本的技術化處理與文化符號的考證工作。他們熱衷于在文本中尋找理論的注腳，用現成的理論框架去切割、肢解文學作品，而回避了對文學作品最本質的價值評判——對作品的思想深度、藝術創新、社會意義等核心問題的探討。

這種現象背后，是文學批評陷入“價值中立”迷思的體現。部分批評家認為，保持“客觀中立”才能彰顯文學批評的科學性與專業性，因而在批評過程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主觀價值判斷，試圖以一種“超然”的姿態進行文本分析。然而，文學批評從本質上來說，是一項充滿溫度與鋒芒的價值判斷活動。它不僅需要對作品的藝術形式進行分析，更需要對作品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審美取向、社會意義等進行評判。當批評家放棄主觀感受與價值判斷，滿足于文化符號的鑲嵌式闡釋與理論的機械套用，文學批評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力量與鋒芒，淪為沒有靈魂的學術表演。長此以往，文學批評將無法發揮其引導文學創作、提升審美水平、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陷入嚴重的失語困境。

四、如何在中國式現代化視野重建文學批評的公共性與專業性？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重建文學批評的公共性與專業性，需要在文化現代性的理論視野下展開深刻反思。這一重建不僅是方法論層面的調整，更是價值理念的重構——既要直面現代性帶來的理性分化與專業壁壘，又要保持文化價值的整體性與人文精神的溫度。文化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概念：它既要求建立普遍有效的規范體系，又必須尊重文化傳統中那些難以被標準化處理的精神內核。正是這種張力，決定了文學批評必須在專業性與公共性、客觀標準與主觀感受之間尋求創造性平衡。

從制度層面看，構建開放包容的批評場域需要超越簡單的技術性修補。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一個健康的文學公共領域應當實現多元聲音的理性交往。當前批評制度中的學術資源壟斷和評價機制僵化，實際上反映了文化現代性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為此，我們提出的“雙盲評審+社會評價”雙軌機制，本質上是在制度層面重建“交往理性”的嘗試。比如，近期某重要文學獎項引入普通讀者評審團，在專業評審之外設立大眾投票環節，這種制度創新使得批評話語不再局限于學術精英的內部循環，而是真正向公眾敞開。同時，“現實回應力”“文化傳承度”等評價指標的引入，也不是簡單的技術操作，而是將文化現代性所倡導的“價值理性”重新注入已被“工具理性”主導的學術評價體系。

在方法論層面，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批評活動中感性與理性的復雜關系。文化現代性的核心困境之一，就是理性化進程導致的情感與理智的分離。本雅明曾警示我們，機械復制時代藝術靈韻的消逝；而在文學批評領域，這種危機表現為批評與鮮活生命體驗的日漸疏離。我們倡導的“具身化批評”方法，正是對這一困境的回應。當批評家解讀余華的《活著》時，不應僅僅停留在敘事結構或象征手法的技術分析，而應當首先讓自己沉浸于福貴命運帶來的情感沖擊中，感受那種跨越時代的生命痛感，然后再運用理論工具解析這種情感共鳴的美學機制。這種批評實踐，實際上是在重構一種本雅明所說的“講故事的人”的智慧——將個體感受與集體記憶、感性體驗與理性分析有機融合。就批評標準而言，文化現代性要求我們建立一種既尊重普遍價值又包容多元聲音的評價體系。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提醒我們，文化認同從來不是本質主義的，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斷建構的過程。這一洞見對文學批評極具啟示：評價標準不應是永恒不變的教條，而應是歷史性生成的動態體系。面對傳統文學，我們既要珍視“風骨”“境界”等古典范疇的獨特價值，也要認識到這些概念本身就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被重新詮釋的。比如，對《紅樓夢》的批評，既需要傳承脂硯齋評點中的審美智慧，也需要結合現代性別理論、階級分析等新視角。對于網絡文學這樣的新興形態，則需要發展出更適合其媒介特性的評價語言——“沉浸感”“共情力”等指標不是對傳統標準的背離，而是在數字時代對批評話語的必要拓展。

在實踐維度，文化現代性要求批評重新建立與生活世界的血肉聯系。泰勒在《本真性的倫理》中指出，現代性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價值領域的分化，但這種分化不應導致文化實踐與社會生活的徹底脫節。當前文學批評對網絡文學、短視頻敘事等新興文化形態的“失語”，恰恰暴露了批評與實踐的斷裂。我們倡導的“批評-創作”雙向反饋機制，就是要打破這種隔閡。例如，在討論《山海情》等脫貧攻堅題材作品時，批評家如果僅僅在書齋中進行文本分析，而缺乏對農村實際的了解，就難以真正把握作品的歷史深度。只有當批評家走進創作現場，與創作者共同探討，與普通觀眾深入交流，批評才能恢復其作為文化對話的本真狀態。

文化現代性視野下的文學批評重建，本質上是一場關于批評主體性的深刻變革。這種主體性不是封閉自足的，而是向歷史傳統、時代精神和社會實踐全面開放的。它要求批評家既要有深厚的專業素養，又要保持對生活的敏感；既要尊重理性分析的權威，又要珍視感性直覺的價值。正如巴赫金所言，真正有生命力的批評永遠處于“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之中。那些將傳統文化符號簡單拼貼的做法之所以缺乏生命力，正是因為它中斷了這種對話，將豐富的文化傳統簡化為空洞的能指。這一重建過程的深遠意義在于，它不僅是文學批評自身的革新，更是對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內涵的積極探索。通過重建批評的公共性與專業性，我們實際上是在構建一種新型的文化現代性——它既充分吸收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又保持與自身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聯系；既尊重專業領域的自主邏輯，又維護文化價值的公共品格。這樣的文學批評，才能真正成為引領時代精神、滋養心靈世界、推動社會進步的文化力量。

最終，我們追求的是一種“有溫度的理性”——這種理性既不失專業的嚴謹，又飽含人文的關懷；既尊重客觀的標準，又為主觀的創造留有充分空間。這或許正是中國式現代化賦予文學批評的最深刻啟示：真正的現代性，不是用冰冷的規則取代鮮活的經驗，而是在規范與自由、普遍與特殊、理性與情感之間，找到那個最能激發創造活力的平衡點。

作者單位：寧夏回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