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讀者訂閱雜志大多通過郵局，雜志與讀者是沒有單線聯系的，但當下的文學生產和閱讀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文學雜志的生存和發展更需要讀者。”4月26日，《人民文學》“人民閱卷·廣西行”暨讀者活動周廣西文學之旅讀者見面交流會在南寧舉行，《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表示，我們既要“走”出去，又要把讀者“請”進來，讓讀者的面目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清晰，在雜志與讀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系，而《人民文學》“人民閱卷”行動做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并非《人民文學》一家雜志社的個體實踐，而是整個文學期刊乃至當代文學事業的共同課題。

此次交流會邀請余頎、肖流金、韓衛賢、潘仕棟、于麗紅、陳恩貴、卓一葦、邱保青、韓樟樹、朱建霞、蘭天智、孫方杰、竇智、廖婧、李軼軒等15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文學》讀者代表，與《人民文學》雜志社編輯、發行人員等，圍繞“‘我’與《人民文學》的故事”“閱讀與寫作”“傳統文學期刊的生存和發展”等話題分享交流。交流會由《人民文學》副主編陳濤主持。

一份老牌文學雜志的讀者情懷

不少讀者代表分享了自己與《人民文學》的初見與相伴，這些鮮活真摯的故事，見證了一份文學雜志與讀者的雙向奔赴。

來自新疆的蘭天智與《人民文學》結緣是在1999年春天，那時他剛從甘肅老家來到庫爾勒，在舊貨市場為出租屋購置床時，他突然注意到兩本發黃的《人民文學》，“我的眼前一亮，兩本《人民文學》靜靜地躺在那里，似乎在等待她忠實的朋友。那段難忘的日子里，我把這兩本《人民文學》讀了一遍又一遍，有些文章被我劃得密密麻麻。王蒙的小說《高原的風》，舒婷的小說《年夜鐘聲》，徐遲的散文《祖國》等，令我印象深刻。特別是柯巖的報告文學《青年經理》，我至今還記得文中的主人公夏任凡，對我的鼓舞和影響很大。”

今年52歲的潘仕棟已經堅持閱讀40多年了，他自己開了一家店鋪，一邊開店，一邊讀書，成了大家眼中的“另類”。作為“資深”的“老讀者”，他坦言自己與《人民文學》的緣分始于他的爺爺，“我爺爺是中學教師，一直訂閱《人民文學》，我父親也愛看，所以，每一期《人民文學》郵寄到我家，都是我爺爺、我父親和我輪流閱讀。”

讀者代表中，孫方杰是比較特殊的一個，他不光是讀者，還是《人民文學》的“收藏家”。他分享了“找到”最后一本《人民文學》的曲折經歷和激動的心情，“我把從1949年創刊以來的所有的《人民文學》都收藏了，當我找到最后一本時，我把它拿到船上與朋友們分享，能夠集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很開心。”

對貴州青年作家陳恩貴而言，讀《人民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的閱讀興趣，讓他開始思考閱讀與寫作的關聯，“我喜歡讀小說，每一期《人民文學》上的小說我都會看。這些作品給了我很多滋養，讓我學會了如何寫小說。后來我有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非常幸運，從讀者變成了作者。”

讓讀者與讀者“相互看見”

“讀書博主”余頎經常會把閱讀《人民文學》的筆記分享在個人公眾號平臺。有一回他發布了關于長篇小說《桃花塢》的讀后感，一個高二學生在后臺給他留言。交流會上，余頎把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他用稿紙寫了整整5頁，一筆一劃，端端正正，語言非常真摯，我看了特別感動。他說《桃花塢》使他從小到大第一次感受到閱讀的力量。我跟他并不認識，因為《人民文學》的一篇作品‘相遇’。《人民文學》讓作者與讀者‘相互看見’，也讓讀者與讀者‘相互看見’，這樣的‘看見’不僅是光線視覺的物理現象，更是情感精神的化學反應。”

“基層作者最缺的就是往上看的‘窗口’，而《人民文學》就是‘窗口’，我是受益者，也想讓大家成為受益者。”朱建霞回顧了自己的文學道路，在她看來，文學改變了她的人生，在她從紡織工人變成撰稿人的經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寫作離不開閱讀，要想發表好作品，就要閱讀好刊物。

竇智是《人民文學》的讀者，多年來，她不光自己閱讀，還會向身邊人推介《人民文學》。她坦言，像她這樣的讀者，還有很多。“在我的微信閱讀群里，有一個姓付的歷史老師，她會把熱愛文學的青年拉入微信群，給他們講述歷史文化，也推薦閱讀《人民文學》。”

來自福建南平的肖流金不僅是基層作者，也是一位民營企業家，他經常鼓勵員工多讀書，多看《人民文學》，“文學可以滋養人生，要讀出作品里的精華，在作品中感受生活，擁抱生活，熱愛生活，在日常的瑣碎中看到人性的微光。”

合力深耕，更有效地抵達讀者

來自廣東的李軼軒今年20歲，是一名在校大學生，作為本次交流會年齡最小的讀者代表，他開玩笑說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閱歷都不夠，沒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李軼軒認為，在當下快節奏的閱讀環境中，紙質書正在喪失競爭力。他結合自己的所學專業和閱讀經歷談到，年輕人讀書其實是一件普遍存在的事情，他身邊就有不少年輕人看書，但是他們更傾向于電子閱讀。因此，在他看來，要讓紙媒雜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定要吸引年輕讀者，同時，不斷創新符合當下文學環境和閱讀習慣的傳播方式。

作為90后的卓一葦也提到這一點。在他看來，小紅書是年輕群體高度集聚的社交平臺，具備一定的傳播潛力，為此，他在平臺上注冊賬號，開始分享《人民文學》刊發作品的短評，“看完文學雜志，我都習慣寫幾句點評，然后整理成筆記，發在網上，也是希望能拓寬文學傳播的邊界，讓更多年輕讀者看到這些好作品。”

如何有效地吸引讀者，擴大刊物的影響？來自北京的廖婧從新媒體傳播的角度談到，“不必非要讓讀者訂閱雜志，應該充分利用視頻號和有聲書等新媒體渠道，通過講述故事梗概的方式，推介雜志作品，進一步強化讀者對雜志的印象。”

文學生態的建設，從來不是某一個人、某一部分人就能獨自完成的。在文學相對邊緣、整個出版發行看起來下行的時段，我們能不能通過共同的努力逆勢而上？不僅僅是讓文學的能見度更高，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讓文學把大家共同的愿望和最真誠的想法反映出來，讓文學跟讀者之間能夠建立一種更緊密的聯結？徐則臣在總結時坦言，“今年是我從事寫作的第二十九年，是我深耕辦刊的第二十一年，多年來我始終保有熱忱，正是因為始終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文學的力量。這份力量，能夠將我們緊緊凝聚在一起，推動大家主動獻計獻策，共同助力文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