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齒漸長，要善于為生活做減法——張建全曾向我表達他這樣的人生感悟，聽罷，深以為然，欽敬有加。然而，正是這個宣稱“做減法”的人，卻有一部部書——《我的商海往事》《鮮活的面容》《香江望云》——問世，豈不怪哉？文字魅惑著我走進它們，走進張建全的世界；思緒又拖曳著我自張建全的文字間匆匆離開，沉潛入我的文字。此刻，這些裝幀美且大氣的書正靜默地躺在我電腦旁邊，每本書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復合起來又構成張建全的世界，讀罷掩卷，感慨良多。

一

素常里，我不太愛讀散文，也很少寫散文，總覺得這種文體與自己有些“隔”，既是隔山隔水、歲月迢遙之“隔斷”，又是江湖兩相忘、人心隔肚皮、平生難共鳴之“隔閡”。在我看來，若散文寫人，因其寫實的要求或桎梏，往往易流于平白無瀾之俗；若抒情說理，則又易墮于板著臉孔、故作高深，或油膩惑人、懸于物外的泥淖。我某篇散文獲獎，記得在頒獎之后的筆會上說：“不知起于何時，我對散文有誤解，在此，我謹向散文道歉。”這句話，恰恰忠實折射了我的這一褊狹心理。

平心而論，讀張建全的散文雖不似臨溪獨釣、幽谷尋芳的清雅寧遠，卻似市井覓友、鄉關回眸的溫熱可心，別有趣味，甚至改變了我對散文寫作與閱讀的積習。

對于散文，張建全這樣來表達他的理解：“散文創作之路千萬條，條條道路通羅馬。對于寫作者而言，或抒情，或敘事；或家國情懷，或風花雪月，或陳年舊事，或未來暢想，或山川河流，或盆栽金魚，只要寫出真實的故事，生發真實的感情，且不是炒前人剩飯，都有可能是一篇好作品，甚至可以成為經典名篇。”斯言信哉。

在散文創作中，張建全把兩位散文理論家相隔60年的“散文論”歸結為一副寬對，推崇備至，視為座右銘——

形散神不散；

確定非確定。

著名作家鐵凝亦有過意思相近的表達，在散文確定的河道里，讓思想的河水不確定地奔流。就張建全而言，自從與散文結緣，他驀然發現，他在農村、部隊、商海中的經歷，尤其是那些令他難忘的人和事，堪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寫作素材。于是，他自問找到了一條自己擅長走的路——“記人散文”。他認為，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凡夫俗子，但凡要讓后人銘記，便要依靠有效的傳承工具——這樣或那樣的文章，而泱泱華夏，浩如煙海的散文作品，文中倘若沒有人或人的思想，無論它多么一時洛陽紙貴，或者獲過什么大獎，到頭來也終將消亡于塵埃之中。

于是，他在寫記人散文過程中，“人以文記，文以人立”便成為八字“方針”，雖然這“方針”是他自定的，但同樣是他要求自己遵循的。

他希望為眼見過的、感動過自己的人物立傳，至于自己的勉力所傳能否立起來、立多久，那是要靠讀者檢驗的。既有朱慶馀“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惴然，又滿懷熱望與自勵。他希望自己和自己的文章能經受住這種考驗，對于寫作者而言，這是一種樸素且宏大的志向。

寫人，他能寫得細膩、真實，能使人物栩栩如生地立在我面前，我甚至能直呼其名，似老友故交，可歸屬“類小說”的寫法，遠離了淡寡之味。

比如，他在《李甲民叔叔》一文中寫西安姑娘的“辣”——

西安城里的姑娘就是比我們村里的姑娘厲害，沒說幾句話，她就說：“你能站起來讓我看看嗎？我可不愿意跟一米七三以下的人談對象……”

…………

“你身上穿的四個兜是干部服呢還是志愿兵服？”她提出更加勢利的問題。

言為心聲。透過人物的語言，最易一窺人物的心理、性格。在這個情節上，西安姑娘的“辣”就是通過語言體現出來的。但這“辣”并非單純的“烈”或“厲害”，而是建立在直爽、可愛、對生活勇敢追求的基礎上，即便有些以“勢利眼”視人，也是將眼前人與日后的幸福生活“對標”起來、假想之后的結果。這篇文章的“傳主”是李甲民叔叔，西安大妞僅為溪水中的浪花一朵，但我們仍欣喜地看到，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在讀者眼里立起來了，雖寥寥數語，卻能讓人得窺其豐富的內心世界。

張建全在《1978連隊的夏天》中寫連長，僅用了一句人物的語言描寫——

司務長見我把豬侍弄得挺好，就匯報給連長，連長于是就表揚了我，說：

“張建全同志愛豬，愛豬就等于愛集體利益，愛豬就等于愛連隊！”我聽到這樣的表揚，覺得在豬圈流過的汗、聞過的臭氣，都是值得的。

從邏輯上細細分析，或許我們覺得連長將“豬”“集體利益”與“連隊”等同起來的說法不乏瑕疵，但面對這樣頗具“強詞奪理”意味的表揚，面對被表揚者的身心俱暖，忍俊不禁的同時，又有誰會計較呢？人爽話不多，一個熱情、豪爽，甚至有些武斷的連長形象就躍然紙上。

當然，要真正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立起來”，離不開記事，離不開細節描寫。

記事也是張建全的強項。他既擅長置身其中的熱絡，又兼顧隔岸觀火的冷峻，因而可寫出事情背后的況味，直擊真相，通達讀者心靈。

在《再見已過四十年》中，張建全通過一個場景，活生生刻畫出田副連長的形象——

有一次，大家搬著馬扎凳，整齊地坐在露天電影銀幕前，等著天黑后電影開映。這時，隊伍左側的山坡上有814廠新來的三兩個女工，穿著彩色的連衣裙，挎著小巧的藤椅，緩緩地向我們這邊走來。在七十年代末，年輕姑娘單憑這身打扮，就已經十分搶眼了，而對于一百多號年輕士兵來說，實在充滿了誘惑，于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向左看……

田副連長本來單坐在隊伍左側，發現問題后，他立即站在隊伍前面，面對大家喊口令道：“向前看！”并揚起雙手，“向前，向前，預備唱！”

戰士們齊聲高唱，田副連長打著拍子。可是唱著唱著，田副連長卻下意識地向右看，而穿連衣裙的姑娘這時也走近了，且把藤椅擺放在靠近田副連長的馬扎凳旁邊。戰士們見了，心里都笑了！

田副連長是一個嚴厲的人物，不茍言笑，在帶兵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了他這種嚴厲的色彩；田副連長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愛美之心，有豐富的感情世界，美女在側，他不是柳下惠，這便是真實的人性，是其可愛的性格底色。清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論：“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這個場景無疑構成了一種意境，不動聲色間，張建全寫活了一個人。

即便寫歷史人物，張建全也有自己的心得：既能爬梳古籍，資料翔實，力求無懈可擊，又可輕易從史中走出，從容步入現實，進而在歷史與現實中穿越，讓人平生興致……

撥開歲月的塵煙，張建全這樣為我們寫末代皇后婉容——

婉容受困于“鳥籠”不說，還備受冷落與煎熬。她只有用不斷加大劑量的大煙土來麻醉自己。可以想象，當曾經備受皇帝寵愛的婉容住在樓上，而皇帝與迎娶的新貴人住在樓下且有說有笑之時，婉容是一種什么心情？

當大難臨頭，溥儀準備逃往日本時，他曾專門見過重病中的婉容，還親口對這位皇后說：“你注定是我的陪葬品。”

溥儀是在逃亡的途中丟下病重的婉容的。這時的婉容也已對溥儀絕望，她其實早就想從“偽滿洲號”的賊船上下來了。

據說，婉容曾避過溥儀，暗中派人聯系過民國要員顧維鈞，只是當時情況太過復雜和緊急，顧對婉容派來的人表示無能為力而已。

后來她被關進延吉的一所監獄，面對青燈冷月，她恐怕無數次懷念少時在榮源府，在張園、靜園的生活。

婉容最后半瘋半癲地反復咒罵自己的父親榮源，說他因為想當國丈，才把女兒嫁給一個廢帝、一個廢男人。

…………

在近乎封閉的皇宮，在被皇權桎梏得密不透風的朝朝暮暮，張建全筆下的婉容不是蒼白和扁平的，而是有血有肉、有血性、有愛恨的。可貴的是，他沒有用人物語言描寫來刻畫婉容的性格，因為歷史人物所說的話多已被湮沒于時間的深淵里，直接的語言描寫反而易產生bug；此處，張建全巧妙借鑒了類似影視“蒙太奇”的寫法，將與婉容相關的生活片段和她的種種表現剪接在一起，構成一幅立體的形象。當然，這種剪接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在大量研究、占領史料的基礎上的。唯有如此，文章才立得住，人物才立得住。

“記人散文古今皆有，《史記》是，《左傳》亦是；《捕蛇者說》有人，《賣炭翁》也有人，《岳陽樓記》不僅有人，更有思想家；魯迅的筆下，既有藤野先生，又有閏土；朱自清的《背影》像是中國父親的民國影像；魏巍用文字定格了‘誰是最可愛的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一邊長途跋涉，一邊浮想聯翩；賈平凹在《商州》一錄二錄三錄中，錄的盡是商州的風景與人事……從這一角度說，我的散文寫作，只是行走在中國散文寫作傳統的大道上而已！”這是張建全的心聲，他告誡自己，也向世界宣告，一定要走中國散文的傳統，并且自己正“行走在中國散文寫作傳統的大道上”，這既是向傳統致敬，奉若圭臬，也是在為自己確定方向，自覺領受使命。正因如此，他的散文才讓人覺得親切，不論筆下的人物，還是發生在人物身上的故事，都富有宜人的溫度。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在恪守傳統的基礎上，張建全是不甘拘泥的，他總是想打上自己的烙印，試圖用他的文字、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方式叩開散文的另一扇門，帶人們看到具有張建全特色的那幀風景。就像他筆下的婉容，她既是溥儀的婉容，又是張建全的婉容——那個激活了樸素反抗意識的知恥者，那個深知自己處于悲劇、漸漸用仇恨武裝骨骼的覺醒者，那個欲“向天再借五百年”而不得的銜怨者，這樣的婉容既是歷史的，有時代巨輪碾壓過的深痕，又是現代的婉容，其身上附著有讓我們共情的離合悲歡、血淚與希望。

二

張建全的人生經歷曲折、復雜、精彩，用他的話概括，“種過地”“當過兵”“經過商”。生活是一位苛刻的老人，他對張建全的人生無疑是嚴厲的，甚至一度試圖將苦難盡可能多地在他身上傾倒，但同時，生活又是一位仁慈的智者，在給張建全劈面幾個掌摑后，又轉而賜給他無數精彩。從這個角度說，生活并不愿高高在上地坐于云端俯瞰張建全，它如一位鄰居，像一個諍友，似一座指航的燈塔，不遠不近地守在張建全身邊，與他一起經營編織其人生。或者說，見多識廣的生活在走心地“過”張建全。

顯然，張建全是一個用心“過”生活的人。很快，他就洞悉了生活的深遠意旨：原來，所有的曲折與困頓、所有的屈辱與苦難、所有的蹙眉與流淚，都是釀造幸福的材料與前提啊。于是，他不僅經受住了所有考驗，更抓住了所有機會，他是一只辛勤的工蜂，或是一位睿智的化學家，從生活對他的磨折中萃取到了甜蜜。正因如此，生活最終向他綻放了笑靨，事業、愛情、親情、友情，吶喊著，爭先恐后地，匯成江河湖海，向他涌來。

當然，和這些一起向他涌來的，還有文學，尤其是散文。

張建全的散文，題材多樣，像對他展示無遺的生活的諸般面貌；張建全在文中飽蘊的感情，一以貫之——真善美。生活虐我，雖偶有怨恨，但終究無妨，并將其發酵為營養；生活厚我，雖偶有自得，但終究漸趨平靜，并從中淘漉出哲理。人生多彩，筆不改癡，若能活成張建全，文章很難不通透。

無庸贅言，這都是他用心生活的緣故。

何謂用心？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

我并不清楚張建全是否有一摞厚厚的日記本，將每天的柴米油鹽、喜怒哀樂、離合悲歡悉數拈入，然后時時溫習，并在心中發酵，以待不時之需。但我知道他一定有一雙善于觀察的眼睛，和精于記憶的大腦。試想，即使有一大摞日記本，書寫之時，欲把相關內容準確查勘，總難免會苦于記載之冗、檢索之難、梳理之繁。方家們定然周知，錢鐘書先生與世長辭后，面對他遺留下的體量巨大、體例龐雜，數國語言兼具的筆記，楊絳先生是如何耗費心力地條分縷析，終將其整理成書的。但事實是，張建全在寫散文時，需要用到哪些內容，他似乎總能信手拈來，幾不費力，實在令人欽敬。

在張建全筆下，既有散發著鄉土氣息的山川日夜，又有霓虹炫目的現代夜生活，既有曾經叱咤風云的商場巨擘，又有在浪潮中鎩羽折戟的孤勇者，既有在其生命年輪里留下溫暖與感動的師長，亦有令他唏噓不已的“反面教材”。他寫村莊，村莊里山水敦厚、四季變換，寫果樹枝繁葉茂的模樣，寫羊兒溫順的眼神；他寫父母，便寫父親為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所做的種種嘗試與掙扎，寫母親對自己的殷殷叮嚀與滾落的眼淚；他寫戰友，便有一個個青春勃發的身影、一支支昂揚向上的歌曲穿越數十年時空澎湃涌來……張建全總是在生活里用力度過每一天，好讓生活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的溝轍。光陰呼嘯著向前，雖然“鬢已星星也”，但他仍記得中學時董維常老師的很多細節。比如晚自習時，同學們都在悄悄做作業，他卻哼起了樣板戲《我們是工農子弟兵》，因唱得入迷，竟不知董老師就站在身后。就在他覺得自己鑄下大錯、非挨剋不可時，董老師卻向同學們宣布：“大家靜一靜，請張建全同學為大家清唱一段樣板戲好不好？”生活始終在前，或如老牛拉舊車，或如千里江陵一日還，或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雖然他當初不知對生活的這種“用心”究有何裨益，但經歲月淘洗之后才捧在手心細看，原來，那竟是一顆顆珍珠啊。

詩人艾青有句曰：“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用在張建全身上也恰當不過。對于張建全而言，這“土地”，不僅指生他養他的十里村、巖王大隊、張卜鄉、高陵區、西安市，也指陜西省，和與他的人生相關的湖南省、河南省、廣東省、海南省、北京市，更指中國乃至地球村。從文化地理的角度，自然也包括文學，尤其是散文。因為熱愛，所以才用眼觀察，將心作為容量無限的容器；因為癡愛，所以才細大不捐，披沙揀金，才將各種“食材”連同情感融為一體，成為構建寫作巨廈的寶貝。蘇軾有言：“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對于張建全而言，生活正是一部無字大書啊。

所謂“用心”，還有一個層面，即對于生活，不甘拘泥，能適時跳脫，似“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順其自然”之境。

1978年春，我報名入伍，本來縣武裝部已經決定錄取我，不料卻被大隊長的兒子頂替了。消息傳來，我在炕上躺了一個下午，無奈地流淚。母親本來舍不得我當兵遠走，但她見我難過，就去請同村的一個下放干部的愛人廣蘭嬸子幫忙。廣蘭嬸子的丈夫與縣武部劉部長是山西老鄉，于是她答應替我把大隊長兒子頂替我的事武裝部舉報。

當天晚上，我騎單車帶著廣蘭嬸子去找劉部長。劉部長見了我們，先與廣蘭嬸子聊了一陣閑話，然后走到一邊的電話機旁，給征兵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打電話，仔細問了我的情況……

因為隔著四十多度春秋，因為早已走出當初的委屈、憤怒與屈辱，因為生活以不同的方式饋贈了自己，因為參軍這件事的挫折，自己的性格里增添了更多的剛強元素，所以才把冷靜與客觀融入細膩入微的文字里。不僅參軍被人頂替的過往，諸如戀愛的失敗經歷、商海的浮沉，都在張建全筆端涌現，“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的憾恨與悵望，引進某種商品失策、最終恩人帶來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復活之感，在他的文字里，都帶上了感恩與溫暖的味道。

三

張建全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一篇散文——《讓文學為生活伴奏》，以感恩之情談生活與文學的關系。他認為，文學不應為作家所獨享，而應為普羅大眾的心靈賦能。因為寫書者與讀書者過的是一樣的文學生活。

生活像璀璨的星辰，有些便落入張建全的歌詞。張建全有一首歌詞《尋找烏蘭姑娘》——

我有一個長長的夢想，

草原上我騎著馬兒飛翔。

我有一個長長的心愿，

去尋訪那雄鷹的故鄉。

啊……

今天來到蒙古包的身旁，

勁風一陣陣掠過山崗。

我想去那個遼闊的牧場，

尋找我心愛的烏蘭姑娘。

我有一個長長的夢想，

草原上我騎著馬兒飛翔。

我有一個長長的心愿，

去尋訪那雄鷹的故鄉。

啊……

今天來到騰格爾的天堂，

馬頭琴的聲音依然憂傷。

我想去那個遼闊的牧場，

尋找我心愛的烏蘭姑娘！

張建全的散文寫作，更像生活中的角色——農民、軍人、商人在其生活現場所作的書面報告。他先是真實地生活著，而后才是真誠地寫作著。倘若用他的比喻方法，即文學似一件樂器，那么，他的一本本散文新作，便是他在文學伴奏下，呈現給讀者朋友們的“真人秀”。他是一個生活家，其次才是一個作家，他是一個尋訪者，為了心中的烏蘭姑娘，他不僅不辭辛苦，更從辛苦中提煉快樂，凝華為文字。天高云淡，草原廣袤，溪水流韻，馬蹄輕踏出鏗鏘的樂音，在如此詩情畫意里，他的烏蘭姑娘款款降臨至短歌長調的意境中。這里的“烏蘭姑娘”，其中就有他的文學夢，有他的散文，其內涵豐富多元，意旨深邃悠遠。

生活用心，寫作專心，這便是張建全，字字句句總關情。這便是張建全的文字。我知道張建全的寫作習慣，他往往善于將自己從繁縟的生活中暫時抽離出來，靜靜坐于書店或咖啡館之一角，憑一個手機，即可寫出一篇篇文章來。其情形完全有別于眾人，包括我在內——如今，很多人早已養成了一個習慣，距離電腦多遠，就一定距離靈感和文章多遠。或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張建全正在某個咖啡館里，光線和藹地照亮他的臉龐，而他正盯著手機屏幕——他既不是在刷視頻，也不是在炒什么，而是在讓文字綻放。

寫至此，我忽然明白，張建全所說的為生活“做減法”，絕非無所事事、糟踐時光，而是整理思緒，把正在褪色的過往以文字為媒，向手機，也向每一個由陌生而變得熟悉的人傾訴。心中事本山岳般沉重、歲月般犖滿，但所幸，它們被文字的翅膀一座座、一段段挪移開來，便收獲了輕松，豈不是做了減法？令人尤為欣慰的是，這些如山岳如歲月般的存在，竟肉眼可見地成為一些人眼中之尤物、心靈之奇琛、擁抱遠方之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