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宗教徒。對民間的神祇既不褻瀆，也不迷信。然而我相信緣分，覺得人的生命歷程中有機緣：人與人之間叫人緣，事與事之間叫巧合。這種機緣巧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或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讓時光回溯到1988年10月9日傍晚，一架國泰航班從香港飛抵上海虹橋機場。舷梯下走出五位來自港臺的文學史料專家：穿針引線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小思女士（本名盧瑋鑾），另外四位是來自臺灣的應鳳凰女士和秦賢次、吳興文、邱各容先生。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學所聯合發起的第一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兩岸三地的學者共同交流新文學史料研究的學術經驗，這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尚屬首次，頗具有新聞效應。

那年我47歲，精力旺盛。1月份，我在北京主持了“魯迅·周作人比較研究學術討論會”；8月又在武漢主持了“全國高校魯迅研究教學研討會”。10月似乎也有出差任務，所以到上海開會時間上有些沖突。但會議的主要組織者胡從經先生再三力邀，說晚到無妨，沒有論文也無妨，人到就好。于是，我就遲到了一天，待在會場一角靜聽其他學者的精彩發言。不知是經過陳子善的介紹，還是事出偶然，坐在我一側的正是臺灣“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的召集人秦賢次先生。為了不影響會場的氣氛，我們用寫小條的方式進行了筆談，由此開始了長達37年的交往史。

必須指出：1988年召開“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絕非偶然之事，更不是源于某幾位學者的瞬間奇想，而是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撥亂反正、萬物復蘇的時代。1977年10月下旬，周揚臨時住在北京萬壽路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等待上級部門重新安排工作。因研究20世紀三十年代的“兩個口號”論爭問題，我帶著幾張“文革”時期紅衛兵小報和一篇新發現的周揚佚文去請他鑒定。看到那篇署名“企”的文章他很高興，周揚字“起應”，那篇署名“企”的短文正是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第一篇文章。看到那幾張紅衛兵小報他則緊鎖雙眉，因為內有上綱上線的批判文章、有偽造歷史的資料，也有不應流失的檔案。周揚當時對我說：“新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要，這是從事研究的堅實基礎，要廣泛組織人力進行。”1977年，周揚的“老戰友”陳荒煤出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1978年，周揚出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1979年，以文學所為牽頭單位，編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叢書”的巨大工程正式啟動，原計劃陸續出版二百種涉及現代文學運動論爭和社團的資料，有六十多所院校的四百余名學者共襄盛舉。不幸的是，主持者馬良春于1990年10月病逝，加上其他種種原因，這項工程并未達到預期目標。

臺灣政壇也風云變幻。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嚴令”，直到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在這38年又56天當中，魯迅作品被禁，臺灣出現了魯迅文化遺產的斷層期。但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由于報章雜志反魯的聲音甚囂塵上，反而增添了讀者對魯迅著作的好奇和興趣。20世紀80年代初期，魯迅的著作已經成為了臺灣的地下出版物。“解嚴”之后，更有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在臺灣傳播。所以，臺灣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一誕生，就成為了歷史的產兒。完全可以說，經香港學者斡旋，兩岸三地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在上海聚首，確實是天時地利人和。

我跟秦先生此前雖未謀面，但他的大名我是知道的。我于1976年入職魯迅研究室，當時單位經特批可訂閱幾份海外報刊，其中就有臺灣劉紹唐先生創辦的《傳記文學》。在這份刊物上，我讀到了秦先生發表的作家小傳：《朱自清》《夏丏尊》《劉大白》《朱湘》《耿濟之》《王統照》《孫伏園》《黃廬隱》《易君左》《謝六逸》《周作人》《李劼人》《滕固》等。當時我很詫異：在國民黨文禁嚴苛的臺灣，居然還有人系統研究文學研究會的作家群！

我跟秦先生的私人交往始于1989年。當年8月16日，秦先生在陳子善陪同下從上海飛抵北京，同行有臺灣志文出版社社長張清吉及其長子張顯榮，臺灣聯經出版社編輯吳興文，法國文學翻譯家、詩人莫渝，東吳大學教授王國良。到京后，莫渝忙著拜訪研究法國文學的同行柳鳴九，張社長父子忙著聯系解決兩岸的版權問題。王教授研究志怪小說，學術交流對象主要是南開大學的李劍國。秦先生和吳興文的興趣是買書。我素不藏書，當年一家三代五口入不敷出，所以只抄書不買書。但我有好幾位學生分配在北京琉璃廠賣舊書和古幣，對于海王村中國書店可謂是輕車熟路，所以自然就成了義務導購。那時古舊書店顧客不多，貨源充足，上架的書均無定價，待顧客擇定后，再由兩位老師傅隨手標價。秦先生的采購目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舊版本，尤其是詩歌；子善則常陪著吳先生蹲在外文書架前，一本一本地翻閱著那些精裝本的扉頁和封底。我連英文字母都認不全，不知他們究竟在干什么。中午時分則在附近吃頓便飯，飯后接著挑書。不過再回書店，往往發現原先的標簽有微調，當然是有增無減。不過買主明知如此，也并不計較。就這樣，秦先生幾天下來就買了上千本現代善本珍笈。后來才知道吳先生的興趣是在挑選藏書票。此行之后，吳先生真的就成了“海峽兩岸藏書票第一人”。

同年秋冬之際，我第一次赴臺灣，名義上是“探親”，主要內容是文化交流，其中的安排者首推秦先生。說“探親”，因為我生父確在臺灣，但我跟母親被他遺棄了48年，不可能真有什么親情。此后我又以不同名義于1990年至2008年赴臺，總共6次，但我沒有在生父家里住過一晚。通過秦先生跟其朋友的安排，我在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幾乎所有臺灣知名大學宣講魯迅，秉持的仍然是我在大陸一貫的學術立場和觀點，沒有出于其他考慮而曲意迎合接待方。我有一篇講演記錄稿，題為“關于評價魯迅的若干問題”，公開發表在1993年3月臺灣出版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卷第1期，即可作為憑證。臺灣文學研究者徐紀陽在《魯迅臺灣傳播的史料整理與研究》一書中說：“陳漱渝的赴臺更引發了一輪介紹大陸魯迅歷史和現狀的熱潮。”（上冊，第13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同時，秦先生在1988年之后，也5次回大陸參加有關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魯迅研究月刊》《海南大學學報》《海南師院學報》《華文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文章，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朱湘情書全集》等。

除了得到秦先生本人的幫助，我還得到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其他文友的關愛：通過在“央圖”工作的張錦郎先生的關系，我在臺灣讀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共旅歐支部和中國共青團旅歐支部的油印刊物《赤光》，其中有周恩來的幾十篇佚文，鄧小平是編者、刻印者之一。這套罕見的刊物是任卓宣捐贈的。通過女作家應鳳凰的介紹，我在臺灣天元出版社出版了《魯迅語錄》（四卷本），當時魯迅著作剛剛開禁，這類書籍對于在臺灣讀者中普及魯迅當然是有益的。通過當代文學研究家、出版家陳信元的關系，我在業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青少年魯迅讀本》。導讀文字雖然通俗，但針對性十分明確。臺灣出版這種書應屬首次。信元兄家中收藏了大量大陸出版物或影印件，在“解嚴”前的臺灣被友人戲稱為“淪陷區”。詩人莫渝贈送了我三本臺灣光復初期楊逵、王禹農、藍明谷編注的魯迅著作。這套書通過中日文與注音字母相對照的方式，在臺灣普及了國語，起到了“去殖民化”的重要作用。這幾本書不但在中國大陸屬于孤本，在臺灣也十分罕見。東吳大學王國良教授甚至騰出了他的課時，讓我在該校講授了左聯研究史，這種事也很應傳為美談。至于吳興文的大名，更是為大陸讀者熟悉。有一年我赴臺灣從事學術交流，就是住在他朋友張慧國先生家里。此后吳興文活躍于兩岸出版界之間，他不僅個人在三聯書店出版過《我的藏書票之旅》等暢銷讀物，而且為兩岸版權交流做出了特殊貢獻。2023年6月，他因“心因性休克”猝死，終年六十六歲，令我痛惜不已。

幾十年間，我跟秦先生雖然聯系不斷，但彼此既不議時政，也很少認真探討學術問題；聊得最無顧忌的是家庭瑣事。不過彼此對對方的文章還時時關注。

我對秦先生治學的第一個印象是他主要出于興趣。當下作為專業研究人員和高校教師往往有科研任務，必須在特定時間段里完成某個課題。這種研究跟職稱評定和學術經費直接掛鉤，因而必然帶來明顯的功利性，難免產生一些粗糙的學術成果。在這種評估體制的制約下，要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是非常難的。而秦先生則不然。他十四歲開始買書，并非為了日后待價而沽。淘書撿漏不易，既需慧眼，也需運氣，所以有些收藏家將真本善本秘不示人，這并非不可理解之事。但秦先生在這方面確實大氣，他常常歡迎海內外學者去參觀他的藏書。秦先生的職務是臺灣明臺產物公司保險部的經理，從1968年3月入職，從基層干起，總共干了37年零3個月，后來又在臺灣產物保險公會水險委員會擔任了12年多的主任委員。他不但買書、藏書出于個人愛好，撰寫史料考證文章也全憑愛好。從2000年至2005年，他將苦心蒐購的藏書共分10次捐贈給了臺灣的文哲研究所，共計12000余冊，收藏單位編寫了上下兩冊《秦賢次先生贈書目錄》，于2008年8月公開出版。他的藏書還捐贈給了其他有關單位。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朋友借給他的一本罕見刊物也給捐了。

以寫作而論，秦先生的處女作發表于1965年，內容是郁達夫研究，到2024年出版《秦賢次先生訪談錄》，他寫作時間已長達59年，編著（含少量合編）近60種。但所得報酬跟所付出的精力不成比例，其中有些編著據我所知是純盡義務的。這也證明，他的學術活動主要出于愛好，并非名利之心。

秦先生治學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細致入微。漢武帝執政時，曾向董仲舒咨詢治國理念，回答是：“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資治通鑒·漢紀九》）。我理解是：重小處，重細行，重微末，才能大有所為。龐大的學術堡壘也是由無數微小的建材筑成的，率爾成章往往會因小失大。秦先生做史料研究，涉及作家、作品、版本、社團。他用力最深的是研究“少年中國學會”，花費時間最長的是研究“新月派”及其代表作家徐志摩。他在《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發表的《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訂》，涉及徐志摩生平十六個關節點和關鍵人物，如：徐志摩何時認識林徽音；張幼儀何時自國內出發，何時抵英；徐志摩請郭虞裳、俞頌華代向張君勱表示要與幼儀離婚，是在何時何地？他還對近期國內出版的有關傳記和文章進行了細讀，訂正了徐志摩從杭州省立一中畢業的時間；進北京大學預科并轉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又合并到北京大學的時間，澄清了徐志摩父親花錢替他買滬江大學成績單的訛傳。秦先生這種研究，為研究“新月派”及其代表作者提供了一磚一石，雖無轟動效應，但很堅實，能使一座學術大廈抗颶風強震。

秦先生治學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獨辟蹊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少年中國》是跟《新青年》《新潮》形成三足鼎立式的刊物。該團體的發起人有王光祈、曾琦、李大釗等，作者中有張聞天、惲代英、田漢、沈澤民、郭沫若、應修人、朱自清等。后來成員分化，分別走向了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的不同道路。該刊1919年7月創刊，1924年出至4卷12期終刊，共出48期。但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前，認真研究這一團體及其刊物的人不多。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我在臺灣《傳記文學》等報刊上讀到了秦先生研究少年中國學會的文章。事隔四十多年，這些資料不在手頭，但有兩點記憶深刻：一、他的文章援引了《王光祈先生紀念冊》等第一手資料；二、他盡全力采訪了少年中國學會在臺灣的成員，如湯元吉、陳啟天、劉泗英、雷寶華、余家菊、方東美、楊亮功、劉拓，又去香港采訪了李璜、吳俊升，獲取了大量口述史料。作為國際史學研究中的一門專門學科，口述史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后來才引起了普遍重視。所以，秦先生這方面的工作，也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此后我從事史料研究，一直走原始文獻跟口述史互為補充、互相印證的路子。

考證文化名人的活動時間，對于撰寫其年譜和傳記至關重要。比如季羨林先生有一篇影響很廣泛的文章：《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回憶1948年12月中旬胡適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校慶上滿面含笑的講演。事實上，胡適此時已從北平飛抵南京，他是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紀念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會上發表的演講，表情是痛哭失聲，內容跟季先生的回憶大相徑庭。此例說明了研究作家行程跟研究作家活動和創作關系密不可分。

秦先生所寫的《民國時期文人出國回國日期考》，是中國現代史料學領域的一篇奇文。以我有限的閱讀經驗，這類文章我還是第一次讀到。《新文學史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權威刊物，積稿甚多，篇幅有限。但作為季刊，該刊居然從2016年第一期開始分五期連載了這篇長達四五萬字的長文，不能不佩服該刊編輯的慧眼。

我之所以稱秦先生此文為“奇文”，是因為他的研究方法有原創性，那就是通過航運史料考證民國時期文人出國歸國的日期。民國時期的著名作家和學者大多有留學經歷，所以考察他的出國回國日期及交通方式，對于撰寫他們的傳記和年譜十分必要。由于文化與空間和地域有內在關聯：文化改變地域，地域影響文化，所以20世紀初海外學者正式提出了文化地理學的概念。那么，文化交通史應該可以成為文化地域學的一個分支。秦先生之所以能獨辟蹊徑，選擇了這樣一個研究視角，因為他不但熟悉文人的傳記資料，而且更因為他有37年從事水上保險工作的特別經歷，熟悉中國與英國、日本、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的航運史。所以他不但關注文人的日記、書信、游記、口述史等資料，而且系統關注了重要報紙（如《申報》）關于遠洋船舶的信息。他這篇長文考證了68位文化名人出國歸國的時間，不僅訂正了有關老舍年譜和林語堂傳記中的紕漏，而且糾正了梁實秋、徐志摩本人，劉半農、聞一多親屬文章和著作中的不準確之處，證實了陳寅恪離滬赴美留學的日期是1918年12月22日，到達舊金山的時間是1919年1月16日；徐志摩由滬赴美留學的啟程時間是1918年8月15日，不是8月14日；林語堂1936年到達美國舊金山的時間是8月28日，8月10日應是啟程日期；歐陽予倩1932年赴法國考察戲劇的時間是11月24日，而不是10月11日。這種工作，正如《新文學史料》編者在《編后記》中所說，是力圖“最大限度地逼近歷史的真實”。如果不是出于守望歷史的純正動機，僅僅是考慮個人的名利，那就不會有人做這種繁雜瑣細而并無私利可圖的工作。

史料研究有沒有立場問題、價值觀問題？這是我研讀秦先生文章后思考的一個問題。我想，準確無誤的史料是文史研究的一個基礎。用史實說話的人學術底氣足，憑空立論、故蹈玄虛的人難免心虛。但史料研究不能預設立場，理論先行。如預設一個人是叛徒，再銳意搜尋他叛變的疑點，這樣往往就會制造出冤假錯案。正確的態度是在史實的基礎上立論，這也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就是贊揚古代史官不畏強權、堅持真實記載歷史的職業操守。但對同一史實，不同人也許會進行不同的闡釋，這就牽涉到價值判斷問題。20世紀末，隨著香港地區的張愛玲熱，也引發了一部分大陸讀者對于張愛玲第一任丈夫胡蘭成的興趣。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2013年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山河歲月》，同一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閑愁萬種》《中國文學史話》。收藏界又熱捧他的書法作品。聽說還有一些出版社出于商業動機想出更多的胡蘭成作品。胡蘭成居然被人追捧為“愛情圣手”，“文學天才”，“對中國文化歷史見解深刻”。2011年，《新文學史料》第一期發表了秦先生的《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此文以胡蘭成自傳《今生今世》為底本，通過大量史料證明，胡蘭成不僅在情場是一個始亂終棄的道德敗壞之人，也歷數了他在政壇的投機經歷。就連在汪偽政府時期，也是先被汪精衛、陳璧君為首的“公館派”提攜，后又取媚于周佛海為首的“周系”，其實是個“騎墻派”。他的自傳“滿紙謊言”，自吹自擂太多，不足征信。這類史料考證文章，以史實立據，可以幫助讀者明是非、識黑白，比純粹扣帽子，隨意上綱上線的文章有說服力和科學性，令人佩服。

秦先生的學術關注重點雖不在魯迅研究，但在這方面同樣功不可沒。20世紀80年代和本世紀初，我曾兩次參與《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深知其中的艱辛。據參加此項工作的專家說，僅《魯迅日記》涉及的人物近兩千人。大部分都名不見經傳，無現成的工具書可供查閱。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即開始準備做注釋工作。我記得王士菁先生的夫人楊立平開始進行調研，印成了一個人名注釋的油印本。那當然只能視為起步。后來經過包子衍、王錫榮等學者的努力，以及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上海魯迅紀念館、北京魯迅博物館方方面面的人共襄盛舉，參與人數已無法精確統計，才達到2005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的這種水準和規模，但仍存在諸多不足。但秦先生在《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五期發表了一篇《〈魯迅日記〉中人物注釋的補正與辨識》，以一己之力，就介紹了218位人物。特別難得的是，他補充介紹了不少1949年之后去港臺的人物，提供了他們的卒年，訂正了他們的學歷。這種功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備的，僅舉兩個跟我有關的例子。

1980年，我在魯迅親屬支持下，撰寫了一部《許廣平傳》（初版書名為《許廣平的一生》）。篳路藍縷，當然有諸多不易；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的初期，書中自然也有時代局限性。但應該自責的是，我對許廣平的學歷缺乏過細的研究。我在書中的第四章寫道：“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后，北洋軍閥政府將魯迅列入了通緝的黑名單。同年七月，魯迅接受了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聘請，決定離開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去革命風暴席卷的南方。許廣平在女師大國文系畢業后，經過熟人推薦，也打算到她的母校——廣東省立師范任職。”但經秦先生考證，許廣平“1922年9月考入四年制北京女高師國文系，于1926年6月畢業。畢業時學校已由高師改為師大，但她仍是改制前的舊制高師生，因此正式學歷應是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高師部國文系畢業生；而非女師大國文系畢業生。許廣平的高師同學如馬云、陸秀珍（晶清）等均在加修二年學分后，始成為‘女師大’國文系畢業生。女師大一直到1929年才有第一屆畢業生”。依據當時女師大的檔案資料和1937年出版的《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畢業同學錄》，秦先生的考證當然是確鑿無疑的。

秦先生在魯迅研究領域還跟我有過一次愉快的合作，那就是1991年魯迅誕生110周年之際，他協助我在《魯迅研究月刊》推出了一個“魯迅在臺灣”專欄，專欄第一篇刊登的正是秦先生寫的《魯迅與臺灣青年》。魯迅1927年2月至3月的日記中有六次跟臺灣青年學生接觸的情況，但我并不了解他們之間聯系的原因，對于拜訪魯迅的臺灣學生（特別是“張死光”）卻一無所知。讀完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其中的三個原因：一、1926年底，在廣州的臺灣進步學生曾在中山大學組建一個以領導臺灣抗日活動為目標的“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次年3月改名為“廣東臺灣青年革命團”，并出版《臺灣先鋒》雜志，這些學生拜訪魯迅就是為了約稿。二、來訪人中的張秀哲翻譯了一本《國際勞動問題》，原作者是日本的淺利順次郎，魯迅為他撰寫了序言《寫在〈勞動問題〉之前》，1927年由廣州國際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此文后收入《而已集》。三、想保送四位臺灣青年轉入中山大學法科二年級，因為其時魯迅是中山大學的教務主任。最為難得的是經秦先生考證，魯迅日記中出現的“張死光”就是臺灣著名作家張深切的化名。張深切晚年在回憶錄《里程碑》中，對魯迅有較詳細的憶敘，頗有參考價值。

今年我已八十四歲，屬本命年，遇諸多不順；秦先生小我兩歲，也有八十二了，應該留下一些友誼的記錄。1992年3月，我寫了一篇《炎黃兒女情，中華文化心》，重點寫我跟他在兩岸史料研究方法的交流合作，獲中央電視臺舉辦的第四屆“海峽情”征文活動一等獎。將獎杯遞到我手上的就是海峽兩岸都敬重的老作家蕭乾。我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大陸和臺灣雖然幾番離合，幾度陰晴，但祖國統一的前景畢竟是光明的。因為民族不能長久分離，親朋不能長期隔絕，我們的心也再不能裂成兩半。我們民族的強大凝聚力，遠勝過百年榕樹那能夠切進巖脈斷層的根須。骨肉情，同胞情，文化情，這就是將海峽兩岸聯系在一起的一條浸透苦辣辛酸的血肉紐帶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