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吳宓正處在人生的低谷。在昆明西南聯大，他經濟拮據、精神疲憊，日記中充滿了“艱迫”之類的自嘆。同年1月，他接到燕京大學代校長梅貽寶的邀請，請他赴成都講學，但吳宓最初并未應允，甚至在7月還專門去信“敘不來燕京之情由”。直到8月15日，他接到陳寅恪從桂林的來信，得知寅恪“將于八月中攜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才痛感“宓在此經濟、精神種種艱迫”，遂決定赴燕京與寅恪“共事共學”。然而僅僅一天之后，他又在友人勸說下反悔，發電稱“仍決明歲來”，并在日記中自責“宓作事，急遽反復，終于蹉跎自誤。曷勝悲悒”。這段去住之間的猶豫，是理解吳宓戰時心態的一個關鍵入口。他既向往新的學術環境——尤其是能與老友陳寅恪再度聚首——又不敢輕易割斷與西南聯大的人事牽連。最終，他還是在1944年正式赴蓉，成為成都燕京大學的一員。正是在這里，他遇到了馬鑒。

馬鑒，字季明，浙江鄞縣人，家中有“一門五馬”之佳話。彼時馬鑒出任成都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比吳宓年長十一歲。在成都燕京的近三年中，馬鑒及其家人的名字在《吳宓日記》中出現的頻率遠高于任何其他同事。這并非偶然。馬鑒為吳宓提供的，遠不止是一個系主任對下屬的常規關照。從住房安排到米糧調配，從系務信任到情感慰藉，馬鑒以一種近乎家長的方式，成為了吳宓在異鄉的精神依托。1946年8月2日，當馬鑒已飛赴香港、吳宓即將離開成都之際，他在信中寫道：“惜尊府不在此，難得賓主融洩之樂耳。”這句看似平淡的話，恰恰道出了馬鑒一家在吳宓心中的位置——他把馬鑒的家當成了自己在成都的“家”。

吳宓在1946年8月2日信中回憶自己在成都的日子，用了十二個字：“初來假館，繼荷提攜，安居優渥。”這并非客套的謝辭，而是對馬鑒三年關照的真實概括。所謂“安居”，首先體現在住房上。1945年9月，吳宓因病需遷居。燕京大學最初安排他住在“婦女樓”的一間“原系西人浴室”的房間。吳宓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這間房的種種不堪：“浴盆雖可移出，而鍋爐具在，地板時有水滲出。屋頂堊半濕污，大雨必漏。……北窗正對存仁醫院樓塔之大鐘。南窗內外有傾污水之鐵斗及管。窗外院中，為諸家廚及廁，仆婢聚語。”這樣的環境，對于一位本就體弱多病的中年學者來說，幾乎是一種折磨。吳宓沒有默默忍受。他寫了一封短函給馬鑒，措辭頗為尖銳：“若燕京必以此卑濕之浴室，為禮重貴賓及名教授之地，則宓當即遷往血清廠妹丈宅中居住養病。”馬鑒的反應很快：“來云，即另設法。”最終，吳宓得以遷入三樓十六室——“高敞清潔，空氣流通，陽光充滿，而窗明幾凈，極合安居讀書”。這間房原是留給事務組主任自住的。馬鑒能夠將它調給吳宓，既說明他在校內的能量，也說明他愿為吳宓動用這種能量。

還有一些看似瑣碎的小事。1945年1月29日，吳宓記下：“鑒夫婦新購一小銅面盆贈宓，實則瓦盆滌面亦至佳也。”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成都，銅面盆是一份相當貼心的禮物。吳宓那句“實則瓦盆滌面亦至佳也”，既是自嘲，也是感動——他并不需要奢侈品，但被人惦記著的感覺，比什么都珍貴。馬鑒對吳宓的關照，還延伸到米糧這樣的生存命脈上。1944年12月，吳宓將四個月的米貼票中八月份的一張（約值六千元）贈予友人，其余三張“悉交付馬鑒先生收存”。馬鑒告訴他，燕京校中準備“全收買眾時同人之食用”“為全校囤谷，以備危亂”。吳宓愿意將自己的米票托付給馬鑒，讓馬鑒以全校的物資儲備來統籌使用——這是一種建立在高度信任之上的互助。正是在這些日常、瑣碎的照料中，吳宓在馬鑒身上找到了一種近乎父兄的依靠。

馬鑒對吳宓的信任，不僅體現在生活上，更體現在學術上。1945年9月1日，一個重要的消息傳來：“鑒命宓為燕京外文系主任。”然而吳宓力辭。他在日記中寫道：“宓力辭，未允。……于是宓只得力疾作長函上鑒，陳說宓不能且不愿為外文系主任之理由，以去就辭之。”吳宓深知自己不善行政，曾多次在日記中批評自己“作事急遽反復”。最終馬鑒讓步，“宓受命為燕京外文系教授”。

不過，馬鑒并未放棄讓吳宓在燕京發揮更大作用的念頭。1945年4月2日，他提出了一個頗具創意的方案：燕京下學年聘吳宓一年，但允許他“集中加倍授課，居此半年，馀在武大”；同時希望朱光潛也來燕京任教半年，“二人各屬一校，兼授兩校之課，同得兩校之薪津。每半年互換”。這個方案打破了校際壁壘，在今天看來仍顯得超前。它既解決了吳宓需要在多校兼課以維持收入的現實問題，又為燕京引入了兩位頂尖學者。馬鑒的靈活務實，由此可見一斑。

更有意味的是，馬鑒還多次征詢吳宓對人事的意見。1945年1月3日，吳宓“向馬鑒先生推薦，允聘般為燕京國文系專任或兼任講師，授《翻譯》等課”。1月11日，王般抵達成都，吳宓“請般與高長山在閔記早餐”，隨后“般自介見馬鑒先生”。1946年4月6日，馬鑒又來“征詢《文學批評》教師”，吳宓“薦熙兼課燕京”。這些細節顯示，馬鑒將吳宓視為重要的學術伙伴，在人事安排上愿意聽取他的意見。而吳宓也樂于充當“伯樂”，為友人、學生謀求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馬鑒對吳宓的“命”與“讓”，構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他信任吳宓的學術判斷，希望他承擔更多責任；但當吳宓明確表示不愿時，他又能及時退讓。

如果說馬鑒是吳宓在成都的“家長”，那么馬鑒的女兒馬彬，則在吳宓的情感世界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評價她：“彬乃一多情而熱心之少女，其德性與風貌均甚美也。”這樣的贊美，在他的日記中極為罕見。馬彬之于吳宓，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他與毛彥文之間的“中介”。

吳宓與毛彥文的情感糾葛，是現代學術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到了成都時期，這段感情早已塵埃落定，毛彥文嫁給了熊秉老（熊希齡），但吳宓顯然并未真正放下。而馬彬，恰恰是那個愿意傾聽、并主動為他傳遞消息的人。1944年12月6日，在馬鑒家的客廳里，吳宓與馬彬有過一次長談。馬彬詳細講述了1941至1942年間在香港與許地山夫人周俟松及毛彥文同處難中的情形：“每日三餐，相攜站立成行，列隊上山，至香港大學就食屯米情形。人手執碗箸，主事者以一勺量飯菜，各給飯菜止一勺，幸免為餓殍。”她還描述了毛彥文的形象：“甚活潑，未見有老態及相，且屢衣紅衣。”更重要的是，馬彬對毛彥文的婚姻表達了同情：“昔年彥之嫁熊秉老，無非為利其財產。今彼等竟不以此區區畀彥，彥之嫁殊不值矣。”吳宓聽完之后“甚喜”。馬彬還主動寫信詢問毛彥文的近況，并將回信內容轉告吳宓。1945年1月12日，她“寫示許地山夫人住址：重慶國府路二百九十四號，周俟松女士”。1月28日，“彬謂已函許地山夫人詢彥近況”。

1946年3月21日，她更是帶來了一條重要消息：毛彥文“確曾因事來蓉一次，小住即去”，并將回北平辦香山慈幼院。她甚至勸吳宓“宜仍留清華而返北平，俾可與彥晤聚”。馬彬像一個“情感代理人”，傳遞消息、表達同情、給出建議，讓吳宓在無法與毛彥文直接聯系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一種“知情”的狀態。這種狀態，既是慰藉，也是一種溫柔的折磨。馬彬的存在，讓馬鑒的家對吳宓而言不只是一個“住處”，更是一個有溫度、有對話、有情感流動的空間。他在1946年8月2日信中寫“難得賓主融洩之樂”，這個“樂”字，很大一部分來自馬彬。

1946年，馬鑒履行與香港大學的合約，此后長居香港。吳宓在當年8月2日信中對此表達了充分的理解：“留蓉固屬得計，而鵬飛南溟尤為正圖也。”而吳宓此后先赴武漢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輾轉來到重慶，定居北碚，在西南師范學院度過了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八年。

這封信也是吳宓寫給馬鑒的最后一封長函。核心內容是代張敬（字清徽）向馬鑒求職。張敬當是吳宓在燕大的學生輩，其夫林文奎“不久將奉命往駐美國，研術空軍高深學問，需時一二年”，因此吳宓懇請馬鑒“位置張敬于香港大學任教職”，并特別說明“名義、薪資一憑尊定”。吳宓為他人求職，在日記中屢見不鮮，但這一次他是在馬鑒已經離開成都、遠在香港的情況下，專門寫一封長函來辦理此事。這說明，他對馬鑒的信任，已經達到了“可以托付人事”的程度。

1946年6月2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訪鑒夫人敘別。旋鑒來辭，明晨赴渝飛港。鑒家已悉去矣。”短短三句，沒有抒情，沒有議論，卻透著一股人去樓空的落寞。那個他幾乎每周都要去坐坐、吃飯、談天、圍爐夜話的家，那個有馬鑒、馬夫人、馬彬、馬彥、馬臨的家，空了。兩個月后，他在信中對馬鑒說：“燕京舊侶日少，樓中多見蛛網蜂窠，此亦一小滄桑矣。”

“惜尊府不在此，難得賓主融洩之樂耳。”“融洩”二字，出自《左傳·隱公元年》“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形容一家人和樂相處的情景。吳宓將“融”與“洩”連用，把自己也納入了“一家”的范疇。在馬鑒家中，他不是一個外人，而是“賓主”之間那份無需拘束、自然融洽的快樂的分享者。馬鑒給予吳宓寬厚與信任，吳宓同樣真誠回報。兩人的這段交往之所以值得書寫，是因為他們在亂世中為彼此提供了一種稀缺的東西——溫度。而這正是我們在冷峻的學術史書寫之外，同樣需要珍視的東西。

（作者為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