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6日，著名報人邵飄萍從容就義。他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為信條，從浙江高等學堂起步，以筆為劍、以文救國，用一生踐行愛國信仰與擔當。謹以此文，紀念邵飄萍烈士犧牲100周年。

北京的春天，風沙總是裹挾著歷史的塵埃。1926年的那個春天，風沙尤其凜冽，它吹過宣武門外的魏染胡同，吹過那座剛剛落成便染血的《京報》館，也吹散了一位報界宗師的生命燭火。

邵飄萍，這位以“鐵肩辣手”自勉的報人，在四十歲的盛年，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子彈擊中，倒在了天橋刑場。他的一生，如流星劃過黑暗的夜空，短暫卻璀璨。從浙江東陽的神童，到北洋政府的眼中釘，他用一支筆攪動了民國初年的政治風云。

邵飄萍

浙高求學——新聞救國理想的萌芽

光緒十二年（1886年），邵飄萍生于浙江東陽紫溪。幼年的他隨父在私塾中飽讀詩書，被譽為“神童”。然而，真正決定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1906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學堂師范科（以下簡稱“浙高”）之后。

浙高是浙江大學的前身，也是清末浙江新政下誕生的新式學堂。邵飄萍求學之際，浙江高等學堂正處于清末新政下的轉型期。學校依據《奏定高等學堂章程》辦學，設文科與理科，課程既保留了經學、人倫道德等傳統根基，又引入了西洋的歷史、地理、外國語及法政等新學內容。這種“中西兼修”的教育模式，為邵飄萍打下了廣博的學識基礎。

邵飄萍所撰《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與《新俄國之研究》

在這里，邵飄萍（當時學名邵錫康）完成了從傳統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蛻變。他在浙高師范科學習期間，“成績冠儕輩”，但他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傳統書生。

他的同窗，日后成為國民黨要員的陳布雷回憶道，邵飄萍“清才逸調，在同級中為最不守繩墨之一人”。他恃才傲物，甚至在國文課上公然批閱《西廂記》，國文老師魏友舫雖然慍怒，逐頁檢閱他的批注后也很認可他的才華，只得感嘆“諸生勿效之”。這種不羈的個性，預示了他日后在報界“筆下常帶感情”，絕不向權貴低頭的風骨。

浙高時期對邵飄萍最大的影響，在于他接觸并確立了“新聞救國”的志向。當時的浙高，在清末風云激蕩的歲月里，校園內涌動著一股獨特的“讀報熱”，學生們不僅自發開辟了“書報閱覽室”，將自購自訂的《時務報》、《清議報》及《譯書匯編》等進步刊物匯聚一堂，更在此基礎之上組織了“讀書會”。每晚八時之后，學子們在閱覽室無拘無束地交流心得、談論國事。

雖然晚清禁令森嚴，禁止學生“妄發狂言怪論”或“私充報館主筆”，但在浙高這股壓抑的風氣某種程度上遭到了抵制。“邵飄萍很早便有從事新聞事業的意向與決心，和他讀書‘浙高’是分不開的。”他進校不久，便頂風作案，開始給上海的報館充當“訪事員”（記者），投寄杭州及金華的通訊。這份“地下”工作，竟成了他職業生涯的起點。

這一時期，梁啟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報章就擺放在浙高“書報閱覽室”中，對包括邵飄萍在內的浙高學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梁啟超靈活自由不拘一格的文風和帶有極強感染力的筆鋒成為了邵飄萍模仿的楷模。他開始意識到，報紙不僅僅是記錄新聞的載體，更是開啟民智、改造社會的利器。

在浙高求學的日子里，他不僅練就了“文章寫得好”的硬功夫，更在心中埋下了通過新聞輿論來提高國民覺悟，以文章啟發民智的信念。

為了踐行理想，1908年浙江全省運動會開辦的空閑時間里，他甚至與同窗陳布雷、張任天等人，自辦了一份名為《一日報》的油印小報，擔任報紙的記者。雖然這份報紙僅出二十余期，卻是他新聞理想的第一次集體試飛，張任天先生回憶道：“邵飄萍喜歡寫稿，便外出到處采訪，連鴉片館也去。他的文章寫得既快又好，我們都很推崇他。”

畢業后，邵飄萍被聘為金華中學堂歷史、漢文教師，但1912年他辭去了穩定的教學工作赴杭州與杭辛齋合辦《漢民日報》，毅然決然地投身于那個刀光劍影的報業江湖。浙高賦予他的，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敢于打破陳規、以筆為劍的勇氣。

五四運動——直接發難人的吶喊

如果說浙江高等學堂是邵飄萍新聞理想的搖籃，那么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是他將浙高時期確立的“新聞救國”信念推向極致的歷史舞臺。這種在杭州養成的“文人論政”的剛烈性格，最終在五四的烈火中，化作了振聾發聵的吶喊。

1916年邵飄萍被《申報》聘任為駐京特派記者來到北京。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邵飄萍是這一團體的首創人與促成者，還擔任了新聞研究會的導師。

邵飄萍與蔡元培、徐寶璜共創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正是該會會員，他每周都會聆聽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深受其“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俠義、勇敢、誠實、勤勉”等新聞理念的影響。邵飄萍不僅在課堂上傳道授業，還在生活中給予毛澤東經濟上的接濟，這段師生情誼對青年毛澤東新聞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四”爆發前，邵飄萍每個星期日都會來向學生們分享采訪經驗，并在這一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向同學們傳授反帝反封建愛國思想。這些活動加強了他與愛國學生的聯系，為五四運動作了輿論、組織與思想準備。

邵飄萍與五四運動的淵源，早在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時便已種下。1915年5月，袁世凱同意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條”，邵飄萍便在《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上撰寫包括《世界強國之野心》《帝制問題與借款》等在內的200余篇社論時評反對帝制啟發國人。1919年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整個北京城仿佛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而邵飄萍，正是那個點燃導火索的人。

歷史將目光聚焦在1919年5月3日的夜晚。北大三院的大禮堂內，一千多名來自北大、高師、工專等校的學生代表擠滿了會場。會議開始后，邵飄萍首先登臺演講。據北大學生回憶，在演講的最后邵飄萍激動地說：“現在民族命運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這一席話，如驚雷般炸響。

次日上午在堂子胡同法政專門學校舉辦的午前籌會上也有邵飄萍的身影，他與另一位記者一起向聚集的學生報告了巴黎和會的經過與我國的外交情勢。這是對即將爆發的五四運動的最后醞釀，下午1點左右，3000多名學生便在天安門前匯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五四運動爆發后，邵飄萍與他創辦的《京報》成為運動最堅定的輿論陣地。因《京報》敢于針砭時弊、揭露軍閥政府的賣國罪行，引起反動軍閥驚恐和仇恨，8月?，北洋政府安福系軍閥查封《京報》，邵飄萍被迫流亡日本。1920年，他回到北京，在魏染胡同重建《京報》館，使這份報紙在新址復刊。復刊后的《京報》繼續秉持新聞正義，在短短兩個月內，他發表了四十余篇署名文章聲援學生及社會各界的反帝愛國運動，同時嚴厲抨擊鎮壓運動的反動政府。

浙江東陽邵飄萍生平事跡展廳

從浙江高等學堂立志“新聞救國”的熱血青年，到北大禮堂點燃五四火炬的導師，邵飄萍完成了其新聞生涯中最關鍵的一次跨越。他以筆為劍，以身為炬，證明了輿論的力量不僅能針砭時弊，更能為改寫民族的命運而注入強大力量。

國民革命——“殉道者”

五四之后，邵飄萍并未止步。隨著蘇俄十月革命的炮聲，他的思想發生了劇烈的轉向。1925年春，經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邵飄萍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特殊的秘密黨員。他借助記者的特殊身份，為黨組織獲取大量重要信息，《京報》也成為黨的宣傳輿論陣地。他在這一時期的政治立場已與國民革命緊密相連。

在國民革命的洪流中，邵飄萍成為了北方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他利用《京報》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并積極促成《中俄懸案大綱協定》的簽訂與中蘇建交。1924年，他贈送給蘇聯大使加拉罕“精神可師”的錦幛，這彰顯了他聯蘇反帝的決心，使他受到北洋政府與其他外國公使的嫉恨。

他不僅是言論的巨人，更是行動的先鋒。在“五卅運動”中，《京報》連續宣傳兩個多月運動進展，旗幟鮮明地站在人民一邊。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京報》迅速介入。邵飄萍急赴各地采訪，在隨后的12天內刊登各種消息、評論、通電、文章等110余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他連夜撰寫檄文《誅人類之蟊賊》《可謂強有力之政府矣》等，痛斥段祺瑞是“人類之蟊賊”，警告軍閥的暴行終有血債血償的一天。

正是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1926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率軍進入北京。邵飄萍被列入了第一批通緝名單。他在被捕就義前曾發表《啟事》，以反語自嘲，列舉了自己“五大罪狀”：反對段祺瑞、主張法律追究屠殺民眾的兇手、希望取消不平等條約、承認國民軍紀律不錯、批評章士釗。這實際上是他在白色恐怖下，最后一次向世人宣告他的政治立場。

4月24日，邵飄萍被捕，張作霖未經審判便處他死刑。4月26日4時3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從容就義。由于是特殊黨員，單線聯系，犧牲后的邵飄萍中共黨員身份長期未能得到確認。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組建字[1986]103號文件，正式認定邵飄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這位犧牲60年的革命烈士明確了黨員身份。

認定邵飄萍中共黨員身份的證明信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邵飄萍犧牲了，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卻并未隨風而逝。他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新聞風骨，用生命踐行“新聞救國”理想；以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立場，始終站在反帝愛國前沿；更以秘密黨員的堅定信仰，詮釋了“以身殉道”的革命氣節；他以筆為槍，針砭時弊，對丑惡現象進行無情的抨擊鞭撻，被馮玉祥贊為“飄萍一支筆，抵過十萬軍”。他的精神遺產跨越百年，既是中國新聞業的茫茫燈塔，也是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的永恒寫照。

邵飄萍被難紀念刊

回望他的一生，浙高求學渲染了他生命的底色。在這里，他從梁啟超的文章中學會了文字的藝術，從反清的思潮中汲取了革命的勇氣。浙高磨礪他“不守繩墨”的進取精神，最終演變成了他在《京報》館懸掛的那幅名聯——“鐵肩辣手”。

邵飄萍不是躲在書齋里的學者，而是沖在街頭的戰士。無論是五四的吶喊，還是國民革命時的沖鋒，他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始終站在反帝愛國民眾的身邊。

今天，當我們翻閱泛黃的《京報》影印本，依然能感受到創辦人邵飄萍那股穿越時空的熱血氣度。邵飄萍用他的生命證明了：在那個黑暗的年代，總需要有人舉起火把，哪怕這火把最終會燃燒了自己，或者最終也會被狂風吹滅。

邵飄萍與《京報》

毛澤東曾先后兩次深情回憶：1936年在陜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他評價邵飄萍是“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晚年仍銘記師恩，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這位用生命踐行“鐵肩辣手”的報人，不僅照亮了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更化身成為精神火種點燃了一代青年的理想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