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須計算，我也清清楚楚知道富仁兄辭世已經快十年了。無論從什么角度考慮，我都必須寫點什么寄托心底的哀思了。

初識富仁

我第一次聽到王富仁這個名字，還是1981年暑假山東省魯迅研究會在青島舉辦的“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會間，先師薛綏之先生滿懷深意地告訴我：你要十分注意“王富仁”這個名字，此人絕非“池中物”。我從此牢牢記住了這個名字，知道他長我一歲，196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外文系，1970年任教于聊城四中……但卻一直沒有看到他的文章。1984年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經樊駿先生約稿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被學界認定為中國魯迅研究的劃時代之作。同時，他作為1976年后中國培養的第一位現代文學博士的喜訊，迅速傳遍全國。現代文學界的同仁們幾乎都同時感覺，一顆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了。

此后，我每去北京，只要時間允許，總要去北京師大富仁兄宿舍探望。從此熟悉了他那洋溢著濃烈煙草氣息的書房的氛圍。嫂夫人趙老師，戴一副圓圓的眼鏡，無可奈何地解釋：不讓他抽煙，就是不讓他活命！連他導師李何林先生專門寫的“請不要讓王富仁同志吸煙”的字條，也毫無作用！我還看到他的座椅周圍，竟然是一圈團成紙卷的稿紙。趙老師說，他就這毛病：一頁稿紙發現一處不滿意的地方，立馬卷起扔掉，再寫，再扔……看著書房窗口好幾個大馬力抽油煙機，看看富仁兄那滿手滿口黃黃的煙漬，我終于明白他那些煌煌大作，是怎樣用生命換來的！

送別恩師

薛綏之先生1984年6月從聊城師范學院副院長任上調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兼任《文史哲》編委、山東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喜訊傳來，弟子們無不額手稱慶！除去為恩師終于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可以更好地從事魯迅研究外，大家更高興的是老人家終于結束了從1975年開始的獨身生活，與妻子、兒子、孫子團聚一堂，開始過正常人家的生活。

不過命運還是過于殘酷，1985年1月15日晚，薛師突因急性心梗辭世，享年63歲。

我輾轉得知消息后即刻趕往濟南，在山東大學招待所見到先我來到的富仁兄，上海社科院的包子衍兄，以及薛師在聊城培養的幾位研究生。漫天陰霾壓得我輩呼吸極其困難，誰都不知道說什么合適！還是富仁兄慢慢開口，說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都是薛老師的后人！老師走了，但老師的事業還在，把老師的魯迅研究事業發揚光大，才是我們紀念老師最好的方式……最后大家一致決定先出一本老師的紀念集，邀請有關學者撰稿的任務主要由富仁承擔，編輯出版的事宜，由聊城師院的學子負責。

青島重逢

1987年末，我奉調到創辦伊始的青島大學。時任中文系主任的業師馮光廉先生，殫精竭慮，一心一意要把我們這新生的中文系辦成可以與省內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山東師大中文系等并駕齊驅、互補相生的學術高地。聘請北京著名學者移駕講學，就是“開系”大作之一。

最先被鄭重邀請來的吳福輝、藍棣之、王富仁等北京學者，和我一樣都住在長汀路1號青島大學宿舍院74號樓的招待所里。白天他們給中文系“把脈”，提出進一步發展建設的可行性方案，特別是怎樣加強與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及學術機構的聯系，如何參與國家級學術活動特別是學術會議等。不但一一具體分析，而且自愿承擔為我們做聯系中介的任務——作為朋友，他們真的是盡職盡責了。晚間，每人一場學術講座。吳福輝講的是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富仁自然還是講魯迅與魯迅小說。藍棣之的講題新穎，是從病態人格的視角，重新解析現代文學作品與作家，例如《駱駝祥子》中的某人，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人，直聽得中文系和非中文系的學生從目瞪口呆到交頭接耳！

吳福輝是1939年生，藍棣之是1940年生，王富仁是1941年生，依次比我大三、二、一歲。雖然那時他們還沒有后來的名氣那么大，但也都已經名噪京華，堪稱大咖。我比他們上學、工作都早得多，但因為學養平庸，資質卑微，所以不敢妄自尊大到與之稱兄道弟。但王富仁兄，因為都受到過薛綏之先生的恩惠與提攜，所以關系似乎更貼近一些。

晚間我不回宿舍，就與富仁兄對床而眠，自然少不了東拉西扯。說的事體，大部分記不清了。只記得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故鄉的往事。有一夜說他從外文系畢業后到故鄉的一所公社中學教語文，根本就不會呀！一到周末，他們一幫單身青年教師，就聚在一起喝那種劣質的白酒，圍著一盆豬頭肉拌黃瓜，雞來啄狗來舔都不管，喝吐了回來再喝，喝完了再去吐……一邊說還一邊笑，那笑容比哭都難看。我說咱不說這些，來點開心的吧？他就說聽說老家有位老干部被斗了，命令他交代罪行。他“坦白”說曾經扣過張莊大隊的口糧。那不行，要說大的！他說還拔過李村小隊的白旗。不行，不準避重就輕，說大的！他說我可說大的了，你們別害怕！主持批斗會的頭頭兒把桌子使勁一拍說，就怕你不坦白大的，說！他于是“坦白”大的了：日本鬼子進中國，是我勾引來的，唐山大地震，是我鼓搗出來的，這不，前兒個半夜三更，我還和美帝蘇修合計著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還沒有說完，我們倆就笑得前仰后合，腦袋碰得墻皮咚咚響。不一會兒，隔壁客人敲著門提意見：怎么了，幾點了？還讓不讓人睡覺？……

藍棣之先生不知怎么想的，北京什么商品沒有，偏要在這荒僻的海邊給孩子買鞋。回去后寫信告訴我們，那雙產自南方某省的新款運動鞋，只穿了不到一周，鞋底就齊刷刷斷裂了，薄薄的皮子里邊幾乎全是紙殼！

他太忙了

最后一次見到富仁兄，是他從北京師大調到汕頭大學以后。他在那遙遠的南國，組織了一個高水平的學術會議，給我也發了會議通知。我趕到汕頭大學報到后，立馬找到富仁兄的新居：這里寬敞明亮多了，大廳里沒有卷煙的氣息。富仁兄不在家，嫂夫人趙老師還是戴一副圓圓的眼鏡，身邊一條小狗。她慢條斯理地說王富仁太忙了，連飯也顧不上回家吃。

開會時，我見富仁兄確實忙：會議中他在主席臺上，我在后排，他看不見我。休會時他被里三層外三層的學者包圍得水泄不通，提問的、照相的、錄音的，年輕人居多。我想不出合適的理由靠近。就餐時，我以為總可以“偶遇”吧，但卻總是沒有這種福氣。會議結束了，我去他的新居告別，還是只有嫂夫人和一條小狗坐在過于闊大的客廳里。

回到青島，但汕頭的印象太強烈，一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富仁兄的正裝西服領帶，非常可體，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皺皺巴巴。面對那種方式的“圍獵”，從容應對，笑容可掬，有條不紊，毫無怯意。我開始越來越深地感悟到薛師絕非“池中物”的預言，是何等準確！

我和富仁兄的人生軌跡幾乎完全不同。他讀的是外文系，所以既能撰寫《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又能構筑《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這樣的煌煌大作，我則只能從中國神話故事傳說中尋找《野草》的根系來自何方。他是1976年以后中國第一位現代文學博士，我的唯一學歷就是“大本”……但把我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聯絡在一起的紐帶，我以為就是先師薛綏之先生以身殉之的魯迅研究。在這個領域，自然有成就高低、影響大小的區別，但對魯迅和魯迅精神的崇仰，則是可以相通、可以互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