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生于福建仙游，畢業于北京大學，文學碩士、歷史學學士。現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入選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著有理論專著《文藝創作與國家形象》《非虛構文學論》，報告文學《國家書房》《夢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春風化雨》《震后災區紀行》《你也可以這么好》，傳記《世紀知交——巴金與冰心》《徐光憲的故事》等，校訂古籍《明心寶鑒》等。多次任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評委；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人口文化獎、莊重文文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抗震救災特別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冰心兒童圖書獎等。

現實主義文學是對現實的一種藝術化表現。今天的現實當然不同于古代、近代或現代，也不同于建國初期乃至于改革開放初期，不同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之初。討論現實主義，不能脫離時代和社會生活的大語境，不能脫離我們對于這個新時代的一些基本判斷和認識。這些判斷和認識正在逐漸成為大家和全社會的共識。譬如，關于當下社會生活的主要矛盾、運行規律及走向，關于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及趨勢的判斷。只有在這些共識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比較準確和客觀的從總體上完整把握和認識、理解這個時代以及生存于 此一時代的人們和每個個體，從而作出一種具有辨析性、闡釋性、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判斷與描述，真正建構起現實主義美學體系。

時代正在發生急劇的轉型，社會分化和階層變動不居，道德人心和精神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創作理應關注這些變化并對這些變化進行描寫和表現。而在這種描寫和表現中，要充分體現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情懷和思想。

對于現實主義文學而言，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的一個重大任務便是關注人生和社會的痛點。電影《我不是藥神》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反響，正是由于其觸痛了人們的痛點。無論是人生的痛點還是社會的痛點，都容易牽動人們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共鳴。因此，真實反映痛點的作品往往容易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譬如，關于歷史上的戰爭、地震等重大傷亡事件的敘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殺》和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錢剛的《唐山大地震》，李潔非的《胡風案中人和事》、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案件》和馮驥才的《煉獄·天堂》等紀實作品都是可貴的歷史記述，能夠引發讀者深切的共鳴。反映非典事件的楊黎光的《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徐剛的《國難》，記錄汶川特大地震的李鳴生的《震中在人心》、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等都再現災難現場，在典型環境中發現和塑造人物，展開情節細節，直逼人心人性，帶給人強烈的震撼。還有如何建明的《落淚是金》關注貧困大學生生存狀況，《爆炸現場》描寫天津大爆炸中數以百計消防員直面巨災而勇于犧牲，梅潔的《西部的傾訴》反映西部女性生存窘境，黃傳會的《我的課桌在哪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描寫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及新一代農民工生存狀況，阮梅的《世紀之痛》、方格子的《留守女人》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弋舟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彭曉玲的《空巢》描寫空巢老人困境，楊曉升的《只有一個孩子》關注失獨家庭之痛，《我是范雨素》對于一個草根者生存困境的自述……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在揭示和描寫社會的一個又一個痛點，意在引起全社會的關切并采取相應舉措。有許多作品如《落淚是金》客觀上也發揮了促進問題解決、紓解痛點的作用，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紀實文學如此，小說同樣如此。李佩甫的《等等靈魂》《生命冊》等探討的是社會物質文明快速發展背景下人們的道德靈魂和精神世界相對滯后的相互對立的矛盾問題。蘇童的《黃雀記》表現的一個主題是靈魂的遺失與重尋，閻真的《活著之上》則探析超越物質欲望和生活層面的精神生存、精神世界的可能，對現實蕓蕓眾生的生存狀態進行了反思。這些顯然是當下社會的巨大痛點，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文精神領域最值得深刻反思的一個深刻主題。

關注個人和社會的痛點其實就是關注時代變革與個人的關系和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也是直面時代和生活的寫作。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社會的巨變，必然投射在人心人情和世道世情之上。從社會的貧富分化到階層的固化僵化、流動性差，從城鄉差異、工農差別、地區不平衡，總體上的繁榮發展態勢到各地各階層族別之間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并由此導致人心的失衡扭曲、人性的變異物化等，再到每個個體身上遍體鱗傷的傷痕與痛楚。所有這些，可能都是發展變革所帶來的，同時也是發展變革所必須承擔的或付出的成本與代價。這也正是所謂的發展轉型期的陣痛。絕大多數人，甚至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感受到變革時代對于自己的身心壓力，感受到自身心靈和精神上的創傷與疼痛。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時代，去尋求身心的平衡平和與和諧，本身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現實主義文學正是要以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或人性光芒觀照這些處于“苦海”之中的人們，不僅僅揭示疼痛、描寫痛點，更須提升與飛翔，超越這些疼痛與痛點，發現人性的人文的人道的光輝，從而指給人一條超度之徑或擺渡之舟，讓人看到溫暖，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看到未來就在前方，讓人有信念有信仰，能夠在“苦難”煉獄一般的煎熬中感受到一種精神力量的支撐，感受到一種跳出紛呈庸常生活之偉力。

因此，關注和表現痛點實質上是一種人文關懷。變革期的現實主義創作須是一種情懷寫作。對于創作主體的作家而言，他應該有一種情懷與愿景，希望以自己的創作帶給人溫暖和希望，希望在創作中貫徹人文人性關懷，希望用沾滿煙火味的接地氣的創作，傳達一種堅定的信念，帶給人們一種可能，產生一種振奮人心、超度人性的力量。作家應該是一群悲天憫人之士。世間的一切困厄、人類的所有痛點都應該在他的視野之內，他須懷有一顆度人自度之心，讓作品成為撫慰人心、滋潤人性的營養品，在人們滿目瘡痍的身心上涂抹上一層溫潤的、清新的藥劑。

由此可見，現實主義創作走到了今天，其一大功能正在于參與時代和社會的道德精神重建。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更加凸顯了全社會道德精神建設的滯后與不適應。處理好精神生活方面的快與慢的關系，耐心地等等靈魂，等等精神，成為作家們始終關注和思考的時代命題。物質文明的闊步前行已然將精神文明、道德文明遠遠地甩在了身后。在每逢國有災厄之際，人們更能深切體會到道德和精神的滯后，也愈加呼喚道德精神的重建與再造。沒有精神和道德作支撐的物質文明必然像沙上筑塔水中建樓，必定根基不穩無法持久。因此，現實主義文學理應承擔起這份時代之責，將精神重建的內涵寄寓于作品之中。當今社會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歸根結底大抵能在道德和精神層面找到根源和原因。作為一種直面社會人生的文學，現實主義創作可以且理應參與時代精神和道德重建。文學具有感染人熏陶人、影響世道人心的力量。文學又是一切藝術的母本和母題。作為基礎性的文化積累和建設工作，文學應當承擔起再造世道人心、重建精神世界的職責。這，也將是凸顯和展現現實主義文學力量和作用之所在。脫離了對人性人心人情的關懷，脫離了對人生社會痛點的關注，放棄了精神建設的擔當，現實主義無疑將成為無根之飄萍和無源之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