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麗，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現任河南省文聯主席，河南省作協主席。創作小說散文詩歌兩百多萬字。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作家》等全國大型刊物，作品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選載，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曾獲《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第十五、十六屆百花獎中篇小說獎、第十屆“十月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家大型刊物獎。中篇小說《明惠的圣誕》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我始終堅持并承認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這可能跟我的經歷和寫作習慣有關系。而我對現實主義的喜愛，因為貼近基層的現實，更有了一種正相關。尤其是我掛職鍛煉那兩年，當你沉在生活的最底層，你才會真正明白一個作家的責任和使命到底意味著什么。從《掛職筆記》《劉萬福案件》到《第四十圈》，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憤怒和悲哀，會突然擊中你，讓你猝不及防而更加絕望。對于這些觸目驚心的現實，我們給不出答案，也開不出藥方——雖然那些的確都是生活中確確實實發生的故事，我也都見過當事人或者他們的親屬。當我和他們一起，陷入對歷史的追憶，把那些故事從被生活碾壓的塵埃里撿拾出來的時候，那種寫作的欲望、沖動甚或是恐懼，深深地攫住了我。沒有現實中的觸碰，根本無法帶來內心的震蕩，從而使文字產生飽滿的張力。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作家受影響最深的還是俄羅斯文學，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教育和政治需要，俄羅斯文化也曾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甚至這種影響到現在還有，而且也不僅僅存在于文學領域。俄羅斯那些燭照著我們思想和靈魂的偉大的名字，如葉賽寧、屠格涅夫、帕斯捷爾納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柴可夫斯基、列賓、普希金、魯賓斯坦，都曾經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文學和生活。不過，雖然俄羅斯作家的那種彌賽亞情結，與中國傳統文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意識是如此地契合，但又因為宗教的原因，他們比我們更有情懷。他們述說苦難和社會的不公，除了設身處地的憐憫和同情，沒有置身事外的怨懟和罵街式的暴跳如雷，更沒有那種冷冰冰的仇恨——這恰恰是我們的文化所缺少的——反而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在苦難里錘煉了信念，在打擊面前挺住了尊嚴，甚至在罪惡里升華了境界。所以俄羅斯作家們在一百多年前所遵循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即使現在對我們都有指導意義，因為他們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粗糲的現實，還有“整個原野——有縱橫的阡陌，不息的河流，巍峨的高山，和手足般的人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這也是當下展開關于現實主義大討論的意義之所在。

其實，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爭論始終沒停止過，尤其是在文學界以及批評界，也有很多人對現實主義文學持一種批評或者否定的態度。但最終，這種爭論還是在堅硬的現實面前不了了之，畢竟，即使是再先鋒的文學，也都植根在現實主義的泥土里。雖然這“現實”與那“現實”是如此的不同，但也只是看待問題的角度有異而已。其實這又涉及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就是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問題。離生活太近，作家往往會成為現實生活的代言人，這樣就會削弱作品的文學意趣；離生活太遠，也就意味著拋棄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讓寫作成為純粹的白日夢囈。當然，對于“現實”我們既不能靜止、也不能過于功利地去討論。在不同的時代，它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對文學提出不同的要求。生活是變動不居的，這看上去是常識，但是我們一旦進入對“現實”的討論時，卻常常忘記這一點，忘記隨著現實生活發生變化，我們的文學認識和觀念也難免要發生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中總結出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固然很難適應80年代生活的需求；從80年代生活中催生的現實主義觀念，自然面對今天的生活也要做出調整。所以，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探索之路，也是沒有止境、歷久彌新的。但唯一不變，或者非常難變的，是人性和文化。這也就是我們認識和尋找現實主義創作態度時最合適的路徑。

作為生活在河南的作家，對現實主義創作有著更深刻的認識，中原作家群是在全國有廣泛影響的一個創作群體。多年來，河南作家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旺盛的創作力和影響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河南作家具有關注現實的文學創作傳統。從老一代作家張一弓、李佩甫，到我們這一代的喬葉、計文君、包括我自己，基本上都是走的現實主義創作路線。胡平老師對河南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大加贊賞，他覺得這是一種大氣。他曾經在一篇評論文章里寫到：“可能源于中原文化深厚的傳統，河南作家有一種自然的大氣。與文學界的一些求新變成追求怪異的情況不同，在藝術創作中，河南作家堅持追求思想的深度、厚度，但同時也堅持同樣可貴的創新意識。河南作家對新與厚的追求是融在一起的，這種新與厚的融合表現為一種大氣。”當然，這種大氣來自于對現實的觀照和關注，河南作家對現實主義的堅守和創新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河南文學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是鄉土意識與鄉土形態。但是今天，現實與鄉土在河南作家的筆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凝固封閉的‘現實’與‘鄉土’，而是全球化視野下處于流動性開放性之中的現實與鄉土，作家們基本完成了鄉土社會的現代性或后現代性表達。值得肯定的是，在對于鄉土社會的現代表達中，河南作家沒有迎合西方漢學家與讀者對于中國的想象，他們既在現代語境中審視當下的現實，又堅持了真實性與復雜性的表達，這使河南作家在新的坐標系中能有自我穩實的立足點，后勁充足”。

總之，中國的文學創作有著悠久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新時代，如何繼續弘揚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推進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是個重大課題。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如何實現新突破，更加鮮明地反映時代生活，抒寫民族精神，展現人民風貌，讓現實主義真正成為文藝創作的主流，值得探索和思考。而《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推出“現實主義大討論”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