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葉，河南省修武縣人。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出版小說《最慢的是活著》《認罪書》《藏珠記》、散文集《深夜醒來》《走神》等作品多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北京文學獎、人民文學獎以及中國原創小說年度大獎，首屆錦繡文學獎等多個文學獎項。

一提到現實主義，我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想到柳青。

兩年前，我有機會去了一趟陜北榆林的吳堡，這是柳青的故鄉。1953年4月，柳青辭去長安縣委副書記的職務，落戶皇甫村，在這里住到了1967年初，構建了著名的柳青下鄉十四年，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經典的《創業史》第一部——很慚愧，在去吳堡之前，對于柳青，我大概只知道這些。更慚愧的是，除此之外，對于他我還有很多想當然的推斷。這次吳堡之行，顛覆了這些推斷，讓我不由得百感交集。

比如，我一直以為他很土。在那張流通最廣的標志性照片里，照片上的他穿著對襟褂子，戴著圓圓的眼鏡，很像一個鄉紳——就我個人的審美，我覺得他更像一個村會計。還有一張照片，看不清他穿的什么衣服，仍然是圓圓的眼鏡，頭上多了一頂黑氈帽，這使得他有一種接近鄉村老人的慈祥，換句話說，土得不能再土。但其實他很“洋”。他在榆林六中時，課程里有英文，他很快便能讀英文原著，成了英文學習會主席。許多英文名著，他背得滾瓜爛熟，幾十年后提起來還記憶猶新。1937年，他21歲，已經擔任《西北文化日報》副刊編輯，同年開始學習俄文。1945年，他在米脂縣呂家崄工作的時候，聽說綏德縣一個人有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去借書，頭天清晨出發，第二天天亮趕回，走了一百六十里。所以賈平凹說：“柳青骨子里是很現代的，他會外語，他閱讀量大，他身在農村，國家的事、文壇的事都清清楚楚。從《創業史》看，其結構、敘述方式、語言，受西方文學影響很大。”

比如，近幾年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為文藝界如火如荼進行的主題實踐活動，仿佛這是一項重新恢復的悠久傳統，尤其以柳青為例。這使得我每次看到“現實主義”這個詞，都會想到柳青，一直以為他當時下鄉去“深扎”應該是文藝界彼時的大潮流，但其實這只是個錯覺。像他這么做的人，并不多。他當時的長居鄉村在業內絕對是個異數。在鄉下呆的最初幾年，他沒有寫出什么像樣的東西，很有壓力，1955、1956年應當是他創作上最艱難的時期，很久沒拿出作品，眾人議論紛紛，妻子也覺得委屈，想要回到城里，兩人為此沖突激烈。省里主要領導找他談話，說寫不出來就不要寫了，回到西安“當官”，處理省作協的日常行政事務。全國作協的一次會議上，一個領導批評了他在皇甫村定居和大規模的寫作計劃，斷定他將失敗。內外交困中，他說：“我準備失敗！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敗，怎么可能？我失敗的教訓，就是我給后來者的貢獻。”

再比如，他被廣為稱道的下鄉十四年，我一直以為他對于鄉村生活的了解應該深入得不能再深了，應該和村民們日日夜夜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其實，他固然盡全力深入著鄉村生活，但同時他也刻意與之保持著分寸和距離。讓我特別意外的是—— 也許很多人都會對此感到意外—— 那十四年間，他沒有住在皇甫村里，而是先住在常寧宮，后來又搬到了中宮寺，這兩座土廟都在皇甫村外幾里遠。

他不只一次地對別人舉過這樣的例子：“我聽說有一個省里有一位青年作家，從1958年起就在一個生產隊里當社員。三年之后，他是五好社員，但卻不僅寫不出好作品來，甚至于寫不出可以發表的作品來……這位同志把自己對象化了，卻沒有按照工作的要求保持住自己的獨特性……”

據他的女兒劉可風在《柳青傳》里記載，他也很警惕和村民們之間的金錢來往。最開始常常有人找他借錢，借了這個，那個也來了。借了這個三十，借了那個四十，拿三十的人會認為自己更困難，為什么才有三十？他接受了教訓，對再來借錢的人說：“你們有困難找組織，我能給大家辦事也通過組織。這是組織的關懷，不是我個人的關懷。”

他沒有食言。面對集體，他從不吝嗇。《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后，稿費一萬六千元，他全部捐給了中共王曲人民公社委員會。他說：“農民把收獲的糧食交給國家，我也應該把自己的勞動所得交給國家。”—— 交給國家，柳青的語境里，這莊嚴端肅的四個字，如今因電影《盜墓筆記》的緣故，已經成為一個流行梗。

劉可風說：“事實證明，這是他能夠長期居住在皇甫村，不因經濟問題的糾纏影響寫作的‘重要決策’。”

他很清楚自己是干什么來的，他從沒有忘記自己是個作家。有一張照片，是他和農民們在一起的情形，題為“柳青與皇甫村人民在一塊”。他和這些人民是什么關系？毫無疑問，他愛他們。《柳青傳》中有個細節，他家的葡萄熟了，他會讓妻子馬葳用筐提著，一戶一戶送到農家。可在他們中間時，他也清醒地知道著自己。而眼明心亮的鄉親們早已在十四年的光陰里深諳柳青的赤誠，所以他涇渭分明的原則一點兒也沒有妨礙他們愛他。“文革”開始后，造反派拉著柳青回到皇甫村游街，鄉親們走過來問：“柳書記，回來了？”“柳書記身體好著不？”沒有一個人跟著喊口號，只在背后悄悄議論：“把柳書記打倒了，對黨的損失太大。”柳青回到西安進“牛棚”后，哮喘病嚴重，村里人聽說狼油可以治哮喘，專意打了狼，把油送來。所有人走的時候都說：“回咱皇甫來，都喜愿你回來。”雖然中宮寺已經片瓦不存，但是村民們說：“不要緊，咱再給你蓋幾間。”

在吳堡的柳青圖書館里，循環播放著一段錄像，情節是柳青在稻田里，跟著農民學習插稻。這部半個世紀前拍的紀錄片，主題就是展示柳青如何“深入生活”。柳青去世前幾個月時還說：“我仔細回憶了我的一生，除了拍電影拍了我勞動的鏡頭外，我一生都是實事求是的。……我說我不勞動嘛，讓人說我騙人呢。他們又讓組織反復動員。我堅持幾次，最后還是沒有扛住。”他對此后悔不迭，覺得這是自己的道德瑕疵。

柳青曾說：“每一個人都受到三個局限性：時代的局限性，也就是社會的局限性；階級的局限性，也就是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局限性；個人的局限性。這三個局限性誰也脫不開，我也不例外。”

誰都不例外。我們每個人所處的這個時代，因為種種局限，都可以是特定的歷史時期。這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現實。

寫作這么多年來，我越來越覺得，一切寫作，都和現實有關。所有人的寫作，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想到柳青的現實主義，我就想告誡自己說，現實不是描摹的紀實，不是愚蠢的頇實，而是最深的真實，和最高的誠實。

本文有多處分別引自《百年柳青—— 紀念柳青誕辰100周年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柳青紀念文集》（西安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劉可風著《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