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現實？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喏，現實嘛，不就是此刻周圍向我們呈現的一切。說著，我攤開手掌，擁抱了一下環境。但周圍我行我素，并沒有應答什么。現實，一個熟透的詞，在樹巔搖搖欲墜。為了找到正確的解釋，我們將那些率先掉落到書本里的轉喻一字排開：事實、事情、事物、事件、事態、世界、時空、現狀、境遇、生活、表象、感受、體驗、故事……從一個概念，到一束光譜，意義的幽靈進進出出。我們無非是吞下一粒粒知識小膠囊，卻沒法形成闡釋學合力，反而引發了認知的眩暈，讓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依舊渺遠而飄忽。現實從來不習慣正襟危坐，甚至連一張清晰的面孔都沒有，我們隨便去個地方，都能偷回來點叫做“現實”的空氣。

那就讓我們現實一點，拋開概念，從手頭的例子出發吧。每當開壇論法，批評家們言必稱瓦爾特·本雅明（這本身就成了一層現實），我這里也不免俗，想到了兩個與他有關的著名細節。1927年，旅居巴黎的本雅明讀到一部小說，叫做《巴黎的鄉下人》，大受觸動。有感于當時剛建成不久即被拆毀的“歌劇院拱廊街”，阿拉貢寫下了這部作品。本雅明有一句讀后感（更據此擬定了宏大的“拱廊街研究計劃”），常被后人引用：現代人的歡樂與其說是“一見鐘情”，不如說是“最后一瞥”。另一個例子發生在七年后，本雅明日復一日地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為“拱廊街計劃”摘錄引文。他的鄰座，《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作者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是一位跟他同樣亡命天涯的猶太作家。一年前，本雅明還為德布林寫過一篇重要的評論《小說的危機》，可嘆兩位英雄相見不相識，竟從未開口說過一句話。在那篇評論中，本雅明自問自答：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是什么？它是這樣一個地方，最近兩年，最為劇烈的變化都發生在那里；挖掘機和手提鉆一刻不停地工作；由于一輛接一輛的公共汽車和地下鐵，那里的地表在震顫……同樣的畫面和聲響，用來再現眼下這個全裝修時代的中國大陸，豈不更加貼切而精確？這種不斷涌向我們的液態生活，這種隨促狹、擁擠和匆遽而來的存在感，連同那個幾欲將我們吞沒和稀釋的隱蔽企圖，聯步構成了一團鼓脹而怪誕的現實感（孤懸海外二十年的詩人張棗回國定居后，印象最深的，恐怕正是來自隔壁房間的刺耳聲響）：

是你，既發明喧囂，又騎著喧囂來

救我？表象凸凹，零散，冷。

（張棗《鉆墻者和極端的傾聽之歌》）

今天，我們每個人，似乎都跟阿拉貢、德布林和張棗一樣，置身于一片感覺的地震帶上。是的，眼前這個現實在無可挽回地分裂著，不論一個人面對的是拱廊街、亞歷山大廣場，還是電鉆轟鳴的景觀中國。分裂的現實給苦弱無援的人們迎頭一擊，讓我們在接受這分裂之前，不得不做出“最后一瞥”：冷酷的建筑、凋零的村鎮、壅塞的交通、跳蕩的數字、由面具和謊言堆壘出的城市幻景……還沒等我們朝現實吐出一個煙圈，這些精致的廢墟迅速遞來一聲哀嘆。是的，時代的喧囂，曼德爾施塔姆在二十世紀初敏銳地指認出它，一個能與混雜現實相兌換的標題，讓感傷的作家殺掉天真的作家后，再結果了自己。在魯迅那里，它業已醞釀為一串成熟的轉喻：“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這圖像，儼然鋪開一副希區柯克《后窗》般的視野。這組共時的聲音拼湊成一個保存凹凸感的平面，開通無數個等待被選擇的生存頻道，若干通向毀滅的洞口。這一格一格的“聲景”（墨里·薛弗語）中，冒著每戶人家獨有的熱氣，卻再也無法匯總成鄉愁樣的人間煙火。我們共有的財產只有嘆詞，除了喧囂里灼喉的輔音，再沒有別的什么東西能在這嘈雜的人群中用來交換。

現實已然分裂，喧囂總是雙面的。我們被刺傷的同時，有種東西，像創可貼或救心丸，努力幫助人們維護著世界的統一感（“騎著喧囂來救我？”）。它渴望在“最后一瞥”中挽救些鏗鏘的破碎，比意識形態更卑微，比咒罵更篤定。在《沉默的世界》一書中，馬克斯·皮卡德記載了一個情景：“有個人從某戶人家屋前走過，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突然由窗戶降臨他的身前：他繼續前進，而隔壁人家的窗子同樣傳出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他不管走到哪兒，所到之處都是相同的音樂。這音樂遍及他所到之處。就好像人停止不動——就像不管他怎么動，卻始終站在同一個地方。也就是運動這事實被虛化。不必依存空間與時間，廣播的噪音被視若空氣般不證自明之物，隨處出現。”曾幾何時，廣播里飄出的柴可夫斯基，讓我們體會到“環球同此涼熱”的二手靜止感。在今天，這錯覺正在蔓延，直逼人的神經中樞，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我們完全可以把那位音樂家的名字替換成：整點新聞、流行音樂、走紅的廣告語、店鋪的叫賣聲、地鐵或電梯里的報站，汽車的鳴笛，甚至某熱銷手機的常用鈴聲。這些令我們百創一身的現實喧囂，演化出多少或壯烈或哀戚的文學敘事，直到零度寫作，也只是調一調語言的色溫罷了。有誰會想到，任何一種喧囂都不是簡單的直線傳播，它們在這個病態世界甫一出世，就已栽種下一劑曲折迂回的疫苗，讓現實的聆聽者不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喧囂傷害我們，同時，也將治愈我們。現實中的任何一種聲音都記錄著自身的分叉，行進在它自己的莫比烏斯帶上。兩個界面永不相交，卻混同一體，自導自演著二律背反的戲劇。聲音的脆弱間隙宣稱著兩種現實感，猶如這世間的父親話語與母親話語，從一個家庭的硬核里發出，但永不能真正融合和調停某一個多余的現實（孩子？）。本雅明感嘆道：“我們變得貧乏了。人類遺產被我們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價值押在當鋪，只為了換取‘現實’這一小塊銅板。”這命懸一線的“現實”，這剩余的“現實”，就是我們此刻的文學話語。那些被疼痛回收的聲音，也被我們的肉耳吸納，構成了人類初級的現實感。肉耳的渦形正是曲折迂回的跑道，痛的聲音在這煉獄般的游歷中，被那個看不見的本質烘烤，居然變癢了。在這種不置可否、難以言說的體驗中，疼痛迎來它的麻醉、降解和揮發，重新回歸于表象，一種發癢的世界觀正生成為高級的現實感（它再次修煉出“一見鐘情”的品格）。痛與癢，現實的兩面，從不對稱，也無法抵消。痛的力量讓現實直接與一個道德世界相連通，癢的兩難，卻記錄了人們從痛中滑移和變形的過程。這是主體冒著短路的危險，羼入現實畫卷的運動，一個聆聽者終于捕捉到了某個源于他自身、無法逃避、無法祛除的雜音。這個過程該由未來的文學去勾勒和描述。或許這種書寫已經在沉默的現代漢語（魯迅的《野草》）中悄悄啟程了：“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