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著有《文學的共和》《無情世界的感情》《千燈互照》《未眠書》等，曾獲2013年度批評家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魯迅文學獎等。

“現實”在如今日益顯示出其駁雜莫測的面孔，迅疾變幻的國際形勢、聳動視聽的社會新聞、暗潮洶涌的日常生活、迭代更新的科技、爭訟不已的觀念分歧，以及隨之而來的關于“現實”的認知困惑與焦灼……所有這一切都對既有的“現實主義”提出了疑問。

作為一種文論主張及方法概念，現實主義最初發端于19世紀上半葉，在反對浪漫主義的幻想與偽飾中取勝，經過巴爾扎克、福樓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偉大作家的創作實踐，以及泰納、恩格斯、別林斯基直至20世紀盧卡契、周揚等理論家的發展形成了一套話語定規。原本作為一個歐洲地方性概念的現實主義，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輻射到全球其他地方，與當地本土性結合后獲得了其普遍性。在中國，它同樣有一個從晚清寫實派到1930年代經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的重新闡釋，而將其核心內涵固化下來，并且成為此后現當代中國文學中具有中心位置的理論觀念和批評術語。圍繞著現實主義展開的有關真實性、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思維、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等問題，一直綿延不絕地流淌在中國文學創作、論爭與詮釋的現場。

這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史，意味著現實主義從來都不是定于一尊、凝滯不變的僵化存在，而總是因應現實語境調整、修正著自己的內涵與外延。如果說有什么“本質”沒有變，那就是“現實主義精神”，即那種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與時俱進的方式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賦形的努力，以及通過文學認識社會與生活，并嘗試介入到文化生產、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的理想主義。審美、認識與實踐，可以說構成了現實主義精神的立體三維，而這三維又必須放置在歷史、辯證和唯物的視角框架之中才得以成立。

歷史、辯證與唯物的框架，讓我們明白現實主義的多樣性來自于現實本身的多樣性。新世紀以來，現實主義在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領域的復歸，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顯然，歸來的現實主義有著對于晚近盛行了三十年的現代主義的不滿，卻又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回到文學教育體系所提供的通識印象中的現實主義。這個印象來自于特定年代背景所造成的理解：因為1930年代的反帝反殖民的特殊背景，延續與接受的是被馬克思主義改造過的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典范，那種觀念里關于現實的主流理解是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客觀世界，而主觀的、心理的以及非理性世界則處于被壓抑的狀態。這一點在新中國初期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并試圖將其中國化的歷程進一步被強化，盡管產生了以“三紅一創”、“保林青山”為代表的一系列卓有影響的作品，但在其后日益激進的烏托邦試驗中無疑因其教條化而遭受了挫敗。最終伴隨著1980年代“新時期”話語的建構，而在與現代主義的論戰中逐漸喪失了主流話語的位置。不惟中國如是，在全球范圍內，也同樣如此。

盡管如此，現實主義并沒有消失，從二十世紀80年代初期模仿、復制社會學素描式的“改革小說”到90年代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新寫實主義”和分享艱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再到新世紀的“底層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現實主義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落腳點和化身形態。將眼光放到世界文學范圍內，無論是風靡一時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還是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提出的“神奇現實主義”，或者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清醒冷峻的現實主義”，也都映現著對于現實主義的不同理解。顯然，上述的中外現實主義寫作潮流都已經經歷了現代主義的洗禮，無論是結構技巧還是美學觀念都已經迥異于19世紀。其最典型的莫過于，俄羅斯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各種現實主義變體：新現實主義、后現實主義、移變現實主義以及帶有東正教色彩的正統派——這是由于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和對本體的多樣化理解的結果，其根源不僅是文學風格、情感結構、精神理念的變革，還要追溯到現實世界中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晚期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形成、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興起。

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最終要回到對于現實的再思考。詞語、概念也許保持不變，但觀念與內涵必然面臨革新。“新時代”現實的嶄新語境無法回避信息技術、傳媒擴張、景觀社會的出現，這是一個“增強現實”“虛擬現實”與此前我們所熟知的 “感知現實”“心理現實”并存的時代。那種試圖通過歸納總結歷史規律和因果關系，進而勾勒未來世界圖景的經典現實主義，在多重現實并存的語境中必然要面臨著新的挑戰。

挑戰同時意味著契機，現實主義誕生以來產生的爭論從來就沒有斷絕過。1956年9月，秦兆陽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中指出現實主義的基本前提：“人們在文學藝術創作的整個活動中，是以無限廣闊的客觀現實為對象，為依據，為源泉，并以影響現實為目的；而它的反映現實，又不是對于現實作機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 發展與辯證的眼光才會帶來廣闊的道路，這個論斷今天來看依然沒有過時。大約同時期的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產生了關于現實主義的爭論，加洛蒂提出了“無邊的現實主義”，認為只有站在正在產生與發展的現實的立場上，才能對歷史運動有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因而就不能從以往作品得出的法則出發來判斷當下藝術作品的價值，所以對于新出現的作品不能因為不符合從司湯達到巴爾扎克、列賓、高爾基或者馬雅可夫斯基所形成的現實主義標準就將他們排斥在外，而應該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從而才能夠將“新的貢獻”同“過去的遺產”融為一體。

有什么樣的現實，就有什么樣的現實主義。晚近的文學趨勢已經表明，曾經戰勝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現代主義也已出現危機，這種危機可能從加繆、伍爾夫的心理主義對卡夫卡的背叛就開始了。如果我們認可現代主義也是表現現實的一種現實主義變體，那么重新回顧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討論依然可以汲取和發揚其有益的精神遺產。正如自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的法國作家阿拉貢所表明的，馬克思主義具有這種超越了偏狹的視野：“凡是信仰它的人，必須保證永不忘記他不僅在為那些在他周圍、而他也熟悉并與他處于同樣的生活境況中的人說話，而且在為一切無論什么樣、可能不同于他并有著自己的變化前景的人說話。”學習和運用現實主義“并不是背誦一段經文，而是能用恩格斯或馬克思的智慧去分析另一種現象”，它不是以某種文學范例的典律化排他性地對待不符合既定常規的作品，而是用寬闊的包容，同情的共理心，指向友愛、團結與浩瀚而生動的可能。

“新時代”的現實同樣提醒我們，要提防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機械的理解，而充滿辯證、能動與實踐的意識，真正直面多重現實的事實，而努力尋找為其賦形的方式。這才是現實主義精神的承傳，才能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新篇章：“當代的現實主義是神話的創造者，是史詩般的現實主義，是普羅米修斯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