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剛，1981年生于湖北，201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和理論批評研究。出版有《想像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時代的焦慮》《影像的蹤跡》《虛構的儀式》等著作多部。

小說總是在模擬現實，這一點毋庸諱言。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什么意義上模擬現實。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襲”現實，還是從現實出發，探索人性的“褶皺”，致力于文學擅長描摹的內心世界。這是小說倫理的嚴峻抉擇。

近年來，作家們對于現實的焦慮日益明顯，這集中表現在諸多以新聞素材為寫作契機的長篇小說之中。由于經驗能力的喪失和經驗的貶值，當今世界的“個人化”被壓縮到一個狹隘的生活空間之中。寫作也沉迷在一種類似新聞性的表象快意之中，淺表卻時尚的“街談巷議”與“道聽途說”成為流行。關于新聞與小說的關系，一度有人追問，“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而新聞的“大”與小說的“小”，也是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

事實上，以小說的方式為新聞事件賦形，并將其納入效果不一的藝術實踐，是中外文學極為常見的現象。司湯達的《紅與黑》便取材于一件情殺案的新聞；而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則源于一樁新聞報道的訴訟案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新聞取材本身，而在于如何為小說賦形，以文學的方式將寫作素材完美消化，達到再造現實的藝術目的，進而呈現時代精神的“幽深”。這一點在最近的幾部長篇小說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改編自周梅森同名小說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是2017年一部不可多得的“現象級”作品。作為最高檢“私人定制”的產品，該劇似乎獲得了某種特設的批判“尺度”，一種意識形態的豁免權，其“高度還原”的“尖銳性”令人驚嘆。從小說到電視劇，這顯然是一部極具現實性和嚴密可信度的作品，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對現實新聞和案件素材的選取。比如開篇那位趙德漢，其原型便是著名的“億元司長”魏鵬遠，而這位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的“事跡”早已在坊間傳得沸沸揚揚。更為可貴的是，作為一部反腐題材小說，《人民的名義》在現實主義的深度和廣度之外，文本內部許多無法縫合的裂隙，連帶著更為尖銳的社會問題，早已撐破了“主旋律”和“反腐”題材的預設。比如，趙德漢的“小官巨貪”固然是腐敗問題，但其農民的出身其實更具社會普遍性；而人們對祁同偉的同情，則恰恰是因為看到了他作為底層青年的個人奮斗史和覆亡史，這里清晰銘刻著一種時代的悲劇意義；聯系到官場生態，正面人物不凡的社會背景和行政資源等，都巧妙觸摸了時代敏感的情感結構，回應了人們最為關切的階級和個人歷史出路的問題。這是作品更具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也是更能打動人的原因所在。

李佩甫的《平原客》取材于2005年河南省副省長呂德彬的雇兇殺妻案，但小說卻并沒有簡單“抄襲”案件，照搬現實，而是通過作者一以貫之的鄉村奮斗者的墮落故事，極為熟稔地講述世情風貌和官場百態。李佩甫顯然習慣這種“鄉下人進城”的故事套路，通過小知識分子的個人奮斗，展開官場的毀滅之路。《平原客》里兩個從農村走出的官員，市級干部劉金鼎與省級干部李德林，某種程度上便是作者過往作品人物的延伸。因此，在小說“高官殺妻”的話題性背后，雖則有其刺激性的元素，小說后半部分一連串破案緝兇的動作戲便是明證，但它更多還是從文化層面來反思李德林作為鄉村奮斗者，留美歸來的博士，國家首席小麥專家，農業部專家組顧問，位高權重的副省長，究竟是如何走上腐敗的不歸之路的。如其所言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腐爛是從底部最先開始的，可以說是全民性的”，“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因而，以案件改編為契機，在觸摸社會性和時代感之余，《平原客》更多探討的還是文化構成與人物命運。

劉震云的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同樣可以牽強地歸入官場或是反腐題材小說之列，故事的尖銳性甚至讓人想到他的那部《我不是潘金蓮》。坦率而言，這部小說讀不出反腐小說酣暢淋漓的正義感，也讀不出官場小說皮里陽秋的厚黑味，卻能看到劉震云一貫的反諷與“擰巴勁”：一如《一句頂一萬句》，他還是那么“繞”。初讀《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小說里新聞時事的堆積，不免讓人想到余華那部受人詬病的《第七天》，但劉震云卻借事還魂，以簡練的筆法巧妙地將這些新聞熱點融入到人物身上，演繹出一連串的“巧合”和誤會，也順勢寫活了農家女、小官吏和大權貴。小說之中，真實事件的隱射所攜帶的現實尖銳性，批判的躲閃、迂回與延宕，以及小說的形式感所蘊藏的反諷，使得這些真實而荒誕的“中國故事”，既讓我們會心一笑，又不得不掩卷深思。

記者出身的須一瓜一向善于以新聞事件為核心來編織小說故事，眼尖的讀者可以發現，她的新作《雙眼臺風》便是以震驚中外的“呼格案”為原型的。小說以“雙眼臺風”命名，顯然暗示了兩種力量的較量，傅里安與鮑雪飛的殊死對決所掀起的反腐風暴，事關屈死者的平冤昭雪和終將來臨的遲到的正義。同樣是案件的敘寫與改編，那多的《十九年間謀殺小敘》則圍繞至今仍為懸案的“朱令案”展開。作者以奇崛縝密的構思為我們編織了一個黑暗而精彩的懸疑故事，小說也顯然超越了類型探案的邊界而直指人性的幽暗。

這些新聞和案件所留下的“現實投影”，無疑給了小說諸多啟示。這也讓人想起以賽亞·伯林在《現實感》中所分析的，“以巨大的耐心、勤奮和刻苦，我們能潛入表層以下——這點小說家比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構成卻是黏稠的特質：我們沒有碰到石墻，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每一步都更加艱難，每一次前進的努力都奪去我們繼續下去的愿望或能力。”就此而言，掘進的路途雖無比艱險，但小說以現實表象為契機，打開的卻是人性的豐富細部。這終究會超越大眾共識的庸常性，體現出作家個人發現的獨特價值，也使小說順理成章地在與社會新聞的競爭中占據上風，從而確證文學的力量。這便如人所言的，“文學的魅力發生在與現實保持一定縫隙的距離之間。真正的思想深度、有限的思想深度，也只能從那些疏離現實的瞬間透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