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湖南汨羅人。2005年畢業中山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為廣東金融學院財經與新媒體學院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多年來關注鄉村問題，曾寫作《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發2016年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非虛構作品《大地上的親人》已由理想國出版。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業余寫作隨筆，曾獲“琦君散文獎”、“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非虛構獎、《當代作家評論》年度論文獎。

歷史已多次證明，每當文學和現實呈現出疏離，作家對現實介入無力，但社會又處于大轉型時期，文學必然以粗糲的面貌出現，一次次勾連起與現實的關聯，并在事后被追認為現實主義。新時期傷痕、反思文學、上世紀80年代的新寫實主義、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直至新媒體狂歡中余溫猶在的返鄉書寫，無不演繹相同的路徑，遭受相似的命運。

相比十七年文學時期，以宏大敘事為特征的革命現實主義，以上諸多現實主義的出場，呈現出散兵游勇的潰散狀貌，并沒有醞釀出從體量、精細描摹中的寫實品格、實現對社會整體表達的作品，從未間斷的現實主義實踐，并未出色完成對社會的整體書寫和判斷。更多時候，這些作品敘述了一個人的命運，書寫了一個人的故事，但在到底如何由個人抵達群體，由群體抵達時代，由對時代的思考和判斷，檢閱中國近幾十年的現代性實踐，所呈現的復雜而本質的特征方面，始終缺乏有效的表現。方方在《這只是我的個人表達》一文中，曾以作家的感性，表達了相似的判斷，“縱觀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它仿佛從來沒有獲得一個風調雨順的氣候，以讓自己得以健康成長。它甚至幾無機會進入成熟。大半個世紀過去，無論數量或質量，它都遠不足與中國的現實相配，也遠不足與中國深厚的文學相配”。賈平凹的自述，則仿佛回答了現實主義遭遇尷尬的原因，“這個年代的寫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學作品不可能經典”。

毫無疑問，現實主義的當下癥候及困境，逼迫我們重新回到一個老命題：文學是否必須承擔一種對社會的整體判斷和追問？事實上，在個人化敘事獲得合法性以后的多年文學實踐中，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向90年代轉型后，在放逐政治烏托邦的大語境中，市場經濟公然登陸，與此相伴的是個人主義的落地生根，轉換的語境，必然塑造作家新的認知。知名如賈平凹，尚且顯示了對經典化的不自信，更多年輕的作家，在時代溫和的風吹雨打中，懷疑自己命名的能力，自覺抵擋給時代命名的沖動，也不足為奇。對時代掌握的無力，對本質主義寫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成為作家常見的面孔，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作家掩飾內心搖擺的精神資源。在市場化、個性主義、經驗敘事、日常生活合法性、現代主義、后現代性等詞語的包裹下的文學現實，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古典的困境：讀者和作家的極度疏離。文學失去對現實的回應能力，成為作家心照不宣的隱疾。無論是讀者、批評家，還是作家本人，對當下的現實主義文學，都有一種整體而真實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并不來源于對形形色色個人經驗的不滿，不來源于對作家才情的不滿，甚至不來源對作家寫作態度的不滿。但讀者的疑問：作家的寫作和我還有什么關系？卻暗示人們留意到，不滿的情緒，包蘊的是讀者對通行無阻的個人化寫作觀的質疑。對文學觀的重審，到了一個關鍵節點。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當文學喪失對社會的整體判斷，文學與時代的真實疏離時，并不會因為無數個細密的個人故事的潛滋暗長，就能填充其中的空白。

不能否認，這種情緒背后更為真實的原因，來自一個被個人化敘事遮蔽的宏大語境：隨著全球化的橫行，社會已愈來愈呈現出本質主義的特征，而我們的作家，尤其是更為年輕的作家，依然沉湎于對時代碎片化的感知中，并將碎片的表征，當做時代的唯一真實，從而卸除了寫作主體古老的使命，以致“小時代”的命名，掩蓋了大轉型的真實：社會整體性的結構依然存在，但整體性的判斷已經喪失，愿意對社會做出全面診斷的人，早已伴隨知識分子角色的鈍化，隱匿不見。落實到中國大地，在現代性實踐的快速和斷裂中，共識的消失早已成為基本的處境。

——是否需要重建對社會的整體性判斷，事實上已成為作家自我認知中，最不能回避的關鍵問題。沒有人相信，作為最能感知社會神經的敏感群體，作家可以無視個人悲歡離合以外更為重要的事實：時代的斷裂和冰山下的雪崩，正在加速進行；社會的各種矛盾、欲求、張力，人心的困惑、掙扎和無望觸目可見；社會價值觀念的放逐和失控，底層社會的生存的涌動和呼喊，精英階層因為事實上社區隔離，對此形成的觀望和漠視，這所有的一切，共同構成了轉型期豐富、駁雜的真實圖景。

而身處如此境況中的人，并不會在現代性的殘酷推進中，被吞噬掉內心最真實的情感需求和心靈慰藉。時候一到，當下的文學若不能給他們提供情感的出口，其內心奔涌的熱流，必然以文學的名義，再一次將現實主義粗糲地推向前臺，并以各種駁雜的面貌呈現出來：皮村工人寫作、余秀華、范雨素、返鄉書寫的出場，可以視為一次次隱秘而不可預測的上演。

這或許能解釋，非虛構寫作成為熱門的原因。從某種程度而言，在當下的文學版圖中，唯有非虛構接管了現實主義的精神特質。很多非虛構寫作者，毫不掩飾自己對宏大問題和群體命運的關注，不掩飾通過群體的命運，去探究更為宏闊的社會狀貌的演變，并企圖表現出當下社會的本質主義特征。

是的，再也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碎片而又整體，迷茫而又呈現出確定性的命運。我們需要在潰散的現實主義語境中，重拾宏大敘事中作家對社會整體表達的抱負，以宏闊的現實主義作品去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