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評論家、作家、書法家。出生于江蘇茅山，揚州師院中文系畢業，文學創作一級。歷任江蘇作家協會創作室副主任，江蘇電視臺《東方》文化周刊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文學選刊》主編。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小說選刊》副主編，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所教授。《王干隨筆選》(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07—2009），作品被譯為英、法、西等國文字。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王干文集》11卷。

現實主義小說最早的時候，是一位法國叫G·普朗士的反浪漫主義的批評家在1883年提出來的，當時現實主義被當作唯物主義的同義語，他說現實主義“關心的是墻上有一個是模樣的有花紋的盾，旗幟上繡的是模樣的圖案，害相思病的騎士是一種什么樣的臉色”，在普朗士看來，現實主義的意義就等于地方色彩和描寫的精確性。現實主義的概念與一位平庸小說家尚勒弗里有關，1857年他出版了一部題為《現實主義》的論文集，他的朋友迪朗蒂又辦了一份短命的刊物《現實主義》。在這些文章中，一個文學綱領就清晰可見了，就是：藝術應當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再現，作家通過細致的觀察和小心的分析研究當代的生活習俗，作家這樣做的時候應當是冷靜的、客觀的、不偏不倚的。

應該說后來的現實主義創作始終受到早期理論的影響，包括后來的最為先鋒的“新小說派”也是對“物化”傳統的回歸。只是20世紀的現實主義因為革命、戰爭、民族解放等原因，現實主義的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擴展，成為非常重要的啟蒙話語，主觀的戰斗性有時大于了客觀的描述性。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小說加強了寫實性，慢慢地消解了一些意識形態的理念，對事物和人物的描寫比之以往要空前的精細和詳盡，這種被評論家稱為“原生態”的小說觀念在新寫實作家和新生代作家那里具有較大的市場。他們刻意表現人在生活中的日常的未經理念過濾和閹割的生存狀態，展現的不是原先那種“大寫的我”的精神風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的煩惱和困境。進入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場經濟的熱潮和商業大潮的沖擊，一些作家又著重描寫人被激發起來的欲望和物質化的追求，因而又被稱之為欲望化寫作。

從原生態寫作到欲望化寫作，說明現實主義在以一種超短距離貼近生活，小說的紀實性和信息性在加強，小說的視角也擴展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往我們的小說不大注意或回避的一些生活死角也被挖掘出來，寫得栩栩如生，人的能量和欲望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這種小說在強調人的主體和人的欲望的同時，也夸大人的主體和欲望，特別是后來出現的“身體寫作”的傾向，可以說是欲望化的極致。

原生態的寫作在全息化展現生活的層次和細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寫實小說的豐富性、復雜性的同時，不高明的寫作者也將生活的瑣碎、平庸乃至無聊大量地帶入了小說，導致了小說的平面化和思想的潰瘍。而欲望化寫作在豐富人的七情六欲的同時也忽略了人的社會性，小說中的人物可以被物化、被身體化，但物化和身體化之后畢竟不是動物，至少作家應該有充分的理性來隔離這些人性的泛濫。

由個性泛濫到人性泛濫乃至性泛濫（下半身寫作），部分小說家向早期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靠攏，誘發了一些爭論。小說的充分物化和自然化，在獲取原生態最大信息的同時也慢慢地銹蝕了文學的精神鏈。文學的精神鏈不是意識形態的簡單外化，也不是單純的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文學的精神鏈是融貫在作品之中流動的血液。魯迅說過，從血管里噴出來的是血，從噴泉里噴出來的是水。過度強調原生態的小說不是沒有內核和精神鏈，而是把水當成了血液和沾粘劑，因而小說難免顯得蒼白和軟弱。

原生態小說的出現是對那些極端理念化和概念化小說的一種有力的反撥，它標志現實主義小說進入到自覺的層次，但原生態顯然不是寫實小說的最高境界，原生態是寫實小說的路徑而不是目標。原生態對解構那些過度宏大敘事造成的空洞和虛妄無疑是對癥下藥，但過度解構也易造成小說內涵的潰瘍和腹瀉，作家可以描寫一地雞毛的生活，但一地雞毛式的生活并不能讓一地雞毛式的精神來統治。

精神鏈的提出，是對當下小說的思想潰瘍癥狀的一種校正。精神鏈不是簡單的粗暴的理念和觀念，是作家融化在小說中的價值取向和情感倫理，它聯系整個作品的生活內容和全部環節，這種聯系是有機的、無痕跡的，是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無論是法國的巴爾扎克、福樓拜，還是俄國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的小說總是能夠用合適的精神鏈來銜接小說，來組合生活內容，來表達人類和人性莊嚴的主題。

因而強化小說的精神鏈，避免小說的無序和精神的缺席，能否讓小說的原生態和精神鏈有機地銜接已成為衡量一個小說家高下的試金石。老舍的小說對老北京市民的生存狀態的刻畫不能不說是細致到每根毛孔，但老舍小說里的那種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是一條特別值得珍惜的精神鏈。王安憶的《長恨歌》也是原生態寫實的代表作，但小說在展現王琦瑤的一生的過程中，有時代的印記，還有王安憶對資本主義生存哲學的批判和解構。鐵凝的新作《笨花》也是用原生態的敘述方式來寫就的小說，在敘述態度的冷靜和客觀方面，不僅達到了零度，甚至可以說是冰點，但向喜及其家族的命運的變遷，折射的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現代性”的大主題。近期石一楓的小說開始有了精神的拷問和批判的鋒芒，對深陷物欲的金錢拜物教者們冷冷地刺上了一刀。而馬金蓮的那些關于西海固底層生活的描述，以凜冽的自潔精神去映照追逐名利世俗生活的卑微。

如何將原生態和精神鏈更好地銜接起來，已成為當前寫實小說創作的一個瓶頸，也是現實主義在新的歷史情境下面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