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于當地時間10月17日去世，享年95歲。

高本漢的學生，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漢學教授和系主任，瑞典學院院士、歐洲漢學協會會長，著名漢學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深諳中國文化、精通漢語的漢學家。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榮休講座教授。馬悅然教授畢生致力于漢學研究，和中國文學譯介。

1948年他翻譯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是他關于中國文學的第一部譯作。后來又翻譯了老舍的短篇小說《普通病房》，發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將中國的古典名著《水滸傳》、《西游記》譯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等。他還翻譯了辛棄疾的大部分詩詞，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等。

馬悅然把大量中文詩歌翻譯成瑞典文，至于自己的翻譯動機，馬悅然曾說，“我不是中國人，可是我讀過相當多的中國文學著作，從上古時代到現在。每讀到一篇我非常欣賞的作品，我都希望把它譯成我自己的母語。為什么呢？因為我愿意讓我的同胞欣賞我自己欣賞的文學作品。”“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賞的中文文學作品都譯成瑞典文，可是那當然是做不到的。”馬悅然做了選擇，他經常把一個作家所寫的主要作品都翻譯成瑞典文，比如“聞一多先生的兩部詩集《死水》和《紅燭》，艾青的最主要的詩歌。北島的詩我翻譯過95%。沈從文先生和兩位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翻譯得比較多”。

作為漢學家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首先是個語言學家，他在語言學方面的興趣主要是中國方言，這也是馬悅然能說一口四川話的重要原因。在他看來，他在上古和中古漢語的音韻學、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詩律學等方面的研究，是他能進入瑞典學院的原因。但現在，中文世界首先把馬悅然看作一名中文文學作品翻譯家，他自己也非常認同這個角色，也知道這個身份的重要性，這個重要性并不是針對中國而是他自己的同胞。在馬悅然看來，他翻譯中文作品不是要給中文作家弄個文學獎，“主要任務是把中文文學介紹給我的同胞。”

馬悅然是瑞典學院里唯一精通中文的院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之一，也是瑞典國內少數能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瑞典文的譯者之一，這樣的雙重身份也讓馬悅然感到煩惱，他曾說，“因為我一發表一位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譯文，就會有人說：這個作家可能會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左）與妻子莫妮卡（中）、朋友馬悅然（右）在家中，墻上掛著一幅書法。

1985年，馬悅然進入了瑞典學院。“1985年通知我當院士的時候，我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正在北京。”馬悅然曾回憶說，“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給瑞典駐華大使打電話來找我。當時我覺得不可能吧，那個時候他們還對我說，三天內不要告訴別人，因為還要得到國王的同意。有天，我跟北島、顧城、楊煉在我一個學生家談詩，他們不停地談朦朧詩和靈魂，我和托馬斯都有點聽膩了，托馬斯先跑到外面去，我也跟著出去抽根煙，我對他說：‘我被選入瑞典學院了！’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馬斯當院士，所以我有點不好意思。但托馬斯很高興。”

馬悅然早在1980年初就已經在北京和中國詩人認識，并推薦他們。馬悅然是在1980年在北京認識北島，“但在1978年我就開始讀到北島的詩歌。1980年代初，我幾乎每年都會去北京，所以經常遇到北島，還有顧城和嚴力。”

馬悅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推介不遺余力，從詩歌到小說，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對馬悅然的努力也是一個安慰。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馬悅然和夫人陳文芬就來到中國旅行，還很低調地去了山東高密會見莫言。這一行，也是對莫言獲得諾獎的一個支持。他在2012年說，把文學獎頒給莫言，“大家意見比較一致。批評莫言的那些媒體人一本莫言的書都沒有讀過，他們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質量是什么。”“他在著作里面表現了他的政治立場。他是共產黨員，他是作協的副主席，這跟他的寫作一點關系都沒有。我看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達的對中國社會的看法，這是重要的。”

1985年，馬悅然進入了瑞典學院，一直到去世，都在為瑞典學院工作。過去一年多，瑞典學院陷入各種漩渦中，馬悅然用最后的生命維護了學院的尊嚴。對于瑞典學院這些院士，這個知識群體，馬悅然說，有一個傳統支撐這個知識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