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在其書齋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訪

馬悅然的“四川情結”

10月18日，我在網上獲悉諾貝爾文學獎18位終身評委之一，也是唯一精通漢語的著名漢學家、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先生在斯德哥爾摩逝世，享年95歲。

翌日，接到流沙河夫人吳茂華從成都打來的電話，她也剛知道這一消息，她沒有把這一消息告訴正在醫院治療的流沙河先生。她說，流沙河今已88歲，因患老慢支住入醫院，現在嗓音沙啞而無法說話。過一天，她又告訴我，流沙河還是從新聞中獲悉異國好友去世的消息，臉上顯出傷感的表情。據吳茂華說，馬悅然有很濃的“四川情結”。

馬悅然年輕時對中國特別向往，24歲的馬悅然領到瑞典大學的一筆獎學金，于1948年來到成都考察與研究四川方言。記得流沙河曾對我說過，馬悅然當時常去成都文廟后街的“一峰草堂”，與中國書畫家吳一峰和曾任重慶大學校長的陳行可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陳行可為了讓二女兒陳寧祖學習英語，請馬悅然當了女兒的外語教師。一來二去，兩個年輕人相戀了，于1950年結為夫妻。馬悅然娶了這位中國妻子之后，也自認是成都人的女婿，幾十年來他與四川的情感日益加深，他曾用中文寫下了一篇《另一種鄉愁》。2 007年11月30日，受到四川作家車輻與詩人流沙河的邀請，年已83歲的馬悅然飛赴成都，參加“吳一峰百年誕辰畫展”，可惜吳一峰本人已于1998年去世。據吳茂華回憶，他們幾個談得特別開心。后來，馬悅然與流沙河等四川作家一直保持著聯系。吳茂華說，她聽說馬悅然走時很安詳。

聽吳茂華這么一說，我眼前頓時浮現出馬悅然院士的音容笑貌，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瑞典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普通話，只聽其聲，未見其人，還以為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在講話。

初見馬悅然

1997年夏天，我由王元化先生推薦，接到瑞典外交部發來的請柬，邀請我參加第九十七屆諾貝爾獎頒獎儀式。12月2日，我從上海經法蘭克福轉機飛赴斯德哥爾摩，于12月3日凌晨見到了馬悅然院士的學生、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教授。

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夕，我參加了第九十七屆諾貝爾獎的10位獲獎者與各國記者見面招待會，還出席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達里奧·福的演講會。在這個演講會上，聽說馬悅然院士也在場，但我沒有見到他。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于下午五時在瑞典皇家音樂廳舉行，在那天會上，我第一次在18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見到馬悅然院士，感受到這個世界盛典的莊嚴隆重而又激動人心。瑞典外交部諾曼司長在會前曾接見我，并微笑對我說：“本屆諾貝爾頒獎儀式只允許50名各國記者進入大廳，其他來自世界各國的200名記者在場外觀看大屏幕電視。中國政府有兩名記者受到邀請進入會場，您是其中一位。”

如此近距離見到馬悅然院士，卻未能與他交談，甚為遺憾。12月13日，我終于接到瑞典外交部通知，馬悅然教授約我于12月14日赴他府上做客，這一消息令我興奮異常。

馬悅然的書齋

走進馬悅然院士的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高1.82米的73歲老人，他腰板挺直，頭發灰白，紅光滿面。他穿了一件白襯衫，系一條黑色的領帶，一身藍灰色西裝，十足紳士氣派。馬悅然微笑地請我在客廳內坐下，便去倒咖啡。我環視四周，這個客廳與兩個大書房相連，仿佛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有意思的是，這位瑞典老人的書櫥內有許多我早已熟悉的書，如《論語》《孟子》《詩經》《左傳》《尚書》《史記》《莊子》《荀子》等古籍，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四大中國古典小說，以及唐詩宋詞的各種版本。

我先代王元化先生向馬悅然院士致以問候，馬悅然家的墻上正掛著一幅王元化先生的書法作品，這令我感到十分親切。馬悅然向我問起王元化先生的近況，又談起了他40多年來與中國作家的交往，如老舍、沈從文、柯靈、曹辛之、葉君健、艾青、馮至等。談到當代較為年輕的作家，馬悅然對張賢亮與莫言很有好感，他說，他倆的作品正日益引起歐洲人的閱讀興趣。

我們又談到了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馬悅然院士站起來，引我走到他的書架前，取出《水滸傳》《西游記》給我，我發現這兩個外文版，是馬悅然翻譯的，他翻譯的還有幾本中國作品的英文版，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現當代文學《邊城》《綠化樹》《城南舊事》《俳句一百首》，他說：“我翻譯過老舍的小說，可惜他不幸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到80年代，他一定是諾貝爾文學獎最優秀、最有力的競爭者。”說罷，他遞過一本由他翻譯的老舍小說《普通病房》。

他還談到中國文學有悠久而深厚的歷史，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不說其他文學作品，單就唐詩宋詞與《紅樓夢》的價值，就足以讓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之林的高峰。”他又補充說，中國今天優秀的文學作品也不少，但還需要有好的翻譯家，他說他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馬悅然指著一排書說：“我組織人編寫了《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還主編《中國文學及其社會背景》等書籍，讓更多的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文化及其作品的價值。”

這位瑞典文學界的重量級人物，每天除了堅持寫作與翻譯，還堅持散步一個小時，他說，我能走得到的地方，決不坐汽車。最后送我出門時，他揮揮手說：“我要去散步了，祝你在瑞典的采訪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