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被媒體評價為“大西洋兩岸最受關注的經濟史和國際關系學者之一”。這位來自蘇格蘭的歷史學者常常另辟蹊徑，且不懼于提出“違背事實”的問題。他的《戰爭的悲憫》《羅斯柴爾德家族》《帝國》《文明》《基辛格：理想主義者》等十余部著作成為國際暢銷書。2008年，根據其作品改編的PBS系列紀錄片《貨幣崛起》獲國際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獎。2011年，其電影公司推出的首部長篇紀錄片《基辛格》獲紐約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2016年，《基辛格：理想主義者》獲美國外交關系協會阿瑟·羅斯著作獎。

弗格森執著于把一個個歷史人物、一段段歷史故事、一場場歷史戰爭還原進入曾經的那個時空，希望可以從中梳理出一條真實的脈絡。他善于將艱澀的理論演繹得深入淺出，并且相信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不僅僅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學者，而是樂于將所學付諸實踐。

近日，弗格森攜新作《廣場與高塔：網絡、階層與全球全力競爭》（中信出版集團，2020）來滬，其間接受了《文匯學人》的采訪。

關于信息革命，我們需要理解的三個要點

第一，這幾乎完全是一項基于美國的成就，盡管來自世界各地涌入硅谷的計算機科學家和降低硬件成本的亞洲制造商也做出了貢獻。其次，美國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現在仍然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優勢地位。第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優勢會轉化為巨額資金。面對這場來自美國的網絡革命，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有兩個選擇：妥協并加以監管，或者抵抗并發起競爭。歐洲人選擇了前者。想要找到歐洲本土的搜索引擎、在線零售商或者社交網絡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徒勞。

相反，中國人選擇了第二種方式：競爭。這對于美國來說有些出乎意料。如今，中國的互聯網被BAT主導。然而，這些企業絕非美國同行的翻版，每一家公司都顯示出自身的創新性——它們的綜合市值超過4730億美元，年收入超過200億美元，規模幾乎和美國同行一樣大。中國86%的互聯網用戶在使用微信，微信二維碼迅速成為覆蓋亞洲商圈的支付方式。

毋庸置疑，硅谷被排除在龐大的中國市場之外，并對此咬牙切齒。即便扎克伯格選擇用普通話接受采訪，依舊沒能扳回這一局。

去哪里找關于網絡的隱秘資料

我讀研究生時就是一個環保主義者，我還記得當時我去漢堡國家檔案館，被帶到了一個令人非常迷茫的房間：里面到處都是用皮革裝訂的厚重書籍，他們用幾乎讓人看不清的舊德國文字手寫而成，這些書組成了檔案館的目錄。他們又指引我找到了漢薩同盟古典官僚機構中各種“代表團”寫的無數報告、記錄簿和信件。我還清晰地記得自己去翻看了那些與我感興趣的時期相對應的書籍，但令我震驚的是，沒有任何一頁的內容能吸引我。這樣的痛苦持續了幾個星期，之后我終于得到了解脫：我在英國領事館的一次茶話會上有幸認識了銀行家馬克斯·沃伯格的兒子埃里克，他將我帶進一個小小的橡木鑲板房間，里面存放著沃伯格的私人文件。我當時的研究主題是：20世紀20年代早期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歷史，短短幾個小時我就意識到，沃伯格與他的人際網絡成員的通信能給我提供更多這方面的資料，甚至比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所有的文件加起來還要多。——尼爾弗格森《廣場與高塔》

對于人類歷史而言，網絡和政府同樣重要

文匯報：我們知道“網絡”這個概念很早就在您腦中盤旋了。撰寫《基辛格傳》期間，您就曾在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發表文章稱：“如果我第一冊用理想主義者這個副標題讓讀者感到驚訝，那么第二冊的副標題是不是應該用人際網絡構建者（Networker）。”并提醒人們應該留意基辛格建立與維護人際網絡的卓越才能——包括與政府成員及社會各界的人際關系的維護。而在新書《廣場與高塔》中，網絡成為貫串整部作品的靈魂。網絡為何如此重要？技術革新對于網絡有何影響？

尼爾·弗格森：我認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把太多時間花在了書寫政府組織等垂直的“等級結構”上，卻沒有給分散的、處于平行結構之中的網絡給予應有的筆墨。認真梳理一下歷史，我們會發現網絡和政府同樣重要。可是，由于沒有充分的檔案文字留下，寫“社交網絡”并沒有那么輕松，要找尋歷史上重要的社交網絡案例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歷史上的大變動往往是由一些沒留下多少記錄的非正式組織造就的。我認為，在人類最早期的歷史中，社交網絡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廣場與高塔》一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我們需要把非正式的社交網絡還原進歷史場景之中。

技術革新時刻改變著網絡的運行方式。伴隨著印刷媒體、計算機、智能電話等新的信息技術的出現，社交網絡運行的速度顯著提升。把今天，2019年與1619年相較，信息流動的速度提升了幾千倍。而如果拋掉傳播工具的演進，信息傳遞的速度僅僅提升了數十倍，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腦仍需要思考、決策的時間。

文匯報：不過，硬幣也有另外一面。技術革新在大幅度提升信息流動速度的同時，對于人們的生活是否存在消極影響？

尼爾·弗格森：人類不斷創造互聯網等新的技術，并在此基礎上打造網絡平臺。網絡平臺通過把用戶的注意力賣給廣告主賺錢。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在扭曲的狀態下運行。像臉書與谷歌，為了保持用戶的活躍度，就必須讓他們看到一些讓人感到興奮的東西，而這些能夠讓人感到興奮的東西常常充斥著假新聞和極端的觀點，而非那些波瀾不驚的真實新聞所能夠比擬的。

英國下議院議員伊薇特·庫珀就曾指出臉書沒有主動刪除一個標題為“禁止伊斯蘭教”的頁面。這是2017年的事。正如她所說：“我們需要你們做更多的事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保護民眾。”同一周，德國司法部長海科·馬斯公布了一項草案，對未能刪除“仇恨言論”或“虛假新聞”的社交網站處以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人們已經發現技術革新需要矯正的部分，只是現在做的還遠遠不夠。

技術革新在推動行業進步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公共領域。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個即時反應的網絡中，被連接在了一起。通過這個網絡，“迷失”可以比自然病毒傳播得更快。

必須強調的是，“讓全世界都參與到這個網絡中來，然后創造出一個網民的烏托邦、網絡空間人人平等”的想法從來都只是一個幻想、一個錯覺。現實是，某種程度上，全球網絡成為了各種狂熱和恐慌的傳播機器。2008年金融危機、“9·11”事件、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等等，無不發生在網絡處于上升勢頭之時，或者“基地”組織恐怖分子聚集在網絡聊天室的時候。

文匯報：您是如何取得關于網絡的歷史檔案資料的？

尼爾·弗格森：網絡的歷史檔案資料難于搜集，但并非不存在。如我在《廣場與高塔》一書中寫到的“光明會”，一個近兩個半世紀前成立于德國，試圖改變世界的秘密網絡。它因為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天使與魔鬼》而為人們所知。很多人認為“光明會”是虛構的，但事實上，它真實存在。因為在巴伐利亞確實可以找到18世紀晚期關于這個組織的記錄。

一些社交網絡確實只留下很少的記錄，尤其以那些犯罪網絡最難研究。如黑手黨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因為關于它的唯一檔案資料只有犯罪審判記錄當中的證人證言。僅有這些還是難以還原這些網絡的運作方式。

不要“把一戰、二戰呈現為海、陸、空三軍，一場場戰爭、戰役的串聯”

文匯報：在一次訪談中，您曾提到，“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和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ustings）的軍事歷史著作是刺激感官的‘戰爭色情作品’（warpornography）”。這句話該怎么理解呢？

尼爾·弗格森：我很尊敬安東尼·比弗，作為朋友，我們會對戰爭歷史研究進行爭論。我認為，如果所寫僅僅是戰爭、戰役本身，而不涉及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那么這部歷史作品就有成為“戰爭色情史”的風險。因為，這就相當于歷史學家只把最刺激的戰爭場面、戰爭故事呈現給讀者。這樣就會扭曲事實，誤導讀者，甚至會讓一些讀者把戰爭理解為“刺激”的事情，而非“糟糕”的事情。

最讓人惱火的是，有些人寫二戰，卻沒有列出任何關于主題的參考資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的作品。我寫一個歷史題目，除了戰爭、戰役本身，還會把它們還原進當時的整個社會面貌之中，告訴讀者一場戰爭的發生是整個社會動員的結果，而不是讓戰爭脫離其發生環境和土壤。我認為，沒有人可以簡單地把一戰、二戰或者任何一場現代戰爭呈現為海、陸、空三軍，一場場戰爭、戰役的串聯，因為整個人類社會都受到20世紀戰爭的影響，而不是只有那些讓人“興奮”的戰爭場面，還有“大屠殺”。這種關于歷史發出的聲音對我而言都是刺耳的。

我愿意寫那些漸漸走出了西方人記憶的歷史，比如日本侵華戰爭，因為大多數西方的戰爭歷史學家更青睞發生在歐洲戰場、或者美日之間的戰爭。

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在批評那些老舊的歷史描述方式。

文匯報：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曾表示，“弗格森的原創思想很多，他喜歡提出具有挑釁性并且往往不公正的問題”。對于這種評價，您是否認同？

尼爾·弗格森：我認為，我的歷史書寫一直是非常準確的。如果要批評一個人不準確，就要給出“不準確”的例子，而非簡單地一個判斷句了事。

長久以來，我和理查德·埃文斯之間都沒能就“歷史學家是否可以提出‘反事實’的問題、假設命題的問題”達成共識。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并且必須問出“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前就被刺身亡，歷史會是怎樣的模樣”的問題。只有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才能夠真正地了解歷史。相反，埃文斯則認為，歷史學家就是應該記錄那些發生了的事情，而非涉及那些沒有發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錯誤且愚蠢的。

事實上，我們之間的學術爭論也和政治扯上了關系。我和埃文斯之間有很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我認為，一個人在不明確任何“不準確的例子”的情況下，妄言另一個人是“不準確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不準確的。

我會繼續努力，去影響政策的制定者

文匯報：2016年，您曾和哈佛大學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聯名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呼吁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三年時間過去了，您對此的看法依舊嗎？

尼爾·弗格森：基辛格曾說，對歷史的詮釋是一個國家記憶的映照。顯而易見的是，既然美國總統已經有了經濟顧問委員會，為什么不能夠增設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呢？事實上，多年來美國政府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接連犯下錯誤，癥結便在于總統對于“以史為鑒”的忽視，這些年來伊拉克土地上所發生的就是最好的證據。2003年，當喬治·布什總統選擇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時，他似乎都沒有完全理解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區別，也不了解薩達姆政權是由少數的遜尼派領導，打壓占多數的什葉派群體。他沒有聽到警告，而這一行動可預見的后果將是一個什葉派主宰的巴格達支持中東的什葉派大本營——伊朗。

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但并沒有指望事情會完全按照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發展。但至少，我可以繼續努力去影響政策的制定者。至于我本人，我可以通過演講和寫作，告訴人們在面對當下一些棘手問題時，有哪些歷史經驗可以學習、借鑒。

我并非一定要看到“歷史顧問委員會”建立起來，但我相信，如果“歷史顧問委員會”真的建立起來，那將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文匯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杰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曾發問，“究竟是國家需要歷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需要國家”？似乎學者對于歷史學家參與國家治理的程度有不同理解。您如何理解知識分子的“責任”？

尼爾·弗格森：如果一個歷史學家認為，踐行自己的責任就是給象牙塔里的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學生授課，那么，在我看來，他對于“責任”的理解過于狹隘。我們這些研究“昨天”的人的責任不只在于告訴哈佛、牛津，或者清華的學生“從前發生些什么”，而是要面向更大范圍的公眾，面對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把歷史的經驗解釋給今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比如說，怎樣的中美關系更有利于兩國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歷史學家可以給出一些建議。

總之，歷史學家可以以“坐在講桌前教課”為己任，但勢必要有人站出來發聲，否則，“以史為鑒”恐怕只能是句空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