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康強匆匆辭世已有多月，眼前不時浮現和他交往的一些情景，最忘不了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的文字：十幾年前，施康強在《后傅雷時代》一文中說，我們這一代的法國文學翻譯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文章傳到巴黎，令我憶起上世紀60年代和他同乘火車回上海的一些對話。那時，出版界氣氛比較祥和，推出了不少外國名著，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傅雷的譯作也受大學生喜愛。施康強和我當時都是北京大學的法語系學生，他比我高三級，是有名的才子，因為都來自上海，暑假回家有幸同坐一班火車，路上聽他大擺龍門陣，我是低班的，自然只有聽他說的份兒。記得他對當時外國文學翻譯界頗多評論，說有的老先生在譯作中大段大段漏譯，有的老先生看見風景描寫就跳過去，等等。他批評的老先生也有北大的老教授，也一律不吝。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傅雷的推崇。他說，文學翻譯中的精品就是傅雷的譯作，我們恐怕一輩子都趕不上。

施康強在《后傅雷時代》一文中說，我們這一代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年齡約從50歲到70歲）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們最早接觸的法國文學作品是傅譯巴爾扎克。后來學了法文，對翻譯有興趣，對照原文精讀的往往是一部傅譯。我們折服于譯者理解的準確和表達的精當，有時我們覺得自己不是在讀一部翻譯小說，而是一位中國作家在為我們講述一個法國故事。傅雷不僅提倡，也確實達到了“化境”。他的譯文完全可以看作漢語文學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段話比起他四五十年前在火車上隨意的評論要深刻、完備多了。

在中國眾多文學翻譯家中，施康強從大學時代開始，直到他從事翻譯幾十年，都在推崇傅雷，他甚至認為，“在傅雷之后，或許有幾部譯著堪與傅譯比肩或抗衡，但是像傅雷那樣傾畢生全部精力從事文學翻譯事業，其譯文在母語中成為典范的大師，怕是很難產生了。”他不無嘲諷地指出，傅雷之后的文學翻譯迎來了空前繁榮、高手如林的盛況，也有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尷尬，許多譯本成文草率，乃至錯誤百出。造成這種局面，既有出版社的原因，也有譯者本人的素養問題。出版社為搶占市場，往往限定譯者在幾個月內完成幾十萬字。而一個優秀的文學翻譯家除了熟練把握外語和駕馭母語，還需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識儲備。當代翻譯家中不乏外語專家，但是少見通才。

施康強一輩子都在做翻譯工作，更多的是在外文出版局與中央編譯局從事中譯法的工作。學習外語的人都知道，翻譯中最為困難的便是中譯外，尤其像施康強這樣的人，一生中極少有機會在國外生活，對所譯語言缺乏直接的體驗。難怪他在晚年曾經談到他和青年譯者的一些差別時，很為痛惜自己年青時沒有機會到法國深造，到五六十歲時偶爾到巴黎也很難彌補語言上的虧缺。盡管如此，1992年我在巴黎和施康強相見時還是以朱生豪為例，著實夸獎了他一番，把他比作當代的朱生豪，雖然沒有在法國的生活經驗，依然譯出最有品味的法國文學瑰寶。如同上世紀40年代的朱生豪，從未踏出國門，只是躲在書齋里，硬是拿出十多集的莎士比亞詩劇譯作，成為享譽數十載的名篇。

二

我們今天談論施康強的翻譯，更多的是側重他的法譯中的部分，這是中國讀者會面對的。改革開放幾十年，外國文學翻譯界新人輩出，像施康強這樣教育背景的譯者漸漸淡出。但是，施康強的譯筆畢竟占領中國文學界半個世紀，仍將影響幾十年。粗略計來，施康強出版的譯著有：（清）黎庶昌《西洋雜志》（中譯法）、《薩特文論選》、巴爾扎克《都蘭趣話》、阿蘭《幸福散論》、雨果《巴黎圣母院》（合譯）、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合譯）、讓-雅克·白羅松《法郎士私記》等。

施康強曾經表示，沒有一個民族像現代中國人那樣，給了杰出的文學翻譯家那么高的榮譽，我們給名作家出文集、全集，也給名翻譯家以他們的名字出譯文集：《傅雷譯文集》《楊絳譯文集》等。還有一套中國名翻譯家自選集。這些譯家讓讀者一看就放心、就喜歡。施康強接著反問，社會如此厚愛，譯者們又是如何回報呢？一個譯者出大名，需要才情、學問、勤奮、機遇，更需要一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業精神。

做翻譯絕對需要才情、學問、勤奮和機遇，中國近百年學習外語的何止百萬千萬，真正能夠成為翻譯家的又有幾何？能夠像傅雷、錢鍾書的又有幾個？一個成名的翻譯家翻爛字典的例子實在太多，施康強的學長兼摯友羅新璋每天4點起床，苦譯3個小時才去上班的情景多次被施康強提及。

施康強從開始翻譯工作，便遵循傅雷的主張，以嚴謹的精神對待每一部作品，他從大學時代便以讀書面廣、知識精深著稱。但是，他善于利用工具書，查詢各種不同的字典、尤其是外文原文詞典，多方比較，求得最準確的中文翻譯。我記得自己在當年翻譯法國當代作家菲利普·索萊爾的小說《挑戰》時，常常因為把捏不住求教于他，都能得到很好的回答。

施康強一輩子都在勤懇筆耕，以自己的譯作實踐了他主張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業精神，在他的一些散文中也提出了翻譯的一些規則。

比如，他在《等待林琴南》一文中認為，一部中國翻譯史，是必須從林琴南寫起的。人所周知，這位畏廬先生，冷紅生，不懂任何一種外文，全靠他人口述，他用古文筆錄，潤色成書。他的文章確實漂亮，投合當時讀者的口味，所以林譯小說不脛而走。嚴復精通英文，也用古文、更古的古文譯外文，提出并奉行“信、達、雅”的三重翻譯標準。不過，他譯的都是社科名著，不能算是文學翻譯家。施康強接著說，五四后，白話文一統天下，文學翻譯有直譯、意譯兩派之爭，官司一直打到現在還打不清。最新的說法，譯家分“等值”和“再創造”兩派，視譯者的審美趣味而異，讀者也因其趣味不同而有所傾向。兩派都是嚴肅的譯家，風格有差異，談不上孰優孰劣。不過，“等值”代表翻譯的最高境界，恐怕誰也達不到。所謂等值派的譯家，實際上指的是他們比較貼近原文的形式和字面上的意義。其實，在施康強看來，不論是等值的還是再創造的翻譯，都是嚴肅的翻譯。只要嚴肅翻譯，風格可以多樣，不必求得一樣。他最痛恨的便是翻譯界中常見的“抄譯”，將現有的譯作改寫一遍，這是萬萬不可倡導的。

三

施康強從事翻譯工作幾十年，不論是中譯法還是法譯中，都是高手。可是，他為人謙和，有的翻譯內容，他不敢涉及。這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成名作《繁花》。雖然他對《繁花》很為喜愛，評價甚高，卻跟我說，他沒有能力將《繁花》譯成法文，我當時頗為愕然，心想，你馳騁譯界幾十年，從小生活在上海，后來到北京讀大學，便一直定居京城，應該對吳語京腔頗為熟悉，又精通法語幾十年，怎么就譯不了《繁花》呢？他的回答也很簡單，因為金宇澄的作品中，有許多用詞沒有辦法在法語中找到對應。如果找不到相對應的法語，便會失去《繁花》的韻味。他說，翻譯的一個最重要要素，便是盡最大可能保留原著的韻味。

施康強一輩子以翻譯為職業，但是他更喜歡別人稱呼他為散文家，而不是翻譯家，這當然和他的興趣有關。他對于自己幾十年翻譯官方文字的作為感到無奈，更愿意自由揮灑，隨意為文。

施康強很注意不同領域的翻譯，并作出簡潔點評。例如，他頗為贊賞電影界的翻譯，因為電影具有更大的市場效應，電影的名稱要抓住觀眾的心理。以前好萊塢的片子在上海公演，有關公司便會招待一些文人先期觀看，在宴席之后沐浴休息，再邀請他們分別說出片名，再張榜公布，贏得觀眾。施康強認為，諸如《魂斷藍橋》《孤星血淚》《三個火槍手》的譯名，電影翻譯家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文學翻譯家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