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初，趙麗宏老師向我推薦了左琴科的作品，1月17號，我從“多抓魚”買回左琴科《幸福的鑰匙》，譯者正是我早已熟悉的戴驄先生，于是找齊了自己手頭戴先生翻譯的所有作品放在案頭，計有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巴別爾的《紅色輕騎兵》，以及五大本的《蒲寧文集》。翻閱著這些作品，就像是與久違的老朋友交談，時常為譯本的精妙之處所打動，閱讀不單促使我揣摩原作者的構思、表達，同時在腦海里重構譯者斟酌再三的樣貌。作為一個曾經的英翻中譯者，我深知翻譯之難，翻譯需要對兩種文化的了然于胸，需要實現對兩種文字的駕馭，面對著多重的考驗，可就在2月13日我獲知，戴驄先生于2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歲，不禁愕然良久。翻看他的譯著，懷想戴先生在文學翻譯方面的貢獻，感慨良多。

戴先生身上有一種執著、耐勞的精神，他原名戴際安，戴驄是筆名，取自“青驄馬”之意。他曾說過，“青驄馬”是一種很普通、很平凡的馬，吃苦耐勞的精神令他敬佩，名字當中用了這個字，就是希望自己在能夠在文學翻譯的道路上也能發揚勤奮、吃苦的精神。事實上，戴先生一輩子勤勤懇懇，將自己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中去，以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

戴驄先生1933年出生于蘇州一個書香門第，祖父、外祖父都曾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中學時代的戴驄便經常接觸俄羅斯文學，并萌生熱愛之情，他1950年從華東軍區外語大學俄語專業畢業，后來長期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從事了一輩子的文學翻譯。戴先生翻譯的《金薔薇》《哈扎爾辭典》《騎兵軍》《阿赫瑪托娃詩選》《貴族之家》《羅亭》等，以及系統主譯的《蒲寧文集》《布爾加科夫文集》等譯著，總量達數百萬字，產生了廣泛影響。1987年的時候他為出版事業作出的貢獻曾經得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表彰，2005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他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

戴先生投身翻譯得益于廣泛深入的閱讀，“文革”時期，他偶然在出版社資料室里看到蒲寧的短篇小說《中暑》和《從舊金山來的先生》，嘆服于其細膩入微地觸及人性的寫法，寫作風格與當時能夠接觸到的許多作品迥異，遂萌生了翻譯的念頭。翻譯出自熱愛，改革開放后，隨著越來越多地閱讀世界名著和俄語名著，戴先生在比較中確立了自己的翻譯思路。他曾說只翻譯自己愿意翻譯的作品，只翻譯他引為同類作家的作品，越是那些被人家損害、忽視和蔑視過的作家，他越是要翻譯和研究，并且盡力譯好。他鐘情于蒲寧、左琴科、布爾加科夫和阿赫瑪托娃等作家作品的翻譯，就是從中看到了這些作家對人類情感的挖掘，看到了他們對人性的真正探討，作品中人類博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令他流連忘返。

俄羅斯作家蒲寧著有大量的詩歌、游記及中短篇小說,另有長篇一部，曾因“繼承俄國散文文學古典的傳統，表現出精巧的藝術方法”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戴先生鐘情于蒲寧作品的翻譯長達30年之久，他主編主譯的5卷本《蒲寧文集》，囊括了蒲寧重要的作品和唯一部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青春年華》，2005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推出。文集前有戴先生一篇全面評述蒲寧文學成就的數萬字前言，每卷之后都有他親自撰寫的“譯后瑣談”，這些評論文字縱論蒲寧在不同文學領域的創作成就、文學界評價，暢談自己的翻譯心得。他認為，蒲寧以音樂家對聲音的敏銳為其作品找到旋律感、節奏感和音樂感，從浩如煙海的詞匯中為每一篇小說選擇最動人、最富魅力的詞匯。在蒲寧筆下，人物也好，自然界的景物也好，都富于色彩感和光感，而戴先生的翻譯則在契合作品的風格方面作出了努力。他認為《阿爾謝尼耶夫的青春年華》這部長篇由藝術性的自傳、回憶錄、哲理性散文、抒情散文和以愛情為主題的小說交融而成，內容充滿人性的豐富性與情感的復雜性，是風格獨樹一幟的作品，戴先生同樣通過翻譯力圖完美呈現其美學價值與認識價值。

另一位俄羅斯作家左琴科率真而充滿挫折的一生使戴先生深深感動，他翻譯左琴科就是為了向作家“那份自己保存完整的人格”的一種獨特致敬。在翻譯過程中，戴先生時常為左琴科跌宕起伏的遭遇而熱淚盈眶。左琴科年輕時患有很嚴重的憂郁癥，一度到了身心將近崩潰的邊緣，后受巴甫洛夫神經反射學說的啟發，對自己30歲前的生活經歷逐段進行分析，最后終于找出隱藏在潛意識中的恐懼載體，《日出之前》記錄的就是他這段心路歷程。戴先生認為左琴科率先把巴甫洛夫的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引進文學創作，創立了 “科學文藝小說”。這部作品在前蘇聯很轟動，在國際上也得到公認，左琴科卻因這部作品在國內遭到不公正迫害，當局宣布他與阿赫瑪托娃為反動作家，進行全面批判，并開除作家協會會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左琴科只得靠侄子一個人的“定量”生活。命運出現轉機的時候他拒不“認錯”，在人生暮年甚至靠做皮匠過日子。左琴科在坎坷命運面前表現的完整人格和獨特性格令戴先生深深敬佩，他翻譯的時候精益求精，傾注熱情，力求完美，受到業界認可和稱贊。戴先生翻譯的巴別爾也受到大家好評，翻譯家楊向榮說，戴先生的譯文“硬朗活跳，鏗鏗鏘鏘，字字金貴，語感和生活互交相融，無情和有情兼備，真不可方物”，就是很好的例證。

戴先生工作起來很投入，很忘我，從來在寫作和生活的條件方面不講究。有段時間家里住房緊張，他就在廚房里翻譯，他說戰斗過無數次的地方——廚房間很親切，因為廚房間很溫暖，有熱水器、有煤氣灶。“灶頭是很重要的。在俄文里面，灶頭代表著家庭、代表著生活、代表著生產、代表著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對面就是飲水機。一平米見方，這逼得我盡可能少地去找參考資料，也是發揮我潛力的辦法。我真擔心，別哪天把我從廚房間拉出去，我一本書也翻不出來。”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早已經傳為翻譯界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