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愛爾蘭90后作家薩莉·魯尼，毫不含糊地撕開表象，撿回了前輩們大多認為已經過時的話題，嚴肅地提出：在當下的社會體系中，當一個在任何語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難？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在一百年前就解決的問題，是否從未消失？

當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漸長就讀不進小說”作為老于世故的標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長為主題的虛構文學便成了永恒的剛需。這種從未過時的類型在每個年代都需要尋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這個時間點上，沒有人會質問為什么這個代言人曾經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塞林格（《麥田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但是，處于“現在進行時”的薩莉·魯尼，只出版了兩個長篇小說就成為一種“現象”的薩莉·魯尼，實在是太年輕了。對于圍繞在她身邊的這些問號，她無法逃避，也無須逃避。

當然，學生時代就成為“歐陸第一辯手”的魯尼，一定也能從人們的追問中看穿整個文壇的微妙的焦慮。2015年，魯尼的小說處女作《聊天記錄》就收到七家出版社報價。對一部并非類型小說的嚴肅文學處女作而言，這并不是一件尋常事。全世界都在尋找年輕而獨特的聲音——既符合互聯網時代的典型特征，又與文學傳統產生某種意義上的承繼關系。

第一次翻開《聊天記錄》，我在輕微的不適應中，首先驚訝于魯尼的直接。她把發生在社交網絡上的對話、交鋒、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態地嵌入小說中，絲毫沒有我們這一代可能會有的心理負擔：這樣寫是不是太滿了，太形式化了，會不會失去節制？回車鍵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說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總是心情不佳，試圖尋找免費的wifi”。他們約會的時候，女人先“把一條腿舉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條腿上”，然后隨口說：“我會想念在（網上）聊天的時候碾壓你的。”一個回車鍵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會想念這一點。”

在《紐約客》的那篇關于魯尼的特寫中，作者對于《聊天記錄》中出現的“讀互聯網”（而不是在網上“隨便看看”）的說法頗為震動，覺得那才是“一個在數字語言里土生土長的人”。魯尼語言中的那份清澈、銳利、準確，與互聯網時代具有某種生理性的貼合，她的小說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網感”——她的“網感”自然生長的，滲透進對話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為邏輯。

在我看來，那篇特寫的靈魂是這樣一句話：“我們這個時代是個偉大的書信體時代，盡管沒有人全心認可這個判斷，我們的電話憑著對電話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讓文本變得無處不在。”饒有意味的是，在現代小說的早期歷史上，書信體小說曾經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國的《克拉麗莎》和法國的《危險的關系》奠定了現代小說復雜性的基礎。一旦聯想到這一點，那么《紐約客》的這個判斷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說史會在這個“新的書信體時代”里開始某種輪回嗎？魯尼會不會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現在下這樣的結論或許為時過早，但至少，我們因此獲得了一個有趣的細讀《聊天記錄》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銳利的語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魯尼避免讓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見。《聊天記錄》中的人物總是在自嘲與反詰中試圖挑開（限于人物的身份，他們常常還沒有“戳破”的勇氣和必要）消費社會的真相。文本中對于階層沖突的敏感甚至是相當老派的，以至于幾乎所有對魯尼的評論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紀的實質——畢竟，對階層、對人際關系中的權力結構懷有如此強烈的興趣，并試圖在文本中對它加以挑釁，這正是19世紀小說最重要的母題。

如果說，這樣的自覺意識在《聊天記錄》里還是多少帶著試探性的零星音符，那么到了魯尼的第二部小說《正常人》，就成了貫穿始終的回旋曲。小鎮青年康奈爾一出場就是高中的全優生，與另一個全優生瑪麗安悄悄約會，而他的母親在瑪麗安富裕的家庭里幫傭。當母親覺察到兩人的隱秘關系并提出與階層差異相關的疑慮時，康奈爾壓制住心里隱隱的憤怒，反問道：“她（瑪麗安的母親）不介意你給她家做衛生，卻不喜歡你兒子和她女兒一起玩？太搞笑了。這簡直像19世紀的觀念。”

康奈爾對“19世紀觀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們打開19世紀狄更斯的名著《遠大前程》，幾乎每一頁的關鍵詞都是“上等人”（gentlemen）——無論是對窮小子、富家女，還是律師、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個簡潔直觀、與階層鮮明對應的標桿。千禧一代與此自動劃清界限，但是他們同時掉進了新的、更為微妙的陷阱。在小鎮的環境中，瑪麗安這樣的出身背景和思維方式是絕對的少數派，同學們都能隱隱感覺到她的未來將不會局限在小鎮里——他們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對瑪麗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體無意識的行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熱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無形的壓力之下，康奈爾甚至不敢邀請瑪麗安一起參加畢業舞會。他可以輕易摒棄“19世紀的觀念”，卻無法拒絕周遭環境的共識；他不屑當個“上等人”，卻必須假裝做個跟伙伴們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銳的二元對立，實際上比19世紀更19世紀。

一旦走出小鎮的環境，成為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同學，康奈爾與瑪麗安的權力關系立刻倒置。瑪麗安所有與小鎮格格不入的劣勢都轉化成了社交優勢，她優渥的家庭條件也使她具備迅速趕上大都市的時髦的資本(盡管她并不張揚這一點，甚至未必自知)。這一次陷入交往障礙、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爾。當然，我們從小說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瑪麗安并沒有因此而獲得太多的快樂，難以言說的創傷和孤獨感并沒有放過她——正如當年，帶了別人去參加舞會的康奈爾，一點兒都不快樂。

在康奈爾和瑪麗安約會的那棟來歷不明的空置“鬼屋”里，他們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

“就這么空著，沒人住，他說，要是賣不出去他們干嘛不把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誠地在問。

她聳聳肩。她也不太明白為什么。

跟資本主義有關吧，她說。”

像資本主義之類久違的詞語高頻率地出現《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語焉不詳的。模糊的概念總是包裹在一團潮濕的霧氣中。如果我們拿魯尼跟曾經同樣以文壇天才少女的姿勢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對魯尼盛贊有加）相比，會發現后者帶有明顯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龐大蕪雜，思維跳躍俏皮，注意給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膚色；她雖然樂于自嘲和反諷，但大體上愿意張開雙臂，擁抱這個看起來正在努力抹平差異、彌合創傷的世界。反觀從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魯尼，她的筆觸那么敏感、犀利，略帶青澀卻毫不含糊地撕開表象，撿回了前輩們大多認為已經過時的話題，嚴肅地提出：在當下的社會體系中，當一個在任何語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難？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在一百年前就解決的問題，是否從未消失？

好在還有真正的青春、成長的傷口、貨真價實的荷爾蒙以及破繭重生的愛情（“他們像兩株圍繞著彼此生長的植物”）填滿文本的空隙，讓這部小說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沒有被嚴肅的命題抽干一個好故事應有的濕度。當根據小說改編的劇集用耐心而穩定的近景、慢鏡頭張揚美好的身體時，你會覺得這畫面本身的說服力勝過了大多數臺詞，你會相信惟有坦誠相見的肉身，才能與這個時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作者為翻譯家、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