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開放的社會文化氣氛里，四處涌起對文學新表達的探求追索和批判革新。魯迅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萌生了舉辦一期“有學歷”的研究生作家班的聯合辦班計劃。在魯迅文學院檔案中，一份1988年起草的文件《關于作家研究生班問題》，寫明了舉辦研究生班的迫切之需：“近幾十年來，中國歷史畸形發展，后遺癥之一便是作家隊伍知識結構的退化。……整個作家隊伍呈一種貧血狀態。”“從經濟上講，騰飛之日機不可失，文化上同樣面臨著這個歷史關鍵。”而從中外作家的交流方面考慮，“無論是出訪、參加國際筆會……我國中青年作家，包括一些知名度極高的作家，在知識身份上依舊是‘白丁’，充其量是經過大學教育而已。……作家的理論素養、大文化素養、外語水平等各方面，幾乎無法與當代外國作家相比較。……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沒有一支有相當素養的作家隊伍，幾乎是空談。”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十多年后，為提升青年作家的理論素養和文化創作水平，呼應文學界、知識界反復吁請的“作家學者化”，借鑒蘇聯高爾基文學院作家培養模式，魯迅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于1988年6月向國家教委研究生司遞交《關于試辦在職人員“文藝學·文學創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請報告》。

在北京師范大學京師大廈的一次文學會議上，莫言回憶自己在研究生班學習的諸多場景，清晰地記起當時的學費數額：自費生3000元，公費生3700元。1988年7月21日，申請辦學報告通過，并將創作成績優秀的作家學歷要求放寬至大專以上。隨后，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擬定招生簡章，關于學制、招生對象及條件、名額、報名和考試辦法、收費標準等做了明確限定，隨后制定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案。研究生班學制兩年，第一學期為預備班，為入學考試進行輔導，第二、三、四學期為正式教學時間。

1988年9月21日，研究生班“預備班”開學。根據魯迅文學院現存的歷史檔案資料，加上同年12月補充錄取的幾名人選，先后共有48名學生在研究生班學習：李本深、于勁、莫言、劉毅然、葉流傳、劉恪、遲子建、何首烏、王宏甲、王剛、王敏、嚴嘯建、陳虹、江灝、徐星、李平易、鄭海翔、肖亦農、嚴歌苓、黃殿琴、黃康俊、王樹增、季清榮、白玉琢、鄧九剛、余華、劉亞偉、蘇麗華、賀平、魏志遠、寇宗鄂、楊新民、劉震云、王明義、馮敬蘭、張堅軍、杜遠、雷建政、王連生、宮魁斌、千華、畢淑敏、劉以林、李沙青、葉文福、彭繼超、貝奇、洪峰（按學號順序排列）。此外，還有孫大梅、蔚江等幾名旁聽生。

這份名單里的學生當時已嶄露頭角，是青年作家中的翹楚，研究生班將他們悉數收羅。當時莫言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后回到總參文化部，已經寫出《紅高粱家族》《透明的紅蘿卜》《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說。余華入學前已在《北京文學》《收獲》《鐘山》等雜志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四月三日事件》《河邊的錯誤》等中短篇小說40多篇，計40多萬字，獲得1984年“北京文學獎”。劉震云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到《農民日報》做記者。嚴歌苓于1988年12月補充招生時進入研究生班預備班。余華、遲子建、王剛、王宏甲、何首烏都曾是1987年春第二期進修班的學員，他們結業后又回到研究生班入學。莫言、余華被分到同一個宿舍，與劉毅然三人同住410室。莫言、劉震云分屬三組，余華、遲子建、王樹增分屬四組。

首屆研究生班的辦學得到了當時文藝界的鼎力支持。研究生班課程設置包容、開放，力求科學性與藝術性兼顧。第一學年開設《創作美學》《文學文化專題》《西方文論專題》《民俗學》《英語》《馬列文論專題研究》《文藝鑒賞初論》《寫作》等課程，第二學年開設《中國當代文學專題》《〈史記〉研究》《中國三十年代小說研究》《中西文化比較》《西方當代文藝思潮》《中國當代文學史》《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實踐研討》等課程。時任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的童慶炳與魯迅文學院教研室主任何鎮邦共同擔任班導師。童慶炳同時為研究生班教授《創作美學》這堂課，每周4節，共16講。后來，授課時的講稿結集出版，即為《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一書，書中飽含對文學創作問題的詩意闡釋、現實生活的審美關懷。作者對復雜迷人的文學創作過程進行深入論辯和匠心推衍，給人創作詩學意義的啟示，可以想見學生從中獲得的精神漫游。當童慶炳講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之間對抗產生的審美愉悅時，莫言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回憶：“我當時就很興奮，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東西，但朦朦朧朧，很難表述清楚。十幾年來，我經常地回憶起這堂課，經常地想起蒲寧這篇小說，每次想起來就產生一種躍躍欲試的創作沖動。”畢淑敏則稱童慶炳的課程使她“感到了文學的美麗和魅力”，“漸漸地充實和自信”。

一份牛皮紙包起來的文件，看上去像珍貴的點心。拆開來，是老師們對學生作品的點評及打分。稿紙各種各樣，林斤瀾點評余華小說用的是《北京文學》月刊社的稿紙，從維熙點評王宏甲、李國文點評畢淑敏作品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稿紙，秦兆陽點評劉恪作品、宗璞點評白冰（白玉琢）作品用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紙，崔道怡點評雷建政作品用的是人民文學雜志社的稿紙……各色字跡，讀來依舊溫熱。汪曾祺在給學生魏志遠的點評中，非常用心地寫了一篇“小評論”《一種顏色及其他》。三頁紙中融入他對文學的思考、對后輩的鼓勵和告誡：“我也許很固執。我認為小說是第三人稱的藝術。”“有些問題我想和魏志遠及其同代的作者商量商量。……我覺得小說總應該使讀者對人生有所啟迪，有所感悟。年輕作家的小說很多是‘孤獨之書’。我不希望作者寫‘空’或‘無’。應該執著地活著，不要欣賞消極。一篇作品想給讀者一點什么，應該心中有數。當然，不要說出來。作品應該有歷史感、嚴肅感。”此外，一批作家、評論家、編輯如謝冕、秦兆陽、韋君宜、劉紹棠、邵燕祥、王富仁、嚴文井、徐懷中、陳敬容、李凖等文藝名家，或授課，或出任創作輔導教師，都或多或少地給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學生以啟迪和指引。

在一個大信封中，裝著A3紙打印的《創作研究生創作成果調查表》，記錄了學生1988年9月到1991年1月在院學習期間的創作成果。畢業前夕的學生們將表格寫好，元旦前后交給宮魁斌，由宮魁斌匯集交到教研室。余華的表格全部填滿，有發表在《北京文學》的《古典愛情》（1988年12期）《往事與刑罰》（1989年2期），發表在《人民文學》的《鮮血梅花》（1989年3期），以及《世事如煙》《此文獻給少女楊柳》《死亡敘述》等9篇中短篇小說，《虛偽的作品》《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兩篇文論，《十八歲出門遠行》等3部小說集。在表格的最后，余華寫著這樣一行字：“即將完成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那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后余華的寫作風格有了不同。第2年，《活著》在《收獲》發表；1995年，《許三觀賣血記》也在《收獲》發表。這兩篇小說同80年代他創作的中短篇小說有很大區別，形式上的先鋒姿態和現代性有所弱化，轉而著重呈現歷史大潮中個人經驗的普遍生存意義和哲學關懷，堅毅平實而又民間化。除此之外，莫言寫出了《十三步》《歡樂十三章》和《你的行為使我們感到恐懼》，劉震云發表了《一地雞毛》《單位》《故鄉天下黃花》，遲子建出版了《北極村童話》，劉恪的“長江楚風系列”中篇小說舉辦了反響熱烈的作品研討會……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現存43份《創作研究生創作成果調查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僅小說一項，學生出版（含待出版）中短篇小說集、中篇小說、長篇小說27部，雜志發表（包含留用待發）的情況如下：《人民文學》22篇，《北京文學》16篇，《青年文學》12篇，《上海文學》11篇，《作家》10篇，《收獲》10篇，《十月》5篇，《鐘山》5篇，《花城》5篇，《當代》4篇……除了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電影劇本等各種樣式的作品也遍地開花。

1991年1月，研究生班學生畢業。在畢業生登記表上，有幾行手寫的字頗具現場感和還原感。余華說自己天天打球，學會了下圍棋，莫言反思自己“缺點是夜里熬夜，上午睡懶覺，影響了聽課，雖經老師批評有所改正，但還是經常睡到9點”。

受英語教育水平和學生們整體文化水平的限制，英語考試對很多人來說還是充滿了難度。檔案里保存了很多卷預備班復習準備入學考試的英語試卷。在一篇閱讀中，有個小故事很有意思：朋友來訪，可“我”還在辦公室，于是“我”告知他地墊下有鑰匙。朋友進公寓后，找到了一個平底鍋，在煤氣爐上炒了兩個雞蛋，從冰箱里拿了一些涼雞肉，吃了美味的一餐，聽著唱片喝著橙汁給“我”打電話。他說沒有找到鑰匙，但是客廳開著的窗邊正好有一株蘋果樹，他就從樹上爬了進去。而“我”的客廳前沒有蘋果樹，鄰居家的才有。

作為后輩，從魯迅文學院現存的歷史檔案資料和其他資料追溯80年代這次獨特的辦學，在回望中，黯淡發黃的紙頁里粒粒分明地記載著一輩人文學理想的燈火和時代烙印。不敢斷言這個創作班為當時的青年作家們帶去多少啟發，產生多大的創作影響，但這次辦班或許為學生提供了一棵旁逸斜出的“蘋果樹”。它為滿腔文學創作激情的青年寫作者開辟了別致小道，陰差陽錯地開啟了一條通途，日后文學意義的豐盛餐食在等待他們。它通往遠方，拓寬了文學的眼光和胸懷，還伸向高處，深化作品的藝術價值。這是文化政治層面的親歷與見證，也是漫漫生活中的啟思與轉折。

雖然那時的學位制度相較于現在還沒有那么完善，推薦和考試相對寬松，但魯院和北師大聯合舉辦研究生班培養文學新人的機制為解決“青年作家學者化”、提升作家學歷和綜合受教育水平提供了較為理想的模式。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魯院的教學影響和教學效果。

無疑，從文學史意義來講，文學創作研究生班是一次晨星的聚集，同時又是一次光芒的發散。是魯院對過去辦班模式的一次總結和新的生成，也是一次指向未來的預判和深沉思考。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們的青年時代，此次學習仿佛重新確證直覺，為他們找回了閃亮純粹的文學之光。研究生班對國內創意寫作的開展也提供了先驗實踐，作家能不能培養，那時已經在摸索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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