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小說家約翰·勒卡雷于12月12日在小城康沃爾辭世，享年89歲。勒卡雷以間諜小說名世，他利用間諜小說這一體裁對西方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其創作的角色喬治·史邁利甚至被譽為英國小說史上堪與福爾摩斯媲美的經典形象，格雷厄姆·格林盛贊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諜影》是自己讀過的最好的間諜故事。這部作品的英文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亦可以視作勒卡雷的文字生涯寫照，他屬于進不了文學史的作家，然而寫作風格卻和英國的知識分子文學傳統血脈相通，氣質又有許多另一個時代的殘余。

正如約翰·但恩的名句“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斯人已逝，手把遺編，讀者們在唏噓感慨之余，眼前或許也會浮現出西方古典小說文體的浮光掠影，在文學閱讀式微的當下，反而是勒卡雷和金庸這樣的通俗小說作者，能讓人回想起文學黃金時代的一抹余暉，不能不說是一種“禮失求諸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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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從謝伯恩公學脫穎而出，隨后在伯爾尼大學修習外語（主要是德語），最后在牛津大學林肯學院拿到學位。從勒卡雷后來的作品中我們仍然能看到早年的文化熏陶對他的影響至深，尤其是文字中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批判鋒芒，非但沒有因為歲月流逝而消磨去棱角，反而更加銳利鮮明。另一方面，深受英國傳統文化浸淫的勒卡雷，也目睹了大英帝國的衰落，尤其是50年代期間，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中的失敗，讓公眾們也意識到，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已經榮光不再了。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此種狀況東西皆然。當時勒卡雷正供職于英國著名的軍情機構MI6，對于英國在權力角逐中的失勢正是洞若觀火，他于此時開始自己的文字生涯，大概也有發憤而作的意味。

在勒卡雷的處女作《召喚死者》中，他筆下最著名的角色——喬治·史邁利第一次登上舞臺。勒卡雷對于這個角色的塑造可謂是濃墨重彩，既有《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史邁利的人馬》中的正面刻畫，也有《柏林諜影》《榮譽學生》中的側面烘托，但有趣的是，作為勒卡雷的忠實讀者，在我仔細閱讀完他的全部作品之后，我仍然無法完全理解史邁利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物，不僅是他的氣質與動機，也包括他生活中的行為與事實。因為勒卡雷對于史邁利的描寫實際上是他對于英國的權力和前景的一種想象，這既是勒卡雷無與倫比的雄心，但同時也是他文學創作中的一大局限。史邁利最終在生活和事業上的黯然落幕，勒卡雷并沒有將其描寫為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將之視為英國文化衰落的一種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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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所代表的是英國文化中的那些美德——忠誠、明智、寬容、同情，而這些品質在官僚的腐敗政治與情報機關的陰謀傾軋中已經再無存身之處。通過史邁利的失敗，勒卡雷暗示了英國權力與威望衰落的原因，他不僅將史邁利的正直賢明與政客的隨波逐流、愚蠢無能做了鮮明對比，而且指出，低效而冷酷的情報機構正是英國政治體制的縮影，更是英國社會文化和虛榮心的寫照。情報機構的人員不僅是一群因循守舊、迂腐怯懦的官僚，而且把國家利益與特務機關的官僚權力相提并論，有時為了維護自身階層的權位利祿，甚至濫用公眾的信任，好大喜功。

正如《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所刻畫的那樣，所有人都明白癥結所在，但有人明哲保身，有人貪戀權位，有人渾渾噩噩，有人心有不忍，凡此種種，造成了抽心一爛的無解困局。

勒卡雷通過史邁利的一生沉浮控訴情報機構的罪惡，但他認為這是整個西方社會的責任，他最終在《史邁利的告別》中借史邁利之口發出了這樣的冷嘲：

“我們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無意義，要么就是和公開來源的消息重合。問題是，間諜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啟迪公眾，而是啟迪政府。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樣，相信自己花錢買來的東西，對白白得來的東西總是將信將疑。間諜工作是永恒的，就算政府可以沒有間諜，它們也不會愿意這么做。它們特別喜歡搞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沒有了敵人，政府也會幫我們創造出敵人來，所以用不著擔心。還有——誰說我們只對敵人搞間諜活動？所有的歷史都教導我們，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敵手。潮流也許可以決定輕重緩急，但深謀遠慮永遠不會過時。只要還有流氓成為領袖，我們就要有間諜。只要這世界上還有人恃強凌弱，還有騙子和瘋子，我們就要有間諜。只要國與國之間還相互競爭，政客們還相互欺騙，暴君們還想征服，消費者還需要資源，無家可歸的人還在尋找土地，饑餓的人還在尋找食物，富裕的人還想變得更富，你們選擇的職業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們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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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史邁利的角色轉變背后體現了勒卡雷自身的信念抉擇。從《召喚死者》到《史邁利的人馬》，史邁利從對個人和政治背叛的同情或至少是寬恕，轉變為拒絕原諒和忘記這種背叛，他從對制度模棱兩可的忠誠轉變為只忠于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想。

勒卡雷在政治和愛情的背叛中發現了狂熱的激情與冷酷的利維坦實際是一體兩面，這兩者造成了社會與文化無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同時勒卡雷也向我們展示了冷酷現實中的個人忠誠：父母對子女的忠誠，丈夫對妻子的忠誠，愛人對愛人的忠誠，朋友對朋友的忠誠。史邁利是對于伊夫林·沃《一抔塵土》中的托尼·拉斯特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隊列之末》中提金斯的呼應。如果勒卡雷能夠專注于刻畫史邁利的性格，他可能會寫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塑造出超越現實之上的經典形象，但他的政治敏感和批判意識使他沒有走上傳統小說的道路。

勒卡雷雖然震驚于西方自由主義的軟弱，但他還是認為它比納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好得多。勒卡雷的早年小說創作反映了西方，尤其是英國公眾輿論的轉變，從20世紀40年代對納粹宣戰的正義理想，到50年代對蘇聯冷戰中的尖銳立場，到六七十年代的曖昧不定。簡而言之，勒卡雷力圖通過他的小說來描寫西方社會和政治環境的重大變革。勒卡雷很可能傾向于一種“溫和的、務實的國際外交形式”，但無論是他還是他筆下的人物，都沒有在工黨或保守黨統治下的英國找到一個可行的實際政治方案。

喬治·史邁利的傳奇在《史邁利的人馬》（Smiley’s People）中落下帷幕，但結局和書名都充滿了含混曖昧。誰是史邁利的人？他們是什么人？他們肯定不是白廳的政客或英國的上流精英階層，也不再是圓場的情報人員。相反，他們是被生活、被體制、被冷戰的理念所剝削和壓垮的普通個體；他們是正直的、忠誠的、可愛的，因而是史邁利（進而是勒卡雷）所珍視和愿意保護的。勒卡雷真正重視的是個人的價值，而非種種意識形態的爭端，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英國文學的悠久傳統，是喬治·奧威爾和阿道司·赫胥黎當之無愧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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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的傳奇落幕之后，留下的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勒卡雷小說的政治性更強了，他非常敏銳地把握著時代的脈搏，在《微妙的真相》中他預見了斯諾登這樣人物的出現；在《永恒的園丁》中他控訴跨國企業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壓榨；在《頭號罪犯》中他痛斥“反恐戰爭”背后的殘酷。但和史邁利的故事一樣，在勒卡雷筆下，好人很少獲勝。

在勒卡雷看來，真正的“勝利”是通過道德上的自我救贖來實現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通常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包括自己的生命，甚至更多。在這些作品中，《小鼓女》也許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勒卡雷準確地刻畫出了恐怖的政治環境，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他們的聲音都是真實的。

勒卡雷放棄了之前史邁利的那種逆流而上、分析信息最終重構真相的敘述手段，而是采取了一種具有沖擊性的寫作手法，借助女主角查理的視角，讓那些驚人的恐怖事件如鮮艷的霓虹燈一般閃爍于她的雙眼中。這種方法并非是為了刺激感官，而是為了表現這場無休止的戰爭所產生的可怕苦難；并教育盲目的西方以色列崇拜者，讓他們了解自身過激行為的殘忍。勒卡雷揭示出了在無止境的反恐戰爭中，人們終將面對道德選擇。

勒卡雷是一位現實的作家，他對于現實的細致觀察甚至讓人聯想到福樓拜的精確。人們可能會不喜歡勒卡雷的政治立場，不喜歡他宣稱“我們才是自己的最大敵人”，但人們不能忽視他，因為在勒卡雷對人類小題大做的隱秘動機的認識中，在他對潛在的背叛與光榮的行動的平衡中，勒卡雷直接說出了間諜世界的真相。勒卡雷同時也是浪漫的，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人道主義立場，這種浪漫主義貫穿勒卡雷的所有小說，如星辰般照耀著他筆下冷酷的現實，正如他在《史邁利的人馬》中寫道：“愛是投向水中的石子，如果石子夠多，我們就會彼此相愛，而掀起的漣漪也會達到足以橫越海洋，征服憎恨與憤世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