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7日，意大利詩人與小說家切撒爾·帕韋塞自殺身亡。很多年里，帕韋塞都是卡爾維諾的第一位讀者，這位卡爾維諾最為敬重的師長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告別人間，使他震驚不已。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卡爾維諾的父親也離開塵世，這位后來被寫進《圣約翰之路》的慈父既溫柔又有趣，對他的孩子影響至深。多年之后，卡爾維諾回憶說，“父親走的路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處，在一個人類的超凡世界（或者說人間地獄）里開掘出來的道路。”父親過早地離去使1950年代初期的卡爾維諾失去了最重要的親人。而帕韋塞的離開使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

卡爾維諾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境中開始1950年代的，他不得不與同樣充滿悲觀主義的世界凄然相向。那之前，卡爾維諾已經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了后來被認為是杰作的《通往蜘蛛巢的小徑》。作為共產黨員，他曾在戰時參加過幾次游擊隊同納粹在加里波第最殘酷的戰斗，也參加了巴亞爾多戰役，成為意大利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并在戰后為《團結報》寫稿。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在政治上，1950年代之前都是卡爾維諾的積淀期，時代也并未給他提供更多的時間和自由。可以說，卡爾維諾的文學傳奇是在1950年代開始的。

1950年代的卡爾維諾首先是一位小說家。這個身份的注腳是一系列短篇小說和幾部長篇小說，其中，《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無疑是經典之作，直接奠定了卡爾維諾的文壇地位，他在后來被題為《我們的祖先》的序言中對這三部小說進行了相對詳細的闡釋。進入1950年代，冷戰帶給卡爾維諾的是持續的壓力，所以他自己說《分成兩半的子爵》是抵制這種壓力的“消遣”之作，他并不安于接受消極的現實，而是力圖用一種“新現實主義”的筆調消解它。《樹上的男爵》是一部虛構和想象之作，傾注了作者對文學的全部激情，并在其中做了非常深刻的文學實驗而自得其樂，卡爾維諾認為，只有在這部小說中才能品味到“小說”作為概念最傳統的含義。《不存在的騎士》用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歷史“事件”描述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將他對時代的思考引向更為縱深的層次。此外，《阿根廷螞蟻》《女王的項鏈》和對伏爾泰及康拉德的評論或點綴或延伸著這種深度。而卡爾維諾本人則更偏愛《我們的祖先》，這源于他更看中關于現代人的通約性，所以他才會說，“我希望它們被看成是現代人的祖先家系圖，在其中的每一張臉上有我們身邊人們的某些特征，你們的，我自己的。”

如果說1950年代的小說創作體現出卡爾維諾關于文學的天才氣質，那么《意大利童話》的編撰則體現了他埋首于資料的學術追求。如今，《意大利童話》在意大利已經成為圖騰式的童話作品集，這大多來自于編撰者讓人感動的皓首窮經，卡爾維諾收集了大量或已經公開發表或尚未見過天日的意大利19世紀民間故事，并將之做了極為仔細的甄別和篩選，最后還將一些方言翻譯為標準的意大利語，甚至自學了一些地區的方言，這讓他成為一位做學問的人。在《意大利童話》60多頁的序言中，卡爾維諾以學者的眼光和視野講述了他所認為的“意大利童話”以及這部大書的來龍去脈。他認為，歐洲的民間故事和童話資源豐富、資料浩繁，但他愿意直面壓力。他為編撰工作確定了兩個目標，一是“代表意大利方言中可考證的所有種類的童話”，二是“代表意大利所有大區”。他為此目標承擔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對所有古典的意大利民間故事和童話進行整理，并汲取其中的價值和營養。他還從語言、修辭、敘事等多個方面梳理了意大利童話的特征。無疑，《意大利童話》經此已成為杰作，之于文學史來說，這部童話集使意大利童話與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并稱為經典童話；之于編撰者本身來說，這部童話是卡爾維諾當時躲避周邊世界“奇妙的氛圍和邏輯”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這種學術研究式的編撰方式奠定了卡爾維諾理論家和批評家的技術和學理基礎，使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寫出《美國講稿》《為什么讀經典》這樣的名著。

卡爾維諾所謂“奇妙的氛圍和邏輯”所指的是，在《意大利童話》付梓出版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發，極大地改變了卡爾維諾對世界和時代的認識。卡爾維諾是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叢林中參加過游擊戰的人，早在1944年就加入了共產黨，年輕時信奉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以意大利光復后，他與政治已經密不可分，而且卡爾維諾對政治的態度相當寬容，從未因為共產意識和作家意識的沖突而受到煎熬或焦躁不安。1950年代中期，意共知識分子之間的派系斗爭告一段落，而蘇共二十大之后，很多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一個真正的充滿希望的時代已經來臨，卡爾維諾當然也不例外，1956年夏天，盧卡奇訪問意大利期間還曾肯定他“對重生的共產主義的寄望”。可是，“匈牙利事件”讓卡爾維諾看到的是，一個時代尚未開始，另一個時代也尚未結束，所以他毅然決然地選擇與湍急的洪流劃清界限，1957年，他向都靈聯合委員會遞交了辭呈，辭去了黨內所有職務，之后也再沒加入任何黨派。他成為一個政治上絕對自由的人。“這些事使我疏離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說相較于之前，政治在我內心中占據的空間小了很多”。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卡爾維諾對意共的失望，很多年之后回憶至此，他曾坦言，“我不知道那班在1956年11月迷途的公車是否還能走回正路”，可謂意味深長。

看上去，對于卡爾維諾來說，這是一個沒什么與眾不同的1950年代，可是與之相比，1960年代的卡爾維諾幾乎沒有幾部長篇小說，他先是四處周游，后來定居巴黎，不是在講壇上，就是在研討會的發言席上，即便卡爾維諾自己也承認，“60年代我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隱士”。1970年代之后，他先后在《晚郵報》《共和報》上發表一些閑散的游記和論文，偶有短篇小說，還有同樣是名作的長篇小說《看不見的城市》及《寒冬夜行人》，可是與《我們的祖先》相比，這兩部小說更像是卡爾維諾關于文學的理論思考，因為彼時的卡爾維諾已經不再需要被其他人確認，盡管他當時一只腳在文學之內，而另一只腳在文學之外。

回過頭來，重新思考卡爾維諾1950年代的生命和創作，就會發現這不長不短的10年對他來說多么重要。小說創作奠定文學地位，童話整理形成理論深度，遠離政治改變人生走向，使得卡爾維諾三十幾歲就成為“另一個人”，“這個人”的標簽是清逸、澄明、深邃、多情，又頗具少年感。如果深入考察內中隱秘的邏輯，可以發現，卡爾維諾1957年做出的政治選擇在權重上之于他的人生具有更深的影響。一方面，鉆進童話世界本身即是對成人世界的跳脫；另一方面，從《樹上的男爵》不難看出他與外界保持距離的決心，而這部小說的創作時間與出版時間恰然持續在1956年和1957年，“青年政治家”成為“樹上的男爵”，并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生活在樹上”，他甚至在給一位編輯的信中暢快直言，他已經開始“提前品嘗年華老去的無比喜悅”。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童話》和《我們的祖先》可以被視為卡爾維諾政治態度的一種注腳，反而觀之，是政治的卡爾維諾塑造了文學的卡爾維諾，使之成為有趣而高貴的靈魂。

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尤其是歷史中的藝術家，沒有誰能夠走出“歷史制約”，卡爾維諾概莫如是。因此，即便面對文學的卡爾維諾，也需要秉持一種圣伯夫或泰納的批評態度，將社會、時代和卡爾維諾的人格看成是一個共同體。惟其如此，才能體會到卡爾維諾所面對的“歷史制約”：如果沒有1956年的世界變化，卡爾維諾的人生會走向何途，恐怕連他自己都不得而知。可惜，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能面對已經消逝在歲月中的卡爾維諾和他的1950年代，并通過新的重構與建構，重塑一個活生生的卡爾維諾。在此過程中，我們歡欣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