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597年，培根在他36歲的時候，出版了他的《隨筆集》（Essays）的第一個版本，當時這本書還只有10篇，是一部很短小的書。書名來源于法國散文家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 1533-1592）出版于1580年的《隨筆集》（Essais）。

將這部散文集稱為Essays是培根的自謙。因為這個詞在法語里的原義是“嘗試”，也許可以譯為“試筆”。他的意思是，我的這些文章里的想法并不成熟，只是些嘗試性的探索與思考。但其實培根不斷地在對他的《隨筆集》進行修改和擴寫。1612年，在他51歲的時候，他出版了經改、擴寫的《隨筆集》的第二個版本，共38篇。

培根畫像

1625年，培根64歲時，他又出版《隨筆集》經過再次擴寫的第三版，共58篇。再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果再活十年的話，他也許還會再出版一個經過增補的版本。1625年最后一版的58篇，加上他沒有完成的一個殘篇《論謠言》，就是現在一般通行的培根《隨筆集》的內容了。

培根寫作的一個特點，就是他的作品是在不斷地緩慢成長的過程中的。他的其他著作也有不斷修改、增補的情況，比如他的《論學術的推進》一書。所以，《隨筆集》其實凝聚了他一生的經驗和思考，是他的苦心經營、深思熟慮之作。

二

培根的《隨筆集》雖然書名來源于蒙田，但他的寫作風格，又和蒙田有許多不同。蒙田的文筆比較親密、散漫，也許可以說啰嗦。蒙田的《隨筆集》有3卷，107章，厚厚的一大本，篇幅比培根要大得多。他的筆鋒，帶有比較多的個人情感。他還喜歡講一些小故事，然后引出一個哲理，故他的寫作方法有時被人稱作“軼事主義”。而培根的《隨筆集》經過兩次擴寫最終也只有58篇，加1篇殘篇也只有59篇，譯成中文約11萬字，還是一本較薄的小書。

當然，根據書的長短來判斷書的價值，是一種淺薄不過的行為。培根的《隨筆集》里的文章都是相對比較短小的，但是在翻譯的時候卻感覺文筆很密，有時簡直密得叫人透不過氣來。這種密的感覺，來源于意義的濃縮，思想的濃縮。因為培根的文字，是高度濃縮的文字，差不多每一句都可以做箴言。

培根和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對格言有特別的愛好。培根自己在晚年，還寫了一本《新舊格言集》（Apophthegms New and Old, 1624年）。《隨筆集》一書，也充滿了格言。所以是一部高度濃縮的書。 

《隨筆集》的1597年版，有極頻繁的分段。1612年版，也有較頻繁的分段。（見Brian Vickers所編的1999年牛津世界名著版《隨筆集》的附錄1與附錄2）所以，我利用譯者的權利，也為了適應培根文體的格言性特點，多給他分了一些段。這也使得讀者在閱讀時，可以得到更多視覺上的休息，并得到更多思考、咀嚼培根的凝練文字的時間。

我覺得，最喜歡讀培根《隨筆集》的肯定是中年人。他們對這本書會覺得相見恨晚，因為中年人有人生經驗，他們知道培根的話的價值。

但最該讀培根的是青年人。早讀培根的話，人生也許可以少走一些彎路。但遺憾的是，他們常常不愿讀，因為青年人喜歡自己去從生活中獲取經驗，而不肯從別人那里去取得現成的經驗。

三

和蒙田不同的是，培根寫作時筆鋒不帶個人情感。和謳歌愛情的詩人和小說家們不一樣，對他來說，愛情是一種麻煩的個人情感，常常會給公務帶來損害，給個人的事業帶來損失。所以他在《論愛情》一文中寫道，“舞臺要比人生更受惠于愛情……但在人生中，愛情有時像魔女塞壬，有時像復仇女神，帶來不少的禍害。”也就是說，愛情更適合于文學藝術；而在真實的人生中，它使人發狂，失去理性；有時還會由愛生恨，讓一方瘋狂迫害另一方。當然，培根的這個觀點，是可以為生活中的許多事例所證明的。

培根用的是那種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的筆觸。用中國的成語來說，他的文筆就像是“老吏斷獄”（從他的職業來說，培根正好又是個法律界人士），或者說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而我呢，更習慣的是那種詩人和小說家的感性筆觸，所以剛開始翻譯的時候覺得這種文字的性情和我有些不合，慢慢地才被培根的文字的那種睿智和邏輯性所打動，進入到他的藝術世界中去。 

培根的隨筆，是以思想或文中包含的真理取勝，而不是以辭藻的華麗、句子結構的精巧繁復等取勝；作為一名大學問家，他在寫作時很控制，這表現在他英文里的大詞（也即由很多字母組成，來源于法語或拉丁語、希臘語詞根的詞）用得少，小詞（由較少字母組成，來源于盎格魯-撒克遜人語言的詞）用得多；句子結構也相對簡單。

在懷疑莎士比亞的劇本不是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批人里面，有一派認為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培根寫的。在翻譯了《隨筆集》之后，我覺得這完全不可能。因為用詞、造句的習慣，是一個作家不可能隨便改的。

相對于培根的簡潔和高度自控，莎士比亞是屬于比較啰嗦、下筆不能自休那種。他還喜歡用大詞，用雙關語，用復雜的句式，這些特點培根都沒有。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如本·瓊生，就抱怨過他的這一點。

但培根也常常忍不住要賣弄學問的。這表現在他喜歡旁征博引，一會引一句《圣經》，一會來一句拉丁文，還提到許多古希臘、羅馬人的事跡。這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的一個特點，即關于古代的知識，被認為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知識，需要時時拿出來顯擺一下。這在翻譯時，真是很讓人頭大的一件事情，但最后我也只能耐著性子，一條條地給他做注解。

而莎士比亞呢，除了寫了幾個取材于古羅馬和古希臘的劇本（有人抱怨他的羅馬人很像他那個時代的英國人）外，很少引拉丁文、希臘文，以致于本·瓊生抱怨他對這兩種古代語言懂得太少。莎士比亞也很少引《圣經》。在這兩方面他都跟培根很不一樣。

四

培根的這本《隨筆集》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本書里的許多篇目，其實是為君主而寫的，是向君主提的建議。從這意義上來說，他又繼承了馬基雅維利（Niccolo di Bernado dei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君主論》（1513）的傳統。在《隨筆集》里，像第十五篇《論叛亂與騷動》、第十九篇《論治國》、第二十篇《論建言》、第二十九篇《論王國與國家的真正強大》、第三十六篇《論野心》、第四十一篇《論有息貸款》等都是。

培根有為學之才，也有經世之才。這兩種才能并而有之的人，是很少的。他本人也一直有經世致用的強烈欲望。所以他會在著名的《論學問》篇中寫道，“在學問上費時過多，乃是懶惰。”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人在學問上費時過多，則必然在積極的社會活動上費時過少，實際上是逃避了對社會的責任。

培根很重視經世，對他來說純粹的書齋之學是無用的。學問固然要有，但怎么用學問，是一門更高的學問，而且不能從書上得來，要從觀察和實踐中得來。

他在《隨筆集》里給君王們提的建議在坦率的程度上，有的時候也可以與《君主論》媲美。比如在討論該怎么對付叛亂的領頭人物時，他這樣建議道，“這樣的人要么把他拉攏過來，使之誠心地歸順國家，要么在他的同黨中扶植一人與他爭衡，分散他的號召力。”（《論叛亂與騷動》）

培根常常以完全實事求是的態度，討論一些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提出一些從今天來看拿不上臺面，不是很符合道德的解決方法，從來不唱高調，這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特點。

在第二十七篇《論友誼》里面，培根寫了一種相當現代的現象，那就是在大城市中的孤獨。而這種孤獨的來源，不是人的缺少，而是愛的缺少：“因為在沒有愛的地方，雖有成群結隊的人，他們卻并非你的伙伴；雖有各色各樣的面孔，但看起來就像是一排畫像；雖有紛呶的語音，但聽起來就像嘈雜的鑼鈸。”

但即便在談論友誼這個題目的時候，培根也沒有忘記君王。他指出，和常人一樣，君王也有對友誼的需要，盡管由于他們身處的位置，這有時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麻煩，甚至危險。這是一個因為君王的基本人性產生的問題。所以，他對朝廷中有“寵臣”這樣的人物存在，覺得完全自然，并不從道德的高度加以譴責。

所以，很多時候，這本《隨筆集》是為君王寫的。培根常常在考慮身為君王的人所會面臨的問題和處境。也許他在寫此書時，頭腦中想象的讀者就包括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 

除了關心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方面的問題外，培根還關心生活藝術問題。這也是文藝復興時期學者的特點：他的興趣無所不包。因此《隨筆集》里就有了第三十七篇《論假面劇和演武會》、第四十五篇《論建筑》、第四十六篇《論花園》這樣的篇目。但即便在這種時候，培根也沒有忘記君王：假面劇和演武會主要是當時宮廷里的娛樂；他所討論的建筑，不是普通人的居所，而是帝王的宮室；他設想的花園，也是“真正適合于君王的”花園。

所以，培根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只關心抽象問題的哲學家。他對這個世界的知識非常詳細而具體。他對植物十分了解，這可以從他在《論花園》一文中的一些關于植物的特別指示里看出來。比如在說到橙樹、檸檬樹的時候，他特別指出冬季要有溫室給它們加溫。

在他所設想的這個“擁有永久的春天”的花園中，每個月都要有可欣賞的花或者是果實，為此他特意列出了在“倫敦氣候”下每個月可以觀賞的植物。他甚至對行走在花園中時腳下所踩踏的植物，也有特別的指示：“那些被人踐踏并壓碎，而不是在人經過時在空氣中放出極為悅人的香氣的，有三種植物，即小地榆、野百里香和水生薄荷。因此，你應當在園中小徑上種滿這些植物，以便在散步或踩踏時享受這種快樂。”由此可見，培根真可謂是一位生活藝術家。可惜關于衣著他沒有寫一篇，不然肯定也會說出許多道道來的。

五

培根還有一個語言特色，那就是他喜歡用三聯句。所謂三聯句，就是三個相同句子結構的重復，比如《論學問》篇中有名的格言：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中譯：閱讀使人充實，會談使人敏捷，筆記使人精確。《論學問》）

這種三聯句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中譯：學問可資娛樂，可作藻飾，可以用來增長才干。《論學問》）

Men in great places are thrice servants: servants of the sovereign or state, servants of fame, and servants of business.

（身居高位者，是三重的臣仆：君王或國家的臣仆；聲名的臣仆；事務的臣仆。《論高位》）

他有的時候也會用對偶句，其實也是兩個相同句子結構的重復。例如：

It is a strange desire to seek power and to lose liberty; or to seek power over others and to lose power over a man’s self.

（中譯：追求權力卻失去自由，或者說追求控制別人的權力卻失去控制自己的權力，這真是種奇怪的欲望。《論高位》）

當然，因為英文是拼音文字，這種對偶不可能像在中文里面那樣做到那么工整。整齊也不是培根所特別追求的東西。所以，我并不認為把培根翻譯得像駢文那樣，是一種好的翻譯方法；至少這不是對培根風格的真實反映。而且事實上，要把《隨筆集》全文翻譯成那種風格，也還沒人能夠做到。

當然，培根在重復的時候，會省略掉一些不需要重復的東西。把剛才所舉的三聯句的第一個例子中省略掉的東西在括號里補足，應該是這樣的：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maketh）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maketh） an exact man.

再看一下剛才舉的其他例子，就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即英文常常省略重復的動詞（包括系動詞be），而中文不能省。如果把這句句子的中譯“閱讀使人充實，會談使人敏捷，筆記使人精確”里后面的兩個“使人”去掉，就不成其為句子了。 

當然，中文有另外的經常可以省略的成分，那就是主語，在這里跟《隨筆集》的翻譯關系不大，就不展開談了。

這種三聯句與對偶句里的省略就帶來了培根風格的另一個特點：簡練。可以省略的多余的詞都給他省略了。例如：

If you would work any man, you must either know his nature and fashions, and so lead him; or his ends, and so persuade him; or his weaknes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o awe him; or those that have interest in him, and so govern him.

（中譯：如果你想左右一個人，你必須要么了解他的性情和習慣，以便誘導他；要么了解他的目的，以便說服他；要么了解他的弱點和短處，以便嚇唬他；要么了解那些和他有關系的人，以便支配他。《論協商》）

這一句其實是四聯句了。

培根還常常用名詞來表達動詞的意思，這樣可以做到高度的凝練：

The reparation of a denial is sometimes equal to the first grant, if a man shew himself neither dejected nor discontented.

比如這一句里的reparation,denial,還有grant這三個名詞，表達的都是動詞的意思，但譯成中文的時候無法模仿，只能把意思展開了翻：

如果一個人初次求請時被拒絕，他既不沮喪也不憤懣，那么他再次求請時得到的補償，有時會超過他第一次求請的東西。（《論請托者》）

我盡量使用現代漢語，而不是用文白夾雜的語言來翻譯培根。因為他用的就是現代英語（當然是早期的現代英語，在動詞變位上還保留了中古英語的殘余）。

我覺得當今在翻譯欣賞上有一個不良的趣味：誰翻得像文言文，大家就覺得是好翻譯。如果文言真的有那么好的話，那么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就不會發生也不需要發生了。之所以要有白話文，正是因為文言的不靈活，無法表達許多復雜的意思。所以翻譯培根，我盡量使用簡潔、清通、凝練的白話文。 

培根《隨筆集》（有時候也譯成《論說文集》）的全譯本已有多種，這里我想提一提水天同先生的譯本《培根論說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這是已知的最早的培根《隨筆集》的全譯本，據說水先生從抗日戰爭時期就開始著手翻譯了。因為時代的關系，現在看來文字有些古拙。但在現有的幾個培根《論說文集》的翻譯本子里，水天同先生的翻譯是最誠實的。沒有任何花哨，也不逃避任何困難，該下一百分力的就下一百分力，做注解下的力氣也是最大。在這里我向這位老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王佐良譯的培根隨筆很有名，但只有5篇，收在他所編的《英國散文名篇新選》（北京：三聯書店，1994）里面。

翻譯是一項極費時間的工作，因為認真的譯者要花大量時間了解他所翻譯的對象，不僅是眼前要翻譯的文本，還包括譯者的生平，以及他的其他著作。所以翻譯最好能跟譯者自己的學術研究結合起來。

同時，譯者要學會利用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們對文本所作的注釋，這樣可以避免許多錯誤的發生。我的這個譯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Brian Vickers（Bacon, Fracis.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Ed. Brian Vicker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Oxford UP, 1999.）和John Pitcher（Bacon, Francis. The Essays. Ed. John Pitcher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London: Penguin, 1985.）所作的培根《隨筆集》的注解。尤其Vickers，是一個聲譽卓著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學者。我在翻譯時所根據的文本，就是Brian Vickers的那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