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芥川龍之介與友人，中間蹲坐者為芥川龍之介，照片最左邊者為菊池寬。

芥川龍之介（1892-1927）生于東京，本姓新原，號“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壽陵余子”，筆名“我鬼”。出生后9個月，其母精神失常，旋被送至舅父芥川家作養子。芥川家為舊式封建家族，家庭氛圍對其日后的生命歷程和文學遍歷皆發生很大的影響，芥川中小學時代的讀書經歷或閱讀范圍包括江戶文學、《西游記》《水滸傳》以及泉鏡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鷗外等近代日本文學巨匠的作品。1913年，芥川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1914年與豐島與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寬等兩次復刊《新思潮》，促進了文學新潮流的文壇傳播。隨后發表的短篇小說名作，有《羅生門》（1915）《鼻子》（1916）《芋粥》（1916）等，確立了芥川新興作家的地位。1917年至1923年，先后出版了《羅生門》《煙草與魔鬼》《傀儡師》《影燈籠》《夜來花》《春服》等6部短篇小說集。

芥川龍之介的文學創作始自歷史小說，后轉向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題材，最后則是現實題材小說。1927年7月24日，因健康、思想壓力等多重原因，芥川龍之介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藥自殺 ，時年 35歲。一般認為“芥川自殺”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相關，使追求“藝術至上”的芥川龍之介感到了強烈的時代躁動與不安，過分敏感的神經令他懷疑自己小說的藝術價值。文友菊池寬和久米正雄逃向了通俗小說，芥川龍之介卻苦于無法效仿。他這樣表述自己的心中苦悶，“我所期望的是不論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不應失去精神的自由”。“芥川之死”對當時的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壇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有人謂之為“北村透谷第二”。此外一年一度、延續至今的“芥川文學獎”亦是日本現、當代文壇最具影響力的純文學大獎，在文學創作方面長期發揮著重要的獎掖和推動作用。

芥川最重要的文學成就在小說，樣式上擅長的是類似于江戶、明治時期歷史小說的特殊類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獲夏目漱石高度贊賞。《鼻子》的創作特征，在以現代小說的創作方法，將日本古典《今昔物語》第二十八卷中的特定故事及《宇治拾遺物語》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簡素的語言實現了再創作。短篇名作《羅生門》亦為同樣類型的歷史小說，出處同樣是《今昔物語》。據日本文學史論家西鄉信綱的說法，《今昔物語》原本的相關描述樸素而簡單，顯現為一種沒有思想性虛飾的原色調，芥川卻給那般“存在”增添了人類的“認識”與“邏輯”。芥川的歷史小說，通過生動的故事性虛構探究了相對抽象的觀念問題。《羅生門》的描寫懸念迭起，同時顯現出故事中探究抽象理念或哲學問題的意欲。仆人和身為盜賊的老嫗處于同樣的生存理由中，餓死抑或淪為盜賊。另一部歷史小說代表作《地獄圖》，亦在環環相扣的精湛描寫中，展現了驚心動魄的哲理性或理念性的藝術畫面，通過一種極端化圖景展示了權力與藝術的對壘。《地獄圖》也被稱作芥川龍之介“藝術至上主義”的一個宣言。芥川龍之介的創作生涯，前后歷時僅10年余（1916-1927）。創作傾向上，他厭棄自然主義的忠實告白，題材上則選擇了無關乎“自我”的往昔世界——《鼻子》《羅生門》《地獄圖》《枯野抄》《孤獨地獄》《忠義》《基督徒之死》乃至《戲作三昧》等，皆為特具類型特征的歷史小說。芥川龍之介歷史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還在于，一般認為，森鷗外的歷史小說是尊重歷史事實的，芥川卻以近代式理性的精神自由，隨意地解釋歷史或披著歷史的外衣描寫現實性主題。有觀點認為，芥川的歷史小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小說而是盧卡契所謂的“歷史現代化”或“歷史的假托”。

另一方面，芥川龍之介的文學觀念或作家氣度也曾受到森鷗外和夏目漱石的影響，其現實生活異常純粹，一切圍繞著文學。他十分了解日本、中國和西洋的歷史與文化藝術，對日本的和歌、俳句、現代詩歌乃至古代美術和戲劇，也有著很深的造詣或了解。芥川龍之介又被稱作日本最后一位富有東方文人色彩的文學大家。一種另類批評值得一提。在當代日本著名文論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也曾提及舉足輕重的芥川文學。他說有趣的是某種反“文學”志向（“私小說”）促成了日本“純文學”的形成，日本“私小說”作家對于“透視法式的裝置”或超越論式意義缺乏清醒的自覺并認為沒有那般自覺的必要，相反對此具有明確自覺意識的卻惟有晚年開始厭棄結構式寫作的芥川龍之介。柄谷行人認為，重要的并非芥川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文學動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識地創作那般“私小說”，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歐的動向與日本“‘私小說’式的作品”結合在一起，使此類“‘私小說’式的作品”作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義。這樣的評價有趣而獨特。柄谷又說，“私小說”作家其實無法理解（芥川的）這種視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潤一郎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私小說”作家的觀念中，他們以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寫“自我”，與西歐作家的所為一致。實際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與“虛構”而是“私小說”具有的“裝置形態”問題，芥川的觀察基于無中心的、片段的和諸多關系的視點。柄谷行人這些評價異常難得、準確地證明了“芥川文學”對于日本現代文學的重要而特殊的意義。

芥川小說的中文譯介，最早見之于魯迅、周作人編選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魯迅最早翻譯的是芥川的名作《羅生門》和《鼻子》。1927年，開明書店出版了魯迅、方光燾、夏丏尊等翻譯的《芥川龍之介集》，《羅生門》和《鼻子》仍采用了魯迅的譯作。夏丏尊翻譯了若干中國題材小說如《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外加芥川非小說類作品中至關重要的《中國游記》。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學創作界和翻譯、研究界一直重視芥川龍之介在近、現代日本文學史上的重要影響與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中國日本文學翻譯、介紹新的高潮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樓適夷翻譯的《芥川龍之介小說十一篇》；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文潔若、呂元明等翻譯的《芥川龍之介小說選》；一些日本文學選集中也重點納入了芥川的作品，如文潔若、高慧勤分別選編的《日本短篇小說選》等。1998年世界語出版社出版了葉渭渠主編的《芥川龍之介作品集》。2005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魏大海主編的《芥川龍之介全集》。

總的說來，芥川的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兼有和歌、俳句、隨筆、散文、游記、評論等多種文類。漢譯《芥川全集》悉數翻譯、出版了芥川的非小說類散文作品。但多數散文、隨筆并未受到特別的關注，惟《中國游記》是個例外。游記包容了時代、國別、地域等比較性的多種文化要素，為特定的比較文化或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本或素材。

有趣的是，除了《中國游記》，芥川在1924年的隨筆《僻見》中還論及章太炎。

“先生確乃圣賢之人。時聞外國人嘲笑山縣公爵、贊揚葛飾北齋、痛斥澀澤子爵，聞所未聞哪位日本通似章先生那般一箭射向因桃而生的桃太郎。先生此箭，其真理性超乎所有日本通的雄辯。”

在短短12年創作生涯中，芥川寫過148篇小說，55篇小品文，66篇隨筆及大量評論、游記、札記、詩歌等。芥川的小說文字典雅、洗練、辛辣、精深有趣且寓意深刻。散文中屢屢成為中心話題的《中國游記》，則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歷史文化斷層，是“日本人眼中現代中國”的代表性文本之一。芥川散文的特色首先關聯于其短篇小說“鬼才”的特殊文體或寫實性的寫作功力；其次在于有感而發的作家秉性，善于觀察提煉、顯微闡幽、直抒胸臆；芥川散文的第三個重要特征則是文豪的博文強識和博通經籍。這樣的文體特征同樣顯見于《中國游記》和《侏儒警語》。博古通今學貫西東的現代文豪熟知西洋、歐美乃至中國的文學、藝術和文化事情，是其文章的美感來源之一，也在其真實感受的如實抒發。

芥川強調并于創作中證明，他所尊崇的文藝美學首先是真實，許多真實的場景或感受若是不寫出來，其小說、其散文、其游記就會白白失去真實性，也會對不起讀者。這種特質，淋漓盡致地表現在芥川與中國文化名流章炳麟的面晤對談中。他寫到章炳麟的一段表述：“那么，為了中國的復興，該怎樣做才好呢？此等問題不論去怎樣解決，都不可能來自空談。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杰’。其方法，并非演繹自一個片面的主張，而是從無數事實中歸納、總結出來，這才叫作識時務。識時務之后再制定計劃，所謂‘因時制宜’，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前面提到芥川敬佩章炳麟的學識與人格，包括章對日本民間藝術形象“桃太郎”的凌厲一箭。然而有趣的是，芥川在與章炳麟的現場對話中卻表現得十分尖刻。芥川并不屑于做一個“識時務者”。他一面對中國、西方的文化藝術不吝溢美之辭，趣味津津地比較中國女人與日本女人的美丑；一面又毫不掩飾、直言不諱地挑毛病。

芥川散文中《“私”小說論小見》《芭蕉雜記》《文藝的，過于文藝的》和《西方之人》等文藝雜論，從各個方面論述、討論、辨析了文藝的本質。文論中，芥川表現出博覽群書的大家風范，且從各個方面強調了自己對于文藝或藝術的認識。他在《文藝的，過于文藝的》一文中，說到自身的定位問題，他說：“不知是誰給我貼的標簽，我成了所謂‘藝術派’的一員。（世界上恐怕僅有日本存在這等名稱或存在產生此等名稱的氛圍）我并非僅為自身人格的完成而寫作，當然，也不是為革新現今社會組織而創作，我的創作只為造就我內心世界的詩人或造就詩人與記者。故此我無法等閑視之‘野性的呼聲’。”這，或許正是芥川所有文學創作的一個注解。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