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illis米勒教授在演講

2021年2月9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朋友發的米勒（J. Hillis Miller）教授去世的消息，真是難以相信，在朋友的微信后面跟帖詢問真假。雖然我也知道，一旦這樣的消息出來，大概不會有錯。自己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到推特上去看，也有不少美國學者在轉發此消息。但我還是想看到更加正式的消息，我登陸米勒先生所在的美國加州大學厄灣分校的官網，還沒有。當時還抱著僥幸的心理。但第二天，2月10日，加州大學厄灣分校的訃告就發布了。米勒先生確已歸去了。

米勒先生（1928-2021）是美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早年以優等生本科畢業于奧柏林學院，隨后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2）。之后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達20年之久（1952-1972）。1972年他到耶魯大學任教，這一教，就是14年。正是在這里，他成為著名的耶魯學派骨干成員，與保羅·德曼、哈特曼、布魯姆一起被稱為“耶魯四人幫”。1986年，他加盟加州大學厄灣分校，成為杰出研究教授，一直工作到他去世為止。

看到很多朋友在懷念米勒教授，我也想到了學習他的理論、翻譯他的著述與見到他時的一些情景，包括和他的一段短暫交往的故事。

為什么會強調中間名——Hillis？

最初了解米勒教授，自然還是學習西方文論時。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解構主義大師。但我最早在學習文論時，感到最有趣或者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是他的名字J. Hillis Miller。因為一般西方人都會強調其姓和名，而不會強調其middle name，即中間名。中間名或者被省略，或者被縮寫。比如，海明威（Earnest Miller Hemingway），我們大都只知道：Earnest Hemingway，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其中間名；再比如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我們一般都知道是：D.H. Lawrence。而米勒先生的全名是：Joseph Hillis Miller，按照常理與習慣，應該會寫成：Joseph H. Miller，而不是他現在的J. Hillis Miller。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去一查，這才知道，米勒先生乃名門之后。他的名字全稱應為：Joseph Hillis Miller Jr.，即小約瑟夫·希利斯·米勒。那是因為他的父親的名字為：Joseph Hillis Miller Sr.，即老約瑟夫·希利斯·米勒。老米勒先生也是博士學位，一直在高校任教。曾經在名校威廉·瑪麗學院和巴克內爾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他還擔任過紐約的私立高校——庫卡學院校長，后來擔任佛羅里達大學的校長。可惜因為身體原因，在1953年他年僅54時就去世了。到今天為止，該校的健康科學研究中心（下轄6個學院）還是以老米勒的名字命名的。

他說：他很靦腆

要感謝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王逢振先生，使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米勒教授，也是由于王先生的牽線搭橋，使我有機會邀請到米勒先生與詹姆遜先生一起到我當時所在的鄭州大學來做國際學術會議的主旨演講嘉賓。

大概在1996年，當時我還在南京大學讀博士，王逢振先生將米勒先生專門為中國讀者所編選的一本文集交由我負責翻譯。這本書基本上反映了他的理論與批評的核心內容，后來收入由王逢振先生所主編的那套很著名的“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書名為《重申解構主義》。這是我真正認識米勒先生的開始。

而第一次見到米勒先生，應該是在1997年，他到中國社科院訪問并做學術報告。王逢振先生要我也來北京參加，見見大師。我自然很高興見到名家。我記得當時是在社科院一個不算太大的會議室，我就靜靜地坐在那里聆聽，并無提問。可惜，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手機，也沒有帶相機，就沒有留下照片。記得隨后與米勒先生交談，也只是簡單地問候罷了。因為社科院的人在與他交流，我作為外來者，也就沒有說太多的話。當然，王先生告訴他了我在翻譯他的著作，他是知道的。后來，王逢振先生跟我轉述米勒跟他聊天時說到對我的印象時，他說：He is very shy.（他很靦腆）

米勒先生這么說，讓我頗感意外，但仔細一想，也不無道理。他所以這么想，自然是因為我當時少言寡語。也可能是有個人性格的原因，加上第一次見面，又是在“外單位”，不說話自然給人怯生之感。但其實更重要的是，那個時候的我，以及在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非常相信甚至堅信作為批評者，應該與所研究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唯如此，才可能有更為客觀的認識與評價。這一點曾非常深刻地影響了我。我自己一直做美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于要去跟當代作家認識這件事，我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只相信文本，而且我只愿意通過文本來認識和批評作家，而不愿去聽從作者對文本的解讀。從這個意義上，我贊同理論說一旦作品面世，作家就“死”了，作品就具有了獨立的個體，作家與讀者也就站在了相同的位置，而不是具有主導的地位。對于我當時翻譯米勒先生的作品，我也作如是觀。

應該說，在后來的很多年，大概要到10年之后，我的這種觀念才開始有所動搖，因為我開始覺得，雖然這樣強調研究者與批評家的各自獨立地位并無大錯，但固執地認定兩者水火不容，也帶有研究者與批評家的傲慢。如果把作家放在讀者的位置上，他們同樣具有言說的權利，研究者與批評家也應虛心聆聽，當然是否接受可以另當別論。

為中國讀者編選《重申解構主義》

如果說過去是讀文學理論著作去認識一個僅有觀點存在的米勒先生，那翻譯《重申解構主義》是我第一次深入地去了解并理解這位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這是米勒先生專門為中國讀者所編選的文集。

正是在翻譯過程中，使我充分認識到，他的從理論到文本再到理論的批評方式多么有趣，他的文學研究要始終以文本為中心的觀點，對我后來的學術研究有深刻的影響。我最敬佩也最欣賞他的地方在于，他當然是位理論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去做將文學理論應用于解讀文本的工作，并試圖對文本做出新的有創意的闡釋，最后往往還能夠再回到理論中去，這就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也讓人對理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雖然很多人愿意稱道其文學理論上的貢獻，但我以為他更是一位偉大的文學批評家。

1998年，《重申解構主義》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譯作對于米勒先生的文學理論在中國的推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1年，該書又再版，可見這部書在中國的影響力。

米勒先生讓我感到敬佩的第二點是，他始終關注文學的現實，關注現實之于文學的深刻影響，并且堅定地用文學批評去看待現實，堅持認識現實之于文學的影響并加以深刻的闡釋。按照其輝煌成就，他早已是一代大家，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但他卻新著不斷，始終追蹤著文學的現實發展。

1997年年底，我翻譯了他的長篇論文《論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該文發表在《當代外國文學》1998年1期。該文全面論述了全球化對于時下文學研究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學批評的變化。文章條分縷析，很有見地。

“全球化與本土文化”國際會議

再一次與米勒先生相遇已經是2004年了，當時我在鄭州大學工作。大概在2003年，王逢振先生與我商議，主辦一個國際學術會議。這就是2004年6月5至9日在鄭州大學召開的“全球化與本土文化”研討會。這次會議，我們邀請了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與米勒先生，請他們兩位大家來做主旨演講嘉賓。

當時，這個會議主題很新穎。盛行之中的全球化，該如何面對本土文化？或者說，本土文化又該如何面對全球化的全面碾壓？王逢振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而那個時候的我，對這樣的問題非常感興趣。2002年，我翻譯的湯姆林森先生的《全球化與文化》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那個時期，我自己也發表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當時我和王先生商量，既然請到詹姆遜與米勒這樣的大家，當然還有不少國際上的專家，那么，我們也應邀請國內的名家爭取來一次較全面的學術對話。我們不求參會人員的規模，而要爭取開啟與國際學者對話的可能性。

那次會議我們邀請到的國外學者20余人，邀請的國內學者也是20余人，大體上對等。國內學者有中國社科院王逢振教授，清華大學王寧教授、陳永國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王麗亞教授，南京大學朱剛教授、江寧康教授等。在開幕式上，米勒先生做了《物質利益：現代英國文學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評》的大會報告。在這篇文章中，他一如既往地將理論植根于文本，把現代英國文學作品放到直接的歷史語境中去解讀，認為20世紀初的一些英國文學作品和當今的全球局勢產生了奇特的共鳴，著重分析了E.M.福斯特、伍爾夫和康拉德的小說，認為他們的作品預示了當前美國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及其給世界上各個民族和本土文化所帶來的后果。

那次會議期間，米勒先生與詹姆遜先生還應邀到學校去與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后來，我們還安排與會的國際學者和國內學者到中國著名的南街村去訪問。那次會議原本是要出一本論文集的，但到第二年，我就離開了鄭州大學，此事也就擱淺了。這是令我感到非常遺憾的地方。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印象深刻。當時米勒先生接受了河南省電視臺的采訪，談到文學批評時，他談了對中國學者的一個認識，認為中國學者在談理論的時候較少談作品，他認為這樣脫離了文本的理論，顯得大而無當。當然，我并不認為這是他對中國學者的一種批評，而是他一貫的學術主張的自然流露。

正是由于我先前所堅持的批評家要與所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的執念，我與米勒先生并無太多的私交。但我也很高興地看到，后來米勒先生經常到中國來，且成果不斷，與中國學者的交流與對話也越來越多，而這時我個人的學術興趣有了一些變化，也并沒有過多去翻譯或者研究米勒先生的著述。但我總是被他的辛勤耕耘所激勵，每次看到讀到他的著述，都會被默默地激勵著，像他這樣的名家，還在不斷地做學術，后來人更當自強啊。

An Innocent Abroad究竟該如何翻譯

米勒先后到中國有15次之多，在中國高校與研究機構做過30多場講座。他精選了15篇演講稿匯集成冊，于2015年由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發行，書名戲仿馬克·吐溫的《傻子出國記》（The Innocents Abroad）。該書后來出了中譯本，名為《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國榮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米勒先生去世后，有不少中國學者對此書的譯名展開討論。有人認為既是戲仿，譯為《傻子出國記》也無妨，但還是有更多的人反對。

我認為，“直譯”為《傻子出國記》顯然不妥，因為這個題目馬克·吐溫可以用，但米勒不可。因為吐溫是幽默作家，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他的創作風格，乃至于其所使用的反諷手法。但米勒先生則不同，這樣的說法在英語語境中，大家或許會會心一笑，但也會更多的從Innocent最樸實的意義上去理解，而不會真的理解為“傻子”。但在中文語境中，其意味、內涵則會不同。而且，我也認為，若真是按照《傻子出國記》來翻譯，這與米勒先生的個人性格、學術氣質、創作宗旨也不相匹配。

再來說《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這個譯名。這里的“萌在他鄉”，直觀看，比較對應原文，但說“萌”，大概也是譯者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但我感到這個“萌在他鄉”不太合適。原因有三：第一，這個“萌”是個動詞，而An Innocent并非動詞，兩者并不完全對應；第二，“萌”所要表達的內容，把主體說的太小了，有矮化內容或思想的意味；第三，“萌在他鄉”有個人很可愛地在表演的意味，這不大符合米勒先生的風格。

總體來說，“萌在他鄉”有別于米勒先生所說的主旨：所以戲仿，目的乃一語雙關，既暗指自己在中國是獨在異邦為異客，也說明自己是一個對中國語言、文學、文化一無所知的門外漢，以一個無知者的身份在中國講學其實是一個向他者學習的過程。

那么，究竟該如何翻譯為好呢？我建議將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譯為《異客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

用“異客”來對應An Innocent，兩者同為名詞；用“異客他鄉”可以很好地對應An Innocent Abroad。對于“他鄉”來說，“異客”自然是天真的門外漢，要想生存，也有學習他鄉文化及其一切之必要。由此可以表達米勒先生的雙重本意（門外漢與學習者）。同時，這個詞相對中性，不會因為米勒先生的借用、自謙乃至自嘲而有辱先生的文風與品格。謹以此文，紀念文學批評家J. Hillis米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