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與太陽》是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包括中文版在內，《克拉拉與太陽》將于3月全球同步發行。簡體中文版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對石黑一雄來說，2017年的10月5日是個大日子。經過幾個禮拜的討論，他妻子洛娜打算出門換個新造型。她和石黑一雄在倫敦的戈德斯格林住了許多年，這天，她正坐在附近一家名叫漢普斯特德的沙龍里，一條新的訊息突然在手機屏幕上一閃而過。

“不好意思，我必須得暫停一下。”她對理發師說，“我丈夫剛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得過去幫幫他。”

回到家中，石黑一雄還在吃早餐，他的經紀人打來電話向他通知了消息：“這與布克獎相反，先是有一個入圍名單，然后是一個入圍名單，就像一陣接一陣的雷聲響個不停，但并不讓人激動，直到諾貝爾的獲獎名單正式公布，那時，就像藍天中霹靂劃過一道閃電——哇！”

名單公布不到半小時，他的家門外就擠滿記者。他給母親靜子打電話。 “我告訴她，我獲得了諾貝爾獎，奇怪的是，她似乎并不感到驚訝。”他回憶道。“她說：我覺得你早晚會得的。”石黑一雄的母親在兩年前去世，享年92歲。在他的最新小說《克拉拉與太陽》中，部分內容與母親有關，這本新書也是獻給她的。在他看來，“我的母親與我成為作家有很大關系。”

石黑一雄 人民視覺資料圖

最近，他和《衛報》記者在zoom上展開了對話，他呆在備用臥室里，女兒內奧米的大學本科書籍散落在書架上。他介紹說，他的房間很小，只能放兩張桌子，一張用來放電腦，另一張是寫字臺。對于采訪，他幽默地提到約翰·勒·卡雷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將采訪過程與審訊相提并論。面對質疑，他懷著輕松的態度，也非常細致地用幾個小時來談論他的小說。

小說要探討的是，技術的革新意味著什么

在文學界的定義里，石黑一雄算得上是年少成名。1983年，在他27歲時，他就登上格蘭塔首屆英國最佳小說家名單，還是最年輕的一位（與馬丁·阿米斯，伊恩·麥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一起出現），后來他又獲得了布克獎。在他看來，作家的年齡很重要，許多偉大的小說都是由20多歲和30多歲的作家創作的。他的女兒內奧米在28歲時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共同地面》，這令石黑一雄大為高興。每當人們問他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時，他總是回答：“作家們在60多歲的時候得獎，靠的卻是30多歲寫出的作品。”

在他的小說中，偏愛封閉的環境，比如村莊、寄宿學校等，他筆下的人物角色常常處于某種形式的自我封鎖，他對日常細節的關注和幾乎夸張的扁平風格，抵消了夢幻般的情節和被壓抑的情緒強度。

小說《克拉拉與太陽》

《克拉拉與太陽》發生在未來的美國，主角是人工智能克拉拉和她的擁有者喬西。在石黑一雄的設想中，到那個時候，機器人已經和吸塵器一樣普遍，基因編輯成為常態，而生物技術的進步已接近重塑獨特的人類。在他眼中，這不是一種奇怪的幻想，人們只是還沒有意識到今天已經存在的可能性，“亞馬遜推薦”僅僅是個開始。 “在大數據時代，我們也許可以開始重建某人的性格，以便讓他們死后繼續工作，弄清楚他們下一步要在網上訂購什么，早飯會吃什么，或是喜歡聽什么樣的音樂。”

為了寫這本書，他刻意沒有讀伊恩·麥克尤恩的小說《我這樣的機器》或珍妮特·溫特森的《弗蘭西斯斯坦》，這些書也提到人工智能，但是角度卻截然不同。在石黑一雄眼中，克拉拉就像一個機器人看護，但她也是一個潛在真實存在，當喬西生病時，克拉拉會被安排取代她。在新書中，石黑一雄試圖發問：在一個人類不再獨特的時代，那些獨屬于人類的情感會發生什么變化？人類的靈魂又是否真實存在？

這本書重新審視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小說《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背后的想法，《莫失莫忘》講述了三個克隆人少年的友誼，他們只能活到30歲，到那時候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會被摘除，用于手術移植。這兩本小說都提出了用真愛推遲或擊敗死亡的可能性，他的另一本小說《被掩埋的巨人》中也明確體現了這一點。在他看來，即便人們不相信來世，不相信靈魂，不相信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也應該明白，這是人類之所以為人的體現，這些幻想或許會讓我們不那么精明，但是會給我們的人生帶來巨大的力量。

對于內容的雷同性，他絲毫不感到抱歉，他甚至引用電影導演對“連續性”的觀點（他是一個忠實電影粉絲），并且表示他的前三本書本質都是對之前的重合與復述。他說：“小說家們總是不太喜歡重復自己，但我認為這是完全有道理的：可以不斷地嘗試，直到距離自己想說的越來越近為止。”他喜歡通過改變地理位置和體裁來展現出新意，他喜歡在不同體裁中跳躍：比如《我輩孤雛》是一本偵探小說，《莫失莫忘》是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而《被掩埋的巨人》是幻想小說。《克拉拉和太陽》則是一種全新的“童話故事”，但依舊是石黑一雄的固有風格。

女兒說：給孩子們講這些故事會讓他們受傷

《克拉拉和太陽》的原型取自他在女兒小時候為她編造的一個故事，他本來打算依靠這本書打進兒童圖書市場。“我有一個很棒的靈感，很適合改編成插畫故事，所以我就去問內奧米她的想法，而她面無表情地看著我說：你不可能給孩子們講這樣的故事，他們會受傷的。最后，他還是決定為成年人寫這本書。

他的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讀者，如今，女兒內奧米成了他的編輯。“當一個作家成名后，往往編輯就不想碰他的書了，因為他們會擔心他可能隨時會投奔自己的競爭對手，所以我現在非常感謝家人為我所做的一切。”對他而言，與諾獎有關的一切，宛如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當我坐在書房里，絞盡腦汁地思考將來要寫點什么的時候，諾獎給不了我任何幫助，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斷來完成自己的作品。”

每本書的寫作他大概都需要花費五年的時間，先是經過漫長的時間思考，然后再是快速地寫出初稿，石黑一雄經常把這一過程比作劍術：“你們靜默地看著彼此，草葉在身下浮動，天空中醞釀著緊張的氣息，你的大腦飛速運轉，之后，就在剎那間它發生了，刀劍在空氣中劃出呼呼的響聲，你們中的一個被擊中，怦然落地。”他解釋道，在屏幕上揮舞著一把假想的劍。 “你必須完全正確地思考，然后當你拔出那把劍時，你就做到了。”

石黑一雄的母親在講故事上很有天賦，她經常在飯桌邊講些戰爭故事，也會表演莎士比亞的劇中段落。在石黑一雄16歲時，他從母親那里得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盡管有些破破爛爛的，但母親告訴石黑要好好讀這本書，于是他從一開始就被深深吸引，直到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母親向他介紹了許多經典著作：“她成功說服了一個對讀書不感興趣，只想聽音樂專輯的男孩，他找到了這些書中重要的東西，并從中獲得了人生的啟迪。”

1959年，石黑一雄五歲時，一家人從日本搬到吉爾福德。他的父親是一名海洋學家，與英國政府簽訂了為期兩年的研究合同。在石黑一雄心中，父親的性格中既有科學家的天才，也有孩童般的幼稚和無知，這也成為克拉拉的原型。父親退休后，他所發明的預測海浪波動的機器在花園底部的棚子里呆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倫敦科學博物館提出，要把它收藏到新建成的數學畫廊中，向大眾展示。后來，女兒內奧米也成為了作家，這對石黑一雄來說是一個光榮的時刻。

他的父母在他16歲時為他買了第一臺便攜式打字機，但他卻一直想在20歲時成為搖滾明星。他特別想成為歌手，像他的偶像鮑勃·迪倫一樣，在臥室里寫100多首歌曲。如今，他仍然與美國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創作歌詞，還擁有至少九把吉他。迪倫在前一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石黑很高興。他說：“迪倫得獎是當之無愧的” “我認為像迪倫和倫納德·科恩和瓊尼·米切爾這樣的人，既是文學藝術家又是表演藝術家，而且我很高興諾貝爾獎能夠認識到這一點。”

在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說《我的20世紀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結尾中，呼吁要加強文學的多元性，不要把不同的藝術形式完全分裂。”他希望文學不要固守在原有的圈層內部，而是要接納和包容來自不同領域、民族、環境的作者。“我們必須拓展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界，囊括更多的聲音，第一世界文化精英的舒適區以外的聲音。我們必須更加勉力地搜尋，從迄今為止尚不為人所知的文學文化中發現寶石，不論那些作家是生活在遙遠的國度還是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群中。其次：我們必須格外小心，不要將‘何謂優秀文學’定義得過于狹隘或保守。下一代人定會用各式各樣嶄新的，有時甚至令人暈頭轉向的方法來講述重大的、絕妙的故事。”他提到。

對于接踵而來的采訪要求，石黑一雄經常表示禮貌地拒絕，他形容自己是“一個精疲力盡的作家”。他女兒曾經就他在氣候問題上的不作為表示不滿，他承認自己的錯誤。“我總是對她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個能源問題，我這個年齡段的人，花了很多時間來擔心戰后局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之間的斗爭，我們太累了，無法承擔這么多責任。”

在《克拉拉與太陽》中，他開始擔心未來，不僅是關于氣候變化的后果，更多的是有關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和大數據，以及這些新科技對公平和民主產生的影響。“資本主義本身的性質正在改變它們的模式。”他說，“我對未來我們是否能控制這些技術感到擔憂。”

但他希望讀者會覺得這本書“讓人感到既樂觀，又開朗”。就像萊昂納德·科恩所說的那樣：“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即便身處艱難的世界，你依然能尋找到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