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熟知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是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后殖民研究學術領域創始人，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他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東方學》一書提出了“東方主義”的概念，針對西方對“東方”的描述進行了著名的后殖民批判，這對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于歷史學和東方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

薩義德一向清晰而堅定地認為，批評家的作品比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更重要。他曾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才是最有能力挑戰權力、改變世界的人。

然而，薩義德還有鮮為人知的一面。一位備受尊敬的巴勒斯坦學者和文學評論家的新傳記透露，薩義德私下里曾寫過詩歌和小說，但甚至沒有對他的朋友提起過。

這部名為《心靈之所：愛德華·薩義德的一生》（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的傳記，預計將于3月18日由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作者蒂莫西·布倫南（Timothy Brennan）在這部傳記中首次披露，2003年因白血病逝世后，愛德華·薩義德留下了兩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一部被退稿的短篇小說和至少20首詩。 

布倫南曾是薩義德的學生，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他從薩義德的家人那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觸這些未發表手稿的機會。除此之外，他還在傳記中揭露了，終身教授文學的薩義德，是如何在1992年開始逐漸拒絕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小說的。

“我認為他發現了寫小說的巨大缺陷。”布倫南說，“他發現，如果你的意圖是改變世界，那么寫小說這個行動注定失敗。”他認為，薩義德的結論是“對于那些想要推動政治變革的人來說，寫小說并不是實現抱負的最佳工具”，而這部分源于他自己作為一個不成功的小說家的經歷。

當時，薩義德已經親身發現了作家們在試圖通過寫小說來干預政治時所面臨的挑戰，但他選擇將這種可能令人尷尬的個人見解和他未發表的手稿一起保密。

當他的著名小說家朋友給他寫信，勸他考慮寫小說時，他的信件顯示，他要么無視他們的要求，要么含糊其辭地問他們，他到底要寫些什么。“很明顯，他是在想盡辦法不讓人們知道（他寫小說的嘗試），他在誤導他們。”布倫南說。

布倫南認為，最多“可能”只有一兩個人知道薩義德想寫小說。“我一次又一次地詢問那些與他相識了一輩子的人們，他們都說他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薩義德未完成的兩部小說都是政治性和自傳式的，背景都設在中東。

第一部小說名為《挽歌》（Elegy），長達70頁，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開羅，薩義德在那里度過了他的童年。他于1957年開始寫作這部小說，當時的他22歲，這比他寫作《東方學》早了20多年。

布倫南認為，薩義德當時試圖在尋找一種方式去解釋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理解的事情，即“有一種獨立的阿拉伯文化，它成功地協調和拒絕了外國在開羅等地的影響力”。

布倫南表示，薩義德的詩歌同樣“浸透了阿拉伯色彩”。他的一些寫于20世紀50年代的詩歌表達了“一種明確的反殖民情緒”，探索了“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和在黎凡特長大的感受（注：黎凡特是歷史上一個模糊的地理名稱，廣義指的是中東托魯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不包括托魯斯山脈、阿拉伯半島和安那托利亞，不過有時也包括奇里乞亞在內。西奈半島有時包括在黎凡特內，不過一般被看作是黎凡特與埃及北部之間的邊緣地區）。正如薩義德在他的一部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在黎凡特，“每個人的腦袋都像向西方轉的風標”。

還有一些詩歌則比較私人。布倫南說：“在他的詩中，我最喜歡的是一首非常性感和可怕的詩，它是1962年寫的，我想那是關于他和第一任妻子的糟糕關系的。”

這首名為《微小的轉變》（Little Transformation）的詩2月21日首次發表在《觀察家》上。詩中寫道：“你突然發現自己對曾經親密的人感到疏遠和恐懼。這表達了一個人對你愛的女人是否忠誠的懷疑。”

布倫南在撰寫薩義德的傳記時發現，薩義德“非常癡迷于”英國詩人杰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詩，而且還會經常給他的第二任妻子讀詩。“我認為他渴望寫詩。這是他秘密的自我。相比他允許別人看到的自己，他秘密的自我更為感性，也更脆弱。”

他唯一一部完成的小說名為《聽眾的方舟》（An Ark for the Listener），標題取自霍普金斯的一首詩。這是一部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個來自貝魯特的年輕男子是如何逐漸面對被迫離開家園的巴勒斯坦家人和朋友所帶來的“明顯的傷害”。1965年，這篇小說被《紐約客》退稿，此后的25年，薩義德都未曾進行小說創作。

1987年，薩義德終于再次提筆，開始創作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有關背叛的政治驚悚小說。故事發生在1958年的貝魯特，“充滿了間諜活動，非常像約翰·勒卡雷的小說，”布倫南說，“圍繞著美國的入侵與參與其中的不同力量的政治陰謀。”

這部小說薩義德寫了大約50頁，但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之后，他就放棄它去寫回憶錄了。此后，他甚至變得更加確信“最終，知識分子比作家更重要，他們是改變議程和挑戰權力的人”。